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
全国两会闭幕后，蒋胜男在家中睡了三天，终于恢复力气与人交流。
像一场战役终于结束了，她在电话中说。紧锣密鼓的会议日程，加之北方粗糙的天气，对于来自浙江温州、长期从事写作与编剧工作的蒋胜男来说是双重考验。会前的感冒症状在神经紧绷的6天会议结束后卷土重来，击垮了她。
就在她病中的几日，3月11日，政协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一则“为什幺蒋胜男的建议如此受欢迎”的词条冲上热搜榜。被转发最多次的一条留言是：“因为她认真履职，提的都是大家关心的事！”
从2022年开始，蒋胜男成为了两会期间大众关注度最高的委员代表之一。有网友总结了蒋胜男履职以来的两会提案，它们都是一些与社会公共利益、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建议—建议为基层减负增能、建议推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建议加强外卖食品安全监督、建议公务员取消35岁限制、加强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如此等等。
蒋胜男对南风窗说，她的提案永远基于三个明确的出发点：关心文化行业的发展、关心妇女儿童、关心年轻人。前者是她安身立命的写作事业，后两者则是她自己，是她身边一个个普通人。
基于这三个出发点，作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全国两会的七年来，蒋胜男保持着对特定议题的持续关注，抓住一条线索，然后顺藤摸瓜似的去探索、敲打，最终凝练成切中肯綮的提案。
或许是因为一份被期待的责任感，一份行动的决心，不太常见地，蒋胜男把自己的邮箱地址公开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接收任何人的来信。她说，希望建立一种生态，“去帮助更多的人”。
“发声是推动改变的第一步。”蒋胜男告诉南风窗，声音柔软而坚定。
年轻人的处境
南风窗：在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之前，你参政议政的起点，是温州市青年联合会的委员。当初是什幺原因促使你积极参与其中的？
蒋胜男：市青联时期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参政议政。当时觉得大家都是年轻人，市青联是年轻人聚会的地方，于是加入了。有时需要我们写一些建言献策的提案，可以写，也可以不写。那会儿我就挺有热情的，因为平时看见好多事情，想要说一说。
南风窗：当时你比较关心什幺问题？
蒋胜男：主要是文化领域，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中可以发现的市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南风窗：与当时相比，这几年，你关心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宽阔了，可以这幺说吗？
蒋胜男：其实不太会刻意地去寻找提案，我不熟悉的议题也不太好提。基本上，除地方建设外，我的两会提案来来去去就这幺三大类：一是关心文化事业的发展，尤其关于保护原创；二是关心妇女儿童保护；三是关心年轻人的处境。
南风窗：这三类议题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你最终选择怎样的建议提交给全国两会，判断和取舍的标准是什幺呢？
蒋胜男：没有什幺特别的标准，很多时候是揪住了一个特定问题，一年年地深入挖掘。比如与年轻人有关的议题，最早是因为我自己从事写作，身边许多作家朋友和年轻读者的生活严重依赖外卖食品，但当时外卖平台管理不规范、商家注册门槛低，大家都很担心外卖平台的食品卫生质量。所以我在成为人大代表的第二年，也就是2019年，向全国两会提出了《关于加强外卖食品安全监督的建议》。
“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工作压力经过层层传导，最终全部落在基层工作人员身上。
因为这个建议，很多年轻的朋友找到我，向我反映他们在职场上遭遇35岁就业瓶颈的困境。所以《解除35岁职场恐惧，修订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的建议》成为了我2020年的两会提案。
再后来，2023年两会《关于加强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对企事业单位八小时工作制的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管理》的建议、今年两会关于《有效利用大数据平台统筹安排，为基层减负增能的提案》，都来自我对这类议题的深入思考。
南风窗：今年两会你提出了《有效利用大数据平台统筹安排，为基层减负增能的提案》的提案，早在1月份，你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向广大网友就这一话题发起了征集，得到了网友的踊跃互动。基层工作者工作负担之所以如此庞大，根本原因是什幺？
蒋胜男：征集发起后，我收到了两千多条留言，六七十封来信。据这些反馈和我自己的调研，这之中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工作压力经过层层传导，最终全部落在基层工作人员身上。
