刘肖瑶
人人皆知，广州是一个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城市，这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中，中国人对广州的共同印象。今天当然也不例外，但认识不能止步于此。至少我们还要知道两点。
其一，开放包容与敢为人先，不是表象，换言之，这不是在特定时代呼吁开放、呼吁尝试之下的权宜之计、跟风之举，而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深刻内在于广州的人文传统当中。
其二，开放包容与敢为人先，不只是眼前。既然是传统，就不只对当下有解释力，而是历史形成的。广州2000多年的历史史实，持续地支持这一传统。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前者让它充满锐气，后者让它淡定从容。锐气使之进取，历史使之自信。
不可复制的基因
在经历4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开放包容、敢为人先这八个字已然成为举国共识。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地方，都希望塑造、宣扬这一品格。没有人会否认它的价值，区别只在于实现的程度。
为了投资落地、产业争先，每个地方都会出台不同的优惠政策，改善营商环境，制造成本洼地，为此甚至可能形成地区之间激烈的同质化竞争。这也是一种开放包容，一些创新性措施、做法与制度从实践中诞生，也是敢为人先。但同时，往往也是表象。
作为一种精神的开放包容与敢为人先，深植于社会土壤，表现为一种集体的真诚与无意识。它强烈地支持当下目标，但又不是由当下目标呼唤出来的。即便没有任何急切的目标，它一样自在于社会。
有心的人们一定会发现，这就是广州不同于任何其他城市的特质。这是它从出生以来走过的路决定的。
由于地缘因素，广州从不曾占据中国政治中心的位置，但作为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早在公元3 世纪，广州已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贸易和文化往来的海上通道，站在了中国货物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最前沿。
地处亚太地区海上交通要冲，历来是中国通往外域最近的出海口。广州的“海洋文明”，从一开始就意指开放、流通、辽阔。客观地理条件，是构成“人地关系”的关键要素，也是筑成一座城市文明特性与精神气度的必要条件，对奠定广州这座千年商都开放包容的经济传统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看，广州是幸运的。
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在研究15世纪至18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时曾忍不住盛赞：“世界上也许再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比广州更优越。”
近距离，指的是中国各地与世界的距离。万国商船通过马六甲海峡前来中国，广州是距离最近的良港，这是贸易得天独厚的条件。
而远距离，说的是古代中国从广州到政治中心的距离。“万国衣冠，络绎不绝”，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汇集一处，对于古代政权而言，首先会感受到一种不安全感，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车马时代，广州与政治中心如此遥远，这种不安全感会被距离大幅削弱，因此，这里的跨国商业活动更能被接受和宽容。
直接点说，广州的开放包容、敢为人先，是表达，而不是表演。
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广州始终运转着强韧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天下无外”的广阔胸怀，在万国汇聚的广州得到了最好的实践条件。将我们都很熟悉的“文明冲突论”反过来看，不同文明、不同身份的相处，需要寻求社会规则共识，也需要把共识外化为社会规则，需要共同的善意，并且需要善意的落实。如果一个地方的生存与发展，2000多年里持续提出这种需求，那幺它的开放包容、互相体谅、彼此成全，就会内化为一种精神。
历史可证。盛唐时期，广州已是世界闻名的商埠，且为了秩序和效率，开始制定一系列具有时代前沿意义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与法例，设立相关管理部门；迨至市民社会深度发育、自由开放蔚然成风的宋元时期，广州更是一骑绝尘、万商朝聚。
朝代在血雨腥风中更迭，广州也难以独善其身。但它经过喘息调整，再次站立，卷土重来，还是那个对商业抱持最大善意的广州城。风雷变幻，云起云收，广州总是坚守着一股悠久、连贯的活力。
历史告诉广州人，文化多元、思想多元、观念开放、社会包容，不被教条所桎梏，这就是通向民生福祉的自然真理。历千百劫，矢志不渝。
这就是精神。精神，是历史长久的锤炼、时间耐心地植入的基因。
精神不倒
基因的意思，指其表达是自然规律使然。直接点说，广州的开放包容、敢为人先，是表达，而不是表演。
历史总是起起伏伏，广州虽然在古代，就政治、文化意义而言，就中原历史叙事而言，“远在天边”。但它一样随着历史前行，被卷入，被裹挟。在席卷与裹挟之下，广州总是勇于抓住机遇，让历史的偶然运命，尽可能把稀有的利好垂青于己。
