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慕竹
苏州太仓人张溥才华横溢，志向高远，很早就以学识渊博闻名天下。公元1631年，张溥参加科举考试，一举中第，入选翰林院，当上了庶吉士，成为大明帝国前途远大的后备干部。就在大家都以为一颗政治新星将冉冉升起时，谁也未曾料到，他的天空并无艳阳高照。
入官场立足未稳，张溥就遇到了第一个麻烦。当时按照惯例，进士们的试卷都要集录成册，然后颁行天下，类似现在的《高考满分作文》一样，供后来的举子们学习借鉴。这个试卷的序言一定要请科考中的阅卷老师（也称房师）来写，以示师生名分。
张溥中举前以教书为业，他有个学生叫吴伟业，与他一同参加的科举，结果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名，成绩比老师还要好。吴伟业对张溥极为敬重，写序言时居然把提携他的房师李明睿晒在一边。张溥虽然知道官场上的这个潜规则，却不以为意，毕竟他才是吴伟业实实在在的授业恩师。李明睿此时已是尚书级别的高官，一怒之下，要消掉吴伟业的门生资格。事闹大了，吴伟业不得不负荆请罪，承认了自己幼稚的错误，这件事才得以平息。张溥却觉得李明睿未免小题大做，很不满意，因此与李明睿结下了粱子。
张溥的麻烦还远不止于此。在明朝，根据以往的规矩，会试的主考官都是由内阁次辅担任，首辅因为位高权重，要考虑的国家大事比较多，一般不直接插手科举的事。然而那一年，内阁首辅周延儒心血来潮，非要趟一趟这趟浑水。原来他发现那年参加会试的名士挺多，就多了个心眼，想将这些人收罗在他的名下，成为他的门生。周延儒这幺事必躬亲地一破例，自然引起了内阁中排老二的次辅温体仁的不满，他也不傻，当然知道这主考背后的玄机，两个人为这件事暗中较上了劲。
张溥能进翰林院，其实正是周延儒的有意栽培，可张溥却没往这儿想，他天真地以为那是自己才华出众、实至名归的结果。这底气一足，就难免眼光高了。
翰林院的潜规则，新来的庶吉士见到馆长就如同见严师，见到先入翰苑的前辈要自称晚进，坐下开会时不能往前排挤。张溥可不管这一套，见谁都像爷爷见着孙子似的，就差摸摸后脑勺，说两句鼓励的话了。替皇帝草拟诰命敕令时，指指点点，语气怎幺听都像领导给下属下指示。翰林们看不惯，就向内阁告状，周延儒自然好言劝解，而温体仁正气不打一处来，批示说：他有什幺了不起的？庶吉士本来就是照例培养的后备人才，能成才就留下来，不成才就离开呗，让张溥走人有什幺难的？
张溥没有躬身自省，想想自己的毛病，调整一下心态，反而跟温体仁牛上了。他搜集了温体仁结交宫内太监、重用同乡等违法乱纪的事，挥动如椽之笔，文不加点，顷刻之间就书就一份奏折，交给学生吴伟业，让他上书弹劾。吴伟业虽为弟子，老师的话不能不听，但他也深知此时去挑战温体仁的风险，于是折中了一下，将枪口调整方向，对准了温体仁的亲信加同乡、员外郎蔡奕琛。
笑星冯巩有话：“再狡猾的猎人也斗不过好狐狸。”这点雕虫小技怎能瞒得过老油条温体仁呢？张溥彻底得罪了温派，再加上李明睿时不时地给他添点小乱，虽有周延儒的呵护，他在翰林院也呆不下去了，便借着为父亲守丧，请假回家了。公元1632年，张溥的官场游未及一年，便带着无数的政治梦想黯然离开了北京城。
不过令张溥没料到的是，当他无比落寞地回到家乡，等待他的却是家乡人如火的热情。因为培养出了会元、榜眼这样的优秀学生，他的身价早已在民间大涨，当他还远在京师时，远近的士子们就跑到他在太仓的家中，向北遥拜，自称弟子，都想沾点老师的仙气。等他回到家乡，登门请求收为弟子的人更是络绎不绝。重新找到自身价值的张溥精神焕发，那一年在苏州虎丘，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民间社团组织——复社的大会，自任社长。大会盛况空前，“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作为一个在籍守制的官员，这动静闹得也实在太大了，很快就惊动了朝廷。再加上唯一赏识他的周延儒告老还乡，死对头温体仁又升任首辅，张溥三年守制期满，却再也没有得到起复的机会。张溥在家郁郁而终，死时还不到50岁。
苏辙对他哥哥苏轼四处碰壁、失意连连的解释是：才高为累，道大难容。其实这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当年嵇康学成下山时，他的老师孙登曾跟他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火一产生就有光，如果不晓得利用它的光亮，跟没有光亮没什幺差别；就如同人天生有才华，却不懂得运用自己的才华，那就跟没有才华没什幺两样。所以想利用光亮，必须有木柴，来保持光亮的延续；想运用才华，就要了解外在的客观世界，才能保全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