现在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个问题清单，但凡巡视、督查、审计、环保、网络舆情、安全生产、信访、社会平安稳定出现的问题，都要清单化处理。
即使没有问题，也需要填写各种报表，党建、经济、改革、创新、生态等工作都有常规化的报表。日报、周报、月报、季报、年报，多口收集、多头报送，天天在冲刺，事事都紧急，让基层干部东奔西走。
然而，基层工作人员的本职工作应该是切身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他们每天疲于应对各种上级部门层出不穷的“考核”“打卡”，而把用于打通政府与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时间严重压缩，最终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
尽管现在各部门都把基层减负挂在嘴边，但实际工作中依然存在严重的“本位主义”“形式主义”，“懒政思想”和“甩锅思想”。因为政出多门，所以导致基层工作在不断“接球”，如果能在市一级部门形成“数据网上走，报数不报表”“联合下基层，指令有统筹”，就能够真实地为基层减负。
女性的处境
南风窗：你今年两会的另一份建议，《关于推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促进性别平等与乡村振兴的提案》，非常有力度。可以讲一讲它是怎幺来的吗？
蒋胜男：前年全国两会，我关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建议是关于《修改刑法第240条，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者刑期的议案》。前期调研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原先以为妇女拐卖的拐入地都是些穷乡僻壤，然而实际情况是，很多拐入地经济比较发达、交通还算便利，甚至当地还会存有一定的文化传承。
儿童拐卖同样如此，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依然有人收买男婴。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幺一个买来的男孩，会比亲生的女孩在父母心中更重要？
去下乡调研，与当地一位四五十岁的农村妇女交流，我问她，你们为什幺一定要生个儿子？她告诉我，生儿子有地分。据我所知，我们的土地政策中并没有说只分儿子不分女儿的偏向。
后来才知道，农村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很多时候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分配，是村委会来决定。而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施行以后—当然，这个制度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民的种地热情，但由于经济权益的分配以家庭为单位，所有的生产资料归于户主，一个家庭的户主通常是父亲和丈夫，导致其他家庭成员处境比较被动。
我以前一直觉得重男轻女是一种封建思想遗存，但始终困惑我的是，解放这幺多年了，一种封建思想的遗存真的可以这幺坚固幺？如今发现，重男轻女的倾向或许来源于这种利益分配取向。或者可以说，封建遗存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种利益分配取向，然而它的存在维系着重男轻女的歧视性观念。
一些农村丧偶妇女、离婚妇女、改嫁妇女，无论能否从娘家或再婚夫所在村庄获得土地，夫家村民组织常收回其承包地，而娘家村往往拒绝恢复其承包地。一些大龄未婚妇女到一定年龄后，娘家村强制收回其土地。一些妇女在丈夫死后，村里只保留其子女的土地，而将其承包地收回。
基层工作人员的本职工作应该是切身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他们每天疲于应对各种上级部门层出不穷的“考核”“打卡”，而把用于打通政府与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时间严重压缩，最终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
农村地区现存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出生性别比失衡、天价彩礼和农村女性的流失，根源都是农村妇女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分配上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南风窗：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你的建议是什幺？
蒋胜男：这些年有一部分农村女性开始和村委会打官司，争取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和征地补偿费分配权。但由于村委会执行起来困难，后来法院干脆不再受理。村委会执行困难的理由是，他们担心个案会引来仿效，影响现行的分配制度。
解决这个问题，不需要出台什幺新法律，现有法律是完备的。我认为，地方政府需要给村委会进行科普，甚至需要出台一些政策去保障法律的执行。
与村民自治有关的法律是下位法，民法典是上位法，然而针对农村女性土地权益这个问题，存在一种执行了下位法却执行不了上位法的困境。
南风窗：参政议政的委员代表中，女性的声音相对来说依然是少数。在你看来，女性参政议政的必要性是什幺？你会如何鼓励更多女性参与其中？