广州，商业是历史的，规则是积淀的，距离是遥远的，条件是便利的，应对跨国贸易，是有经验的。事实昭昭。所以，当古代的中国越来越闭锁，不时实行一口通商的时刻，那“一口”，广州就是不二之选。
明朝嘉靖年间，43年一口通商；清朝康熙年间，29年一口通商；清朝中后期，85年一口通商。广州，广州，广州。
一口通商，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前现代政权固有的不安全感在起作用。尤其是最后一次，清朝在当时是“异族政权”，直到乾隆时代，依然忧心于社会的离心倾向，对于跨国商业活动的保守观念，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它独独留下了广州一扇大门，让它向世界敞开。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在英国的坚船利炮之下，新增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4个通商口岸。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上海脱颖而出，从一个小县城变成了中国的商业中心，也是世界与东亚连通的中心。
日本京都学派学者宫崎市定分析过，英国需要把通商港口向北延伸，原因是纺织业立国的英国，棉衣、棉被在温暖的广州不好卖。而华东地区广泛发展的蚕桑、缫丝业，是它重点的原材料供应地。广州因此而“失落”，虽然仍是五口通商之一，但地位一落千丈。
广州因此消沉了吗？熟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除了开放包容的精神继续发扬之外，“敢为人先”的精神闯进了历史舞台，直接改变中国历史。
敢于斗争。三元里，中国社会大众第一次拿起武器，对抗殖民主义者。
敢于革新。在19世纪90年代，甲午战败之后，广州毗邻香港、澳门，成为了解世界政治制度的窗口，康有为、梁启超从这里出发，孙中山从这里出发。
敢于重启。1910年代，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是广州再次接纳了这位生命不息、革命不止的先行者，建立南方政府。
敢于担当。1920年代，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席卷全国，广州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公开合法地高举革命旗帜的地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发动了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
敢于直面。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世界的波诡云谲，国家仍选择将第一届“广交会”放在广州。
开放包容，敢为人先，既作为一种人文传统，更是一种城市精神，打不倒，压不垮。有一种鸟儿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翼都沾满了开放与创造的光辉。
沉淀下来的从容自信
开放包容与敢为人先是从广州的骨子里冒出来的气息，在现代中国，这一深长气息，牢牢吸引着追求财富、追求更好的生活的人们。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座城市会在物质利益面前表现出势利与奔劳，不意味着这座城市会被塑造为世故的典型。恰恰相反，它比谁都从容、淡定，沉稳自信。这种反差感，也是广州最令人惊奇之处。
异邦往来的商业传统与本土生长的市民气息，内外兼修地为广州注入了一股永生能量。在这股能量的寄托与牵引下，不论遇到何种风浪，广州都能以最快、最稳妥与平和的姿态，复归向前，不疾不徐，不骄不躁。
静时若处子，茶香袅袅，风月无边。一伺风云动，扶摇直上者九万里。
在这里肉眼可见的，不仅仅是商业逻辑带来的理性和效率至上，更有一种温润平和的理性文化积淀。
一位广州老人对记者说的话，朴素而深刻：“不像长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珠江係有起有落的，好似广州人的个性。”珠江缓缓涌起又沉落，似大地呼吸起伏，有风浪，更有坚韧的生命力，有向前无悔的魄力与搏劲。
正如广州作家叶曙明形容的那样，广州的传统气质，“像一条平缓而宽阔的河流，水所具有的包容性、流动性、灵活变化，顺则有容，逆则有声”。
即便是在特殊时代，广州的生活气，对人依然是具有改造和浸润作用的。当它与历史各阶段的革命更迭相撞，又留下来些温润平和，坚定有序的气度。
广州是一座现代城市。或者说，先进的现代性在它身上的显影，丝毫不亚于传统与稳定性。这是广州的另一大魅力：有条不紊的现代化，与从容不迫的历史传承，是并行不悖、彼此相辅相依的。
如今走在广州街头，一个最奇妙的感受，是不论走到哪里，脚下踩着的，一定是一块能说道说道的土地。从北京路商业区一站后出地铁就是见证民主革命策源的农讲所，在繁华的步行街不留神一拐弯，就闯进了曾经成立创造社的旧址。
但这些重要的“历史成员”从不声张，它们用随路可遇的惊喜告诉你：即便拥有丰厚历史，广州这座城市的主人，永远是当下的“人”与生活，广州历久弥新的生命活性，永远在于它能为具体的现在世界带去的幸福与希望。
两千余年始终如此，它的淡定、平和与中正，推动整座城市向内深化温暖与柔情，向外，则更进一步加固自身的魄力与潜力。
时逢端阳，又到赛龙夺锦的时刻。龙舟是南方传统，是楚文化的一部分，而楚文化，自骨子里就是一种浪漫主义，它上连高天，对于可能性从不设限，想象力没有边界，它又下接厚土，深植于中国传统文明，满怀家国与苍生。
静时若处子，茶香袅袅，风月无边。一伺风云动，扶摇直上者九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