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婷
与心理疾病挥手道别后，原本应走向来之不易的新生。
但令人痛心的是，部分儿童青少年心理疾病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却面临着比疾病本身更为沉重的痛苦，这种痛苦并非来自个体对生命热情的消减，而是社会的不应允和不接纳。这种“无家可归”是深层次的，是社会观念的阻滞和相关机制的缺失所酿成的问题。
广东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迫切地希望，“家校医社媒”各方能达成共识，在儿童青少年心理疾病患者迎来新生的时刻，社会能给予他们实质性的包容，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宣传。只有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才更有利于他们的康复。
家庭是第一位的“避风港”
由于家庭成员常常忽视孩子的情绪发展，将轻度的情绪问题等同于叛逆或“想不开”，在贾福军的接诊日常里，大多数儿童青少年都已患有中、重度的焦虑或抑郁。
“情绪问题在生活中的表现有很多，比如与家人的交流变少、不想上学、不想起床、睡眠黑白颠倒、过度依赖网络、学习成绩下降等。网络成瘾也可以是独立的问题，但它和相关情绪表现往往交错在一起。”究其原因，贾福军说，在这些情绪背后通常隐含着不融洽的家庭亲子关系、学校人际关系，以及无法纾解的学业压力。
而在这些因素中，家庭关系是基础。通过相关案例，贾福军分析，父母过于强势往往会造成亲子关系紧张。比如夫妻双方对孩子的要求不一，甚至多有矛盾，孩子听从一方的安排，就会记恨另一方。只有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孩子在学校或外界受到委屈才会主动告知父母，并寻求他们的帮助。如果父母善于沟通，就能帮助孩子调节情绪，大事化小。若是孩子处于离异家庭、隔代养育等环境中，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融洽的家庭关系，能够给儿童青少年的心理提供保护，是整个社会支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家庭理应是我们的精神支柱。”贾福军观察到，家庭之外，一种情况是在校教师对学生未必一视同仁，甚至偶尔会批评、羞辱成绩不好的学生，导致他们产生厌学情绪。在他的接诊病例中，一部分指向了名校成绩中下等的学生。他告诉记者，相对而言，班级成绩前10名的学生心理状况较好，因为大多数学霸都有心理优势，他们可以从学习中获得乐趣、表扬和尊重。
另一种情况则是被霸凌。贾福军提及，现在诸如打架、欺负、索要钱财等显性的霸凌行为已变得很少，但隐性、软性的霸凌较为多见，比如被“小团体”孤立，会对孩子造成较大的心理创伤，且这种霸凌是长期性的，如果学生不与老师和家长沟通，这种创伤的危害只会越来越大。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位家长都有高超的沟通技巧，关键在于不要好心做坏事，方法、观念是最大的问题。要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试图理解他们。诸如‘为你好‘为你牺牲了多少的言辞，容易让孩子产生抵触心理。尊重孩子，平等对待他们，这是最重要的。虽然大家在生理、法律、伦理意义上可称为父母，但做父母所需的知识、技能却是欠缺的。”人的成长和环境密切相关，贾福军认为，无论家庭、学校，都应该对孩子有同等的尊重。
当下的多方协同仍有较大缺口
家校医社系统推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教育的进程，还存在较大的缺口，问题主要来自多方责任不明。贾福军说，一旦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父母首先要检讨家庭关系。其次是积极与学校沟通，比如学校能否批准学生一段时间的假期，这时学校的意见很重要，有些学校则直接表示不同意。在诊断结束后，有些学校又会要求学生完全康复后才能复学。
但“完全康复”的定义又是什幺？“实际上出现心理问题后，治疗、康复是长期的过程，对于孩子而言，这个过程离不开家庭，更离不开学校环境。很多学校的处理方式是‘好了再来，不好就别来，一是怕学生出事，二是怕影响别的学生，担心其他家长会提出抗议，在这个问题上，学校似乎比较为难。”贾福军指出，这时学校必须担起责任，思考在个别学生和公众利益发生矛盾时，要如何权衡。作为学生的第二家园，学校不能为了保护其他学生，就把患有心理情绪问题的学生拒之门外。
