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荷

金宇澄总在忙别的事。

王家卫曾说,《繁花》没任何影视的倾向,是完全可以写好多本的,金老师,却给一勺子烩了,全写进去了,有点亏。

金宇澄却认为,这是导演对自己的表扬。

他喜欢“全写进去”的态度,写父母故事的《回望》、知青最后记忆的非虚构《碗》,都是倾其所有,然后接下来,竟然画画。从A4《繁花》插图出发,做稍大一点丝网版画、铜版画,稍大一点的纸本水彩,直至120×120cm尺寸的布面丙烯,这五六年,他每年都在举办个展。

他当然也与所有茅盾文学奖得主一样,不厌其烦地接受各种文学访谈,不同的是,他的话题往往扯到了美术、画展等等题外话。

用老金自己的话来解释,因为出书的“喜悦往往只有几秒钟”。

是这原因吗?

《繁花》像一朵烟花,倏地闪耀照亮夜空,回归宁静,实在也不可能,讲座应酬、解读作品接踵而至,他继续剖开自己的生活,不断回答重复的问题……

在这类过程中,他经常的感想是:“通过种种对话和访问,让读者了解内容,我其实都写在书里了,我如果有特别的解读和思考,当时我为什幺不写下来,要留到出书以后到处说?”

作者重复谈论自己的书,是从一本书的面世、由出版方习惯性地多年不变推动开始的—他曾跟某责任编辑算过一笔账,出版方究竟是要跑多少地方,做多少场的签售、对话等等,这一路的花销、车马费旅馆费、嘉宾费,要签多少本书才能拉平呢?

编辑:这是必须做的啊,您不能这幺算的,金老师。

老金:人家台版书的特点,是做滚动小视屏,就是实习生在手机上也可以做的那种,不剧透,用留白吸引、悬念方式,选一些图片、关键词,几天换一个,手机时代,这样是不是更合适一些?

编辑:社里这方面没人手,现场活动是必须的啊。

老金:那就是说,书完成了等于没完成?作者就得继续不同场合说个没完,剧透个没完,挺不合理的,作者结束了就是闭嘴了,接下来该推动读者的反应,才最重要啊。

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只有老金自己觉得《繁花》的豆瓣评论、各种改编,包括新近出的《繁花》批注本,是读者尽情的表达,最有魅力,最重要。

老金一直回避访问,他一直说,“作者不该再自卖自夸了”。

《繁花》横空出世,承接传统小说余脉,在海派文学谱系翻起新的浪花,乘胜而起,最引人瞩目的是王家卫买下影视版权的消息。这位导演以慢工出细活儿着称,一眨眼八九年过去了,《繁花》影视版仍未面世,观众的兴趣丝毫未减。

金宇澄继续保持“不响”。

一千零一个花瓣

金宇澄的微信名“老猫”。家里有一只猫,熟谙老金作息。黎明写作,过时未起床,它就挠门。夜晚过点了,它进屋巡视,唤他去睡。

老金本人也像老猫。在照片里,他高高瘦瘦,眼神锐利,确实很有老编辑的风范,在《上海文学》工作30多年,把作者来稿看深看透,知道国内的文学—至少是文坛—是怎幺回事儿。

而一般报道,都称老金是潜伏者,是老编辑。

看老金自述,才知道他是1986年上海首届青创班成员,与孙甘露为同学,同年的9月号《上海文学》,刊有他的小说《风中鸟》和孙甘露的《访问梦境》。

他由此从文化馆调到《上海文学》当小说编辑。1991年他发在《收获》的五万字中篇《轻寒》,至今导演们仍前赴后继联系他,打算把小说拍成电影,但老金知道这是一种很难的空忙。

上帝“白送给他”的一本书,金宇澄抓住了—整理修订了一年,《收获》首发,出版单行本,直至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一中文长篇小说领域最高奖。

当年老金就感悟到,编辑和作者是完全背反的两种行当—文学编辑永远挑剔和审视,永远“势利”(面对好小说、坏小说,眉欢眼笑、冷若冰霜),而写作,是百分百地鼓励自我的一种私家行为。

当年常常在深夜,他返回自己虔诚写作的状态,反复书写某个故事段落,翌日,他再用编辑眼神去看,作为一个认真的编辑,看一个认真的作者的文字,他只觉得自己很分裂,自己的稿子,到处都是毛病。

因此,他逐渐选择了编辑。

直到2011年,他以“独上阁楼”之名到“弄堂”里闲聊,这网站里的IP未必都人在上海,但沪语当头;几天后,上海网友就注意到了这位新到的“爷叔”。

文风笔墨,正中下怀,蹲点催更,听老金话唠,他们一次一次随这个“独上阁楼”去看海上的世相与沧桑。

每日更新若干千字,人物托生,轶事变活,老金写了5个月。

他感悟到早已式微的、陌生的“传统连载”魅力。

那特殊阶段,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考虑清早“直播”的那几千字,每一节的结束语,都有悬念意味,任何的公事琐事,都比不过赶紧把故事写出的心情。他进入了常规长篇小说不同的超常轨道,仿佛有很多人都借他的笔说话,“一万个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

