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韶山，与家乡人民交谈。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示的毛主席写给郭梓材、刘天民夫妇的回信。
中年时期的刘天民。
毛主席哭了。
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遭遇百年未有之大洪水。一份电报中讲道：“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看过电报，毛主席流下了眼泪，还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四百八十九人”两处划了横线。
他是革命与战争淬炼的伟大战士，可短短几十字让他潸然泪下，只因其中写的是人民疾苦。“毛主席始终把人民群众当朋友，当亲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龙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乡亲
“毛泽东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韶山乡亲眼中的毛主席
“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毛主席眼中的韶山乡亲
位于湖南省湘潭市的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日日游人如织。11月的一天，《环球人物》记者走进这里，看到人们纷纷在一封信前驻足。信中写道：“寄上人民币叁百万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此处即300元），为补助日用之费。嗣后有困难，尚可设法帮助。”
这是1954年10月29日，毛主席写给韶山老乡郭梓材、刘天民夫妇的回信。毛主席得知他们生活困难后，就用自己的稿费帮助他们度日。“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毛主席对人民是真爱呀！”纪念馆里的一名游客感叹道。
毛主席与人民群众的接触就是从家乡开始的。
1925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央局委员的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韶山，一边养病，一边广泛接触群众。他利用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开办了农民夜校，教大家识字、学珠算。在讲“手”“脚”二字时，他说：人人都有手和脚，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劳动，可是吃不饱、穿不暖；地主有手不劳动，可是吃鱼和肉，穿绫罗绸缎，有脚不走路，出门还要坐轿子，这原因在哪里？合不合理？
1925年7月，韶山大旱，粮食奇缺，成胥生等地主却囤积居奇，高抬谷价，还把谷物运到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让党员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箩筐等，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被迫开仓平粜，将谷物以平价卖给农民。毛泽东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那年夏天，毛泽东召集杨昭植、彭公达等人在湘潭电灯公司的地下室召开了两次秘密会议，就是由我父亲安排和守门的。”郭梓材的女儿郭治久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时郭梓材在湘潭电灯公司上班，担任过采购员、营业员等职务，多次到安源采购煤炭，并在毛泽民处食宿。追随大哥参加革命的毛泽民此时开办了安源消费合作社，常带郭梓材买煤。郭梓材还多次与韶山老乡毛辐轩等接触，听他们在工人夜校讲课，比如对“工人”二字的讲解，“工”字上边一横代表天，下边一横代表地，中间一竖就是工人。“工”字下边加一个“人”字，就组成“天”字。工人就是顶天立地的人，如果有人欺诈，工人就该顶天立地地反对他们。这也是毛泽东在夜校等场合讲过的内容。
“父亲觉得，毛泽东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父亲愿意为他把门。他们早年就有接触，父亲比毛泽东小4岁。在父亲心目中，毛泽东志向宏大，思路广阔，见解独特，有凝聚力。电灯公司也就成了韶山共产党员活动的中转站，有时父亲还资助经费。”郭治久说。
1927年，毛泽东离开了韶山，直到32年后才回到家乡。1950年8月，郭梓材给毛主席写了第一封信，祝贺他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带领大家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度。平均地权使广大农民欢欣鼓舞，湘潭街上有些人回农村分田去了，预计农业生产将较快恢复。而由于连年战事，湘潭稍大点的工商业倒闭了一些，老百姓的购买力也低，工商业的恢复元气时间会长一些。湘潭电灯公司也在倒闭之中，寻找新的工作尚无门路，心存惶恐，如果北京的情况好些，想进京争取工作，希望主席应允。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乡亲父老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帮忙安排工作。毛主席曾告诉秘书田家英：“凡是要求我为其安排什幺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
