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可馨

最近，陈春城、班宇、淡豹等青年作家考编一事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和反感。他们考取的是武汉市文联下属的事业单位，武汉市文学艺术理论研究所（芳草杂志社），文学创作岗，陈春城和班宇分别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排名第四的淡豹落选。

武汉市文学艺术理论研究所，是一家研究文学理论、文艺理论、中外文学的研究机构，出版的《芳草》是一本双月刊文学杂志，主编是茅盾奖获得者，着名作家刘醒龙。作为一家文化单位，它与公众对“编制”所投射的“正规体制”想象，还是有所不同。

而这几位青年作家考编惹人厌，主要是因为两宗“罪”。一是嫌他们作为社会竞争中的优胜者占了本就抢手的编制名额，如同当年易烊千玺被曝出考取国家话剧院的编制，激起一众网友强烈反对，最后这位00后明星迫于压力放弃了到手的编制。

另外，是认为他们这种“写现实主义题材，却吃了现实的红利”的人，背叛了某种东西。有读者就说，他们本是造梦的人，现在亲手把读者的梦毁了。班宇那本写东北沈阳产业工人下岗失意的《冬泳》被调侃为“冬泳，一直游到上岸”。

可见，公众对作家的期待是很高的，纵使许多当代自称为作家的人的学养和道德不见得会高出社会平均水平。对比古代社会，虽然文人同样是被供养，但今天的社会意识对作家的认知，经过现代化、市场化的价值淘洗，毕竟已经不一样了。高傲不羁如李白，不断地行卷，向当权者推销自己，大概也不会这样惊诧众人。

如今，社会对作家的想象似乎是某种独立人格，追求自为自在，灵魂高贵，不将自己依附于种种限制性条件，更不必说寄生于体制，应当自居于边缘，不与主流价值模式合流。

这种美好的期待与我们身处的现实，实在是错位的。而这种错位之所以会发生，因为我们的期待建立在一种“以真诚为好”的道德感上。

也就是说，作家的文学写作所关照的人群及价值立场，应当和他的个人选择与公共表现是一致的。不一致就意味着是假的，不可信的，在道德上是不好的，反过来，一致的才是真的，是可信的，在道德上是好的。所以对作家的期待是一种对“真诚”的期待。

但“真诚”尽管看起来美好，却并非理所当然。

熟悉传播学或者社会学的人，会知道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或者由莎士比亚而来的“社会角色”论。在公共意见里，我们都戴着面具，我们都在扮演，我们扮演的人不是真正的自己。这意味着，第一，存在真实的我与角色（假的）的我的区别；第二，真实的我=好的；虚假的我=坏的。这种二分法，虽然具有某种启发性，但也在阻止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自我与现代社会。

想想看，真诚最被引以为美德的，恰恰是在社会分工最为发达，安全感最为稀薄的社会，因为在这里，社会角色是普遍存在的，人只是生产秩序里的一环，生存的方式就是某个人格的片面去适应和匹配生产方式；因为在这里，绝大多数人出于自我保护，过的是一种不得不装蒜的委屈人生，自我已隐藏模糊得不见了踪影；所以在这里，现实与道德发生了分裂，最为普遍的现实，却是道德上最虚弱的。

在很多现实情境里，被赞许的真诚也只是某个萎缩的、压抑的自我，在给自己呼唤力量。它是可以的，和它是应该的，又或者它是好的，并不是一回事。所以当这个自我真的爆发的那一天，也并不就意味着是“好的”获胜了，而只是某个自我获胜了。就像罗翔曾说的，“爽”是大写的四个叉。直抒胸臆，表达直爽，不一定能让我们在智识和情感上获得更好的状态。

在这意义上，高涨的道德意识，也是另一个还没有被满足的自我在呐喊。借用美国文学批评家特里林的话：“英雄就是看上去像英雄的人，英雄是一个演员，他表演他自身的高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