快意的时光,美好的生涯。

上帝“白送给他”的一本书,金宇澄抓住了—整理修订了一年,《收获》首发,出版单行本,直至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一中文长篇小说领域最高奖。

《繁花》就这样构成金宇澄十年生活的轴线。但凡有人与金宇澄开口说话,难得绕开《繁花》。

金宇澄自述《繁花》突然的馈赠。

“传说人一生会收到三件礼物,都是无意识中突然送来,很容易疏忽。”

他接住的第一件自然是《繁花》。第二件是绘画。

1969年下放到黑龙江农场里的小青年金宇澄,写信给上海朋友,往往自配插图,因为两地生活实在两样,画个图说得明白。7年后调回上海,在钟表厂做钳工的阶段,他学了半年机械制图,在绘画方面,就是靠这些基础。

《收获》刊登《繁花》初稿,金宇澄配了4幅地图,表示人物的活动范围,待到出单行本,《收获》责编、副主编钟红明建议说,既然画了地图,书里可再画一些插画。

这是2012年。文学生涯还未知可否的情况下,金宇澄的美术生涯就迫不及待开始了。

吃食、摆设、弄堂结构、领带扎拖把、国泰电影院往昔,“几万字写不明白的地方”,画一下。

用年轻人的话,金宇澄“入了坑”。用他自己的话,“沉迷于画无法自拔”。

绘画的单纯性,打动了在文山字海当中淘了三十几年的金宇澄。

同样拟定了题材,写作是“没完没了的词句纠缠”,画画更从容,“叙事形成的焦虑到此安静了,仿佛一切都落定了”,固定线条,细部晕染,即兴调色,推着他沉浸,完成。这个状态比写作更幽深,也更平稳,犹在梦中。

金宇澄换了一种活法?

他的画,最初有索引性,跟他的文学理念—将写作视为存档有关,“文学是把过去的生活方式保存下来”。透过现实主义的场景,城市与人虚虚实实,虚构中有非虚构效果。

他的笔触也逐渐自由捕捉到文学的意象、梦一般的超现实片段。有论者评价老金有爱德华·霍普的风格,一种“哀伤的都会浪漫主义”,或是非专业才有的无畏。女人抱着马,又或者与飞马相拥而去,气象,梦幻,现实世界层层叠叠重门洞开;小说需要大块文章还未必说清的部分,如庄周蝴蝶的况味,画面可以揭晓,无怪乎老金会爱上画画。

《繁花》插画里,小女孩趴在水缸边缘,水面上那本“繁花”被掀开,里面许多小人朝外逸出,有的坐上了船;《电影院》用了一个镜中镜式样的套层结构,画中人物在看电影,电影里的人又在看电影。

插画《公寓女人》里,“魔都”之手提起一幢欧式公寓,露出女子红唇……

《东方明珠》也是凭空一只手,把着名尖顶像红酒杯一样端起,像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大手经过,将人世细碎恩仇爱恨降低到另一维度,正像文学常做的那样。

这是2016年之后的改变。

最近的报道中,他常常像某些成熟的画者一样,画都上了展馆的墙,还会带着笔墨修补几笔。

老金这不务正业的、弯弯曲曲的路线全貌是—由农人转为工人,由工人转为作者,由作者转为编辑,由编辑转为作者,现在,他由作者慢慢走向了画者。

怀疑一切

想到金宇澄,总有一个问题在大家心里一拱一拱:他什幺时候写下一部小说啊?

我也一直是在怀疑中做事,一直这样没计划,全凭喜欢。

金宇澄不愿被束缚?

被记者问到,金宇澄总说自己做事不讲究计划,“全凭喜欢”。

是《繁花》得奖之初,有读者说老金可以凭此终老的原因?

确实如此,他是不会踏入同一条河流,写《繁花》第二的。

他多次谈论文学的无力,是他清楚很多关于《繁花》的内容无法见诸文字,《繁花》或者文学,客观上仍然是有限的—作家的作用,确实都有保留。这相对于一贯教育的“灵魂工程师”高位来说,其实是不高的。

“上海是一座无边无际的森林,我只能看清眼下几平米有什幺植被,什幺昆虫,再远,就是迷雾,有朦胧黑影移动,那可能是大象、猛犸或其他巨兽……你无法知道,你能描绘脚边这一小块细节,已是莫大的荣耀,我一直深怀敬畏。”

作者是无法全知、全能,只能看到世界的个别轮廓,只能写自己熟悉的、狭隘的一角。他信奉福克纳说的:“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

记者询问,你怀疑文学吗?

金宇澄答,这不大确切吧。“记得我中学生时代,看了马克思问卷的最后一条,他信奉格言是‘怀疑一切,印象很深。我也一直是在怀疑中做事,一直这样没计划,全凭喜欢。”

再问:这是否属于自由的境界?

老金不响。

“怀疑一切”与“上帝不响”,有一点对仗。

面对上述情况,“像一切全由我定”,写完的《繁花》,作者死去,故事重生。

这份自由无定的底色,让金宇澄在灯火阑珊的地方,总在“忙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