对于郭梓材的这封信，毛主席回复道：“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北京人浮于事，吾兄工作问题，还以就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愚见如此，当祈斟酌。”行文入情入理，又不失原则。
郭梓材收到信后，不仅没有埋怨，还感到欣慰。郭治久说：“父亲认为，毛主席能够回信，本身就是一种信任和鼓舞。其实他在信中所说的希望去北京工作，更是想争取去北京看望主席，以找工作为由投石问路。后来，父亲与他人组建了一家猪鬃厂，就是遵照主席的话自谋职业。”
据郭治久梳理，郭梓材夫妇与毛主席书信往来11次，其中毛主席亲笔信4封，遗憾的是有一封遗失了；毛主席嘱托中央办公厅复信7封。“在我父亲生活困难时，毛主席总能慷慨解囊，先后6次共寄款1700元。当时生活水平不高、月人均生活费不到10元，这是不小的数目。所以对父亲而言，毛主席既是领袖，也是重情重义的仁兄。”
郭治久的母亲刘天民也是韶山人，比毛泽东小9岁，早年因家贫，5岁便与肖姓地主家的儿子订了婚，14岁便做起肖家的童养媳。肖家儿子又聋又哑又丑，刘天民备受凌辱，很不甘心。她逃到城里的一所女校，在老师的同情与呵护下半耕半读。
1919年11月，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文《“社会万恶”与赵女士》，指出这个封建的“社会万恶”是赵女士自杀的根源。刘天民险些成为又一个“赵女士”，只不过她没有自杀，而是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与万恶的社会作斗争。
“毛泽东认为我母亲的叛逆精神值得称道，还到刘家与家族长老们交谈，告诉他们‘捆绑不能成夫妻，长辈们最终同意解除婚姻。”郭治久说，后来刘天民经人撮合与郭梓材恋爱、结婚，一直从事基础教育工作，还当过校长，资助过数十名贫困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完成学业。刘天民常说：“毛主席是同情重视妇女的，我是受益者，更应对贫困女生给予同情和支持。”
1992年，刘天民去世15年后，曾受到刘天民启蒙教育、后到内蒙古传染病研究所工作的谭素文女士，带着她读研究生的女儿专程来到湖南，找到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的郭治久，请她陪她们母女到韶山毛主席塑像和安葬在韶山的刘校长墓前献花圈。她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刘校长，也没有我谭素文的今天，更没有我女儿的明天。”
“母亲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是在1927年。1959年毛主席回韶山时，父母都在湘潭工作生活，当时交通不便，加上父亲身体不太好，父母没能回乡再见毛主席一面。这是他们最大的遗憾。”郭治久说。
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韶山。在乡亲们面前，毛主席满口家乡话，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特别关心乡亲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可是当时的局面有一点尴尬。”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汪建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一开始，基层干部、乡亲们说话时，总是吞吞吐吐。听不到真话，毛主席心里多少有些不高兴。
6月26日晚，毛主席请乡亲们吃饭。开席后，他逐桌去敬酒。但当他端着酒杯来到时，各个桌上的菜都吃光了。饭后合影的时候，他几乎一言不发，饭桌上一点不剩的情景挥之不去。当晚，他没有一点睡意。
两天里，他接见了群众3000多人，他的手几乎被握红了、握肿了。家乡人民对他的真情和对好日子的期盼、几十年革命奋斗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他饱含深情，写下《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早在1919年7月14日，他就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幺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几十年过去了，乡亲们的吃饭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好。‘喜看稻菽千重浪，并不是当时韶山的实情，而是他热切期盼着能够看到的前景。透过‘遍地英雄下夕烟，他憧憬着他心目中的英雄——农民群众能够奋发图强，创造广大农村新生活。情意绵绵的诗句，充分体现着一代伟人心系民生的忧患意识和为民情怀。”汪建新说。
农民
“与人民同寿”
——毛主席送给延安农民杨步浩的寿礼
“人民救星”
——延安农民杨步浩送给毛主席的牌匾
1945年11月18日，是延安县川口区农民杨步浩40岁生日。没想到，毛主席竟给他送来了寿礼。“是一块大红绸子，上面写着‘与人民同寿5个大字。”杨步浩的孙子、延安革命纪念馆广场办主任杨宝成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杨步浩激动得不知说啥好，一个劲地说：“这咋成，这咋成……”
这要从杨步浩为毛主席代耕说起。