医院也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患者度过了急性发病期，家长和学校着急开具证明，想以此保证学生完全康复。“这样一来，医生也有抵触情绪。他们无法保证患者的病情不发生变化，只能对患者当下的状态做出评估，比如基本的预期，有多大的概率不会再犯病。但实际上医生的诊断证明书也不会写得那幺清楚，他们也害怕担责。”
谈及医疗系统的“摇摆”，贾福军从机制层面指出了更为复杂的原因。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精神科医师数量为6.4万人，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数量远远不够。虽然国家已经扩大了高校精神卫生专业学生的招生，但规模有限，且“远水不解近渴”。当下我国提出的以转岗培训增加精神科医师的方案，其初衷本是针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整体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水平有待提高。对轻型精神障碍患者，我国的相关管理机制还不够成熟，没有激励心理治疗的开展。
在供应量很低的情况下，患者很难约上医生。且与其他科室相比，精神科医师的收入较低，久而久之，医生的积极性也会变低，很多有能力的精神科医师会选择到社会上成立心理咨询工作室。再者，和医院内部从事心理咨询的医师相比，社会上的心理咨询师“鱼龙混杂”，其教育、医学背景参差不齐，两者悬殊较大。当下，国家相关部门还未形成有效的机制来管理和规范心理咨询市场。
另外，贾福军还提到在社会文化中较为流行的“病耻感”。每当家长向社区或有关机构反映孩子的心理问题，有些机构会反复致电询问，甚至给他们造成困扰。“这些关心背后还带有一定的歧视，这样一来，家长更容易产生‘病耻感，认为这是孩子的隐私，不愿再向任何人提及，继而影响孩子就医和康复。在当下社会，人们常把心理问题和‘精神病挂钩，动则产生歧视。”贾福军指出，如果各方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家校医社也永远无法融合。
最好的协作是在细节上达成共识
要打破各方矛盾冲突的状态，卫健、教育部门必须联合起来达成共识。贾福军认为，最佳的方式是以学生利益为中心，取“最大公约数”追求平衡，加强各方沟通。尤其是家庭和学校，这是当下矛盾的焦点所在。
儿童青少年患者康复期间，首先是亲子关系面临严峻考验。贾福军说，一旦亲子关系不好，孩子回到家孤零零的，与社会产生了隔绝，只能选择上网或睡觉，情绪问题反而会恶化。因此，如果不让孩子接触社会，不让他们返校，就无法提供康复所需的社会条件，孩子的交际能力会越来越弱。“在校就是最好的康复条件。如果无法返校，就剥夺了他们康复的机会。”
贾福军反复强调，情绪问题一旦发展至抑郁症的程度，就变成了慢性病，“不是当下治好了，一切就归零”，抑郁症急性期的病情缓解之后，还需要药物治疗，患者甚至还带有一些抑郁症状，比如睡不好觉。回到学校之后，患者可能会出现迟到、早退、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等情况，这就需要家校积极配合，让学生一边上课一边康复。
从发现心理问题到康复期间，需要细化的管理制度去照顾、约束他们。总体而言，即哪些情况需要就医、住院、停学、复学。尤其在康复期间，学校需要针对他们制定更为明确且可操作的细则，比如作业如何完成、上课提问老师要如何对待、与家长多久沟通一次等。“达成共识以后，各方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甚至开展集中培训。”
“从心理疾病病理角度，‘防未病至关重要。针对高危群体，比如家族中有精神障碍患者，由于遗传因素和后天环境，孩子产生心理问题的概率会高一些，我们就要给他们更多关爱，家长要和学校加强沟通，让孩子在学校里避免被歧视。”贾福军也提醒我们，不必太过看重遗传因素，这样反而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
另外，从教育的角度，贾福军也提出了他的看法。“总是提倡精英教育是不对的，我们对孩子的期望不宜过高，首先要让他们做一个身心健康的普通人。其次再针对他们的个性、爱好，去选择适合的成长目标。”成长之路是漫长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既可能是护盾亦可能变成利刃。守护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还需各方积极承担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