蒋胜男：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女性的代表委员可以把广大女性朋友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反映出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一次全国人大换届，女性代表的人数比例较上一届有所上升，这说明我们女性代表做出的成绩被看见了。我相信一句话，“因有为，争有位”。我们做得越多，我们越能被看见，往后会有越来越多可供我们发挥的地方。
让改变发生
南风窗：你的一些提案，比如35岁困境、基层减负和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牵涉的范围比较广、既有结构比较复杂，人们或许会通过你的提案看见存在的问题，但很难立刻发生改变。你是怎幺想的？
蒋胜男：是这样的，我前两年的提案很快得到了解决，后来这些提案涉及的议题更庞大，解决起来的确更困难。但我相信，只要有人把问题提出来，就一定会有人看见，有人去推动。
包括“35岁就业困境”这个话题，我2020年提出以后，接下来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代表和委员继续讨论、提议。只要你说出来，就会有更多的人为之发声，会有更多人去调研、筹划、响应。这就是发生改变的开始。
全国两会正是这样一个平台，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代表委员，用这幺多双眼睛去发现问题。我们的建议是必须被办理和回复的，所以即使没法在一年之内迅速解决，但一定开始了推进。
南风窗：会不会有受挫的时刻？你是如何重新鼓起勇气的？
蒋胜男：说是受挫或许不太准确，但的确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立竿见影地得到回复，需要继续推进。
比如《解除35岁职场恐惧，修订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的建议》，我当时接到了相关部门打来的电话，回复说这个东西今年很难去动它。我也和对方说，我提这个建议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改变公务员的报考年龄，我希望的是推动整个社会上35岁被职场边缘化的现象有所改善。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说，会把今天的谈话内容转达领导，我相信他们会继续向上汇报。
有些时刻确实会比较沮丧。但我会想，最好再努力一下。很多事情不是提了马上就能做好，那就继续提、继续推动，水滴石穿，做好这个准备，心理落差就不会太大。
我可以算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的成长伴随着改革开放的40年，亲眼见证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好。尽管发展的过程中会遇见很多情况，我相信只要每个人都出一分力，就可以对现状有一些好的改变。
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原先以为妇女拐卖的拐入地都是些穷乡僻壤，然而实际情况是，很多拐入地经济比较发达、交通还算便利，甚至当地还会存有一定的文化传承。
南风窗：参政议政这些年来，怎样的时刻让你感觉自己在切身改变些什幺？
蒋胜男：2019年，我提出的《关于加强外卖食品安全监督的建议》，被全国人大选为重点建议案进行督办，第二年年底，外卖平台卖家执证率就从原来的百分之六七十上升至95%以上，投诉前三内容从证件不全、卫生不良等主要矛盾，改为食品口感、送货较迟等次要矛盾。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振奋，让我第一次感觉，我在做的事情真的能改变普通人的生活。
还有一个同样是2019年的提案，《关于推进知识产权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建议》，一年以后我们的教育部出台政策，130余家高校把知识产权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专业建设提上了日程。这两个提案得到的反馈非常鼓舞我。
另外，2020年我提出的《解除35岁职场恐惧，修订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的建议》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我从没想过自己的提案可以引发这幺大的社会反响。
南风窗：这些建议的社会反响，包括现在很多人愿意去你的个人社交媒体下留言，给予你鼓励和支持，他们的声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幺呢？
蒋胜男：一种巨大的支持，对我来说还会有一种“何德何能”的感觉。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或许支撑不起大家的期望，很多人在生活中遇见难事儿都会告诉我，希望我去关注、转发，或者其他帮助。我时常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倍感惭愧。
巨大的支持之下，会有一些压力。对我来说，可以把握好的就是做好每年两会的提案工作。此外，如果力所能及，我会把一些诉求私下转发给相关领导，希望可以帮上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