20世纪40年代，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毛主席号召陕甘宁边区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他和朱德、周恩来也积极响应号召带头参加。“当爷爷知道了这件事，就想，毛主席他们工作那幺忙，哪有时间种地交公粮？爷爷觉得自己很能干，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就有了为毛主席代耕的想法。”杨宝成说。
得知杨步浩要为自己代耕，毛主席被这位朴实农民的诚心感动。
“等到1943年阴历五月，我的小麦打下了，我赶着4头毛驴，驮了一石（500斤）多小麦，来到主席住的地方杨家岭，送到中央办公厅。下午，办公厅同志说，毛主席让杨步浩同志停到这，天黑了要详细谈。我说，我替主席代耕，我还想见毛主席。天黑了，主席老人家的警卫员来传我，我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杨步浩回忆道。
“杨步浩同志，请坐请坐！”杨步浩落座后，毛主席又问他：“杨步浩同志，你为什幺替我代耕？”
“主席，我原来是横山县（今属榆林市）人，8岁上死了母亲，10岁上替地主当小长工，1929年饿死我父亲和小娃，旧社会实在可憎极了。1935年11月间，您老人家给我分地、分羊、分窑洞，穷人翻了身。今年我到南泥湾慰劳军队，听说您老人家还有任务，我就替您老人家完成。”杨步浩答道。
“好，好，好！谈得我心里高兴，真是无产阶级闹革命。”
毛主席在1943年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说过：“‘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他在其他场合又说道：“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这次，毛主席就当起了杨步浩的“学生”，问道：“你的麦为啥种得这样好？”
“头伏翻地一碗水，二伏翻地半碗水，三伏翻地碗底水，立秋翻地没有水，白露时节就种麦。”杨步浩的意思是说，麦要种得好，就得不误农时。
“爷爷觉得，毛主席来了，他才是个人了，才有人权了。所以他特别感激毛主席，宁肯赶着毛驴走三四十里地，也要去杨家岭为毛主席交公粮。”杨宝成说。
早在1936年，杨步浩就加入了共产党，生产活动更有劲了。他认为，一人好不算好，全村、全乡、全县乃至全边区农民都好起来，才能更好地支援抗战。他年年多打粮食，多交公粮，打井抗旱、扫盲识字、安置难民等工作，他样样走在前面，使川口区六乡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乡。正因此，毛主席为他的40岁生日送上了贺礼。
1946年正月十五，杨步浩等人在延安向毛主席敬献牌匾。
之后，杨步浩琢磨着，要为毛主席送一块匾。1946年正月十五，他和川口区六乡秧歌队一起朝毛主席住处走去，一路吹吹打打，匾上的“人民救星”4个金色大字吸引了满街的群众。到了之后，毛主席出来迎接，杨步浩献匾。
“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川口区六乡人民祝福毛主席身体健康！”杨步浩说。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说：“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的520户、2400多人口，经常和我们中央政府来来往往，像亲戚一样。今天又送来金字匾，对中央这样的亲切，谢谢六乡的全体人民。祝六乡人民今年夺取个大丰收。”接着，秧歌队表演了“兄妹开荒”“丰衣足食”等节目。
杨步浩的代耕，一直持续到1947年。那年，毛主席和党中央离开了延安。如今，杨步浩向毛主席献金字匾的故事，被改编成情景剧，不时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旁边的王家坪革命旧址演出。
杨宝成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爷爷当年开荒种地用的那把镢头他们收藏至今。“爷爷一直跟我父亲他们讲，我父亲后来也一直跟我们讲：‘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我们家的人一直都记着这句话，这也成了我们家的家训。我要把爷爷的故事、毛主席的故事讲下去。”
劳模
“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
——毛主席请劳模董加耕吃饭时说
“毛主席是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
——劳模董加耕回忆毛主席时说
1964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71岁生日。他一直反对别人给他祝寿，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当晚，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请了一些人吃饭，名单是他亲自定的。一到场，毛主席就宣布：“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吧！”
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这次宴会是如此特殊，坐在毛主席两侧的是只有二十三四岁的两位年轻人。左侧是来自江苏盐城的回乡知识青年、劳动模范董加耕。“板凳碰板凳。”现年83岁的董加耕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右侧是来自天津的劳动模范邢燕子。同桌的还有科学家钱学森、大庆“铁人”王进喜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他们是正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参加这次宴请的老同志回忆说：“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幺工作。”
早在1945年，毛主席就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指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即带头作用，“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骨干作用，“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桥梁作用，“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就在毛主席71岁生日前5天，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这就更加需要发挥劳动模范的作用。
这次生日宴会上，毛主席不断给坐在他两边的劳动模范夹菜，口中还念叨着：“你们年轻，农村来的，多吃一点。”毛主席还问董加耕和邢燕子：“你们在乡里能看到《参考消息》吗？”董加耕说：“一个公社只有一份《参考消息》，只有一把手能看到，并且一看完还要封起来退到县里。听说要保密。我是党委委员，偶尔从书记那里看到《参考消息》，就是字太小……”听到这儿，毛主席马上对周总理说，《参考消息》要多印一些，字要大一些。
这顿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散席前毛主席还给在座的几位一人一个苹果，并一一握手告别。
劳模有很多，为什幺是董加耕坐到了毛主席旁边呢？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董加耕回忆了其中的渊源。
1961年5月4日，青年节这天，21岁的高中毕业生董嘉庚把名字改成了董加耕。“意思是我要在广大农村做更多的耕耘。”也是在那一年，他做了一个更重要的决定。当时，他是盐城龙冈中学的首届优秀高中毕业生，学校已决定保送他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这对莘莘学子而言，无异于喜从天降。可他最终在志愿书上写下让很多人不解的8个字——回乡务农，志在耕耘。
2023年11月，董加耕在江苏盐城家中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田亮/摄）
1957年2月，毛主席接见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
“我读高中时，正值重大自然灾害时期，我看到了许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新农村的事迹。我在读《毛泽东选集》时看到一篇《青年运动的方向》，这是五四运动20周年时毛主席的一篇讲话稿，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草命的，拿什幺做标准呢？拿什幺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让我很触动。”董加耕说。
就这样，董加耕用一根扁担挑着书籍和行李回到家乡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他带头提出和实施了沤田改旱田，稻、麦、棉、绿肥轮作，改良土壤，解放劳力等措施。在他的带动下，生产队的粮食获得大丰收，水乡第一次长出了棉花。他提出的轮作制在全大队、全公社乃至长江和淮河之间的里下河地区获得推广。
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了他的事迹，毛主席也就知道了这个人。当年南京市就有72名应届毕业生在他的感召下，自愿放弃高考，到苏北农村插队务农，被称为“72贤人”。
1964年底，董加耕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会都开完了，代表们都走了，周总理过来告诉我和其他3个人，先不要走，要谈一谈。就这样，周总理领着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回忆起当年宴会上的诸多细节，董加耕依然十分感慨：“毛主席是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能做到他这样和劳动人民亲密无间的领袖是不多见的。”
“毛主席深受人民群众爱戴，是因为他深知依靠人民群众，中国革命和建设才能取胜。他在1934年的讲话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幺？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幺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1938年10月的《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中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是这幺说的，更是一生真心实意这幺做的，他真正把人民当作历史发展的主体、历史前进的推动者。”陈龙对《环球人物》记者总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