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欣
张大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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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初播出的《平原上的摩西》是很典型的张大磊作品。共6集，每集超过一小时，顺叙一个虚构城市青城（原型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发生的故事，主角为经历时代变革带着创伤生活的庄德增、傅东心、庄树一家人，以及几桩命案。罪案占比不大，人们在此地的日常占据主要篇幅。
2017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一次采访张大磊，那年他的电影处女作《八月》全国公映。这部自传式电影筹备花了四年，他那时形容，搞创作像是治病，不能不治。片子拍得很厚，剪出来很薄，就是1990年代初青城少年张小雷一家度过的一个夏天。
“自己写，自己剪，跟自己交流，安静感受。”这是张大磊的创作方式，到了《平原上的摩西》（以下简称《摩西》），还是如此。这是他第一次拍剧，也是第一次有编剧团队与他合作。一次编剧会上，有人在黑板上写公式，指出到某个时间点需要出现事件。张大磊意识到自己不想把事情想得太明白。感性的东西都量化、说清了，还有意思吗？
拉扯了三年，最终张大磊没有妥协。又一次会上，他听不下去拍桌子走了，后来又回去，跟制片人说，要不自己再写一版。
《平原上的摩西》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中篇小说。双雪涛以多视角叙事，讲述了沈阳一桩出租车司机被杀案背后的人和事，带有浓重的国企改制后的东北底色。主要角色、命案的曲折，张大磊遵从原着，但他把故事发生地由东北改为青城，贴近他的家乡呼市。比起小说，剧里添加了很多边角料、“无效信息”（张大磊自己的话）。比如主角庄德增、傅东心的婚礼上，厨师在打盹；再比如老同事多年后一起吃涮肉，喝得面红耳赤，唱王洁实谢莉斯。
张大磊和他的朋友都说，他电影、电视剧里的人有他的影子。
张晨比张大磊大6岁，是少年张大磊玩乐队时认识的，在《八月》里演张小雷的爸爸晨哥：晨哥在电影制片厂当剪辑师，在国企改革浪潮里，有人被开除了，有人扶摇直上，晨哥反应总要慢一拍，说，我觉得挺好，凭本事吃饭。
“他不聪明，甚至有点儿笨。他不会把事情想那幺复杂，但事情就是那幺复杂。他各种事情都处理不好。”张大磊总结。《摩西》里张晨演的警察赵小东也这样。警队的师父死了，他颓了十几年，想破案，不得法；人际关系紧张，婚姻破裂……
“中国人解决问题需要特别多的周旋、协调、平衡，从头到尾赵小东都不太会解决问题，办案子也没有特别巧妙的东西，你甚至感觉这太土了。”张晨说，“我觉得他（张大磊）特别像赵小东这个人物。这个时代，大家都想做那种特别机灵、特别有能力、解决问题不在话下的人，赵小东这种人笨拙，劲也使不到点上，但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八月》的片场，张大磊与张晨、孔维一讲戏
《平原上的摩西》，张大磊与童年庄树、童年李斐的演员讲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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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磊交朋友、拍电影，来来去去身边都是熟悉的人。
《八月》的制片人张建是张大磊的高中同学。拍《八月》，张大磊让张建客串台球厅老板。《摩西》第二集，街边卡拉OK，一个女人在唱《雪在烧》，那是张建的妻子。他们中学时就这样，在街边卡拉OK，唱港台歌星的老歌。
《摩西》在呼市放过一场，张建他们听着银幕里很土的呼市话，感觉特逗，“大家都会看到自己，或者说，那不是谁谁谁？”
张大磊还有个习惯，从拍《八月》开始有的。他看好多电影里的功能性人物，“出来，干了一事走了”，觉得不舒服。他认为每个人都得有自己扎实的生命线。
所以张大磊生活中的人成了这部电影里的人，这部电影里的人又成了那部电影里的人。比如，《摩西》里，中学生庄树从补习班逃课，在自行车棚遇上一个背吉他的长头发男生。庄树叫他小雷。小雷来自《八月》，“也是一逃课的少年，我觉得他俩是气味能相投的。”张大磊说。
以后设的视角看，因为那些反复出现的人、地点，张大磊好像搭建了一个虚构的宇宙。“倒不是说我去编织，或者是推着、拱着他们汇合，我是后来慢慢发现，他们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关系。反正我的片里这一类人肯定还会有。既然都有过了，就继续让他们来就可以了。”
张晨演的晨哥和赵小东——他还是短片《下午过去了一半》（2020）、《我的朋友》（2022）里的晨哥——算是明线，其他许多算暗线，一晃而过，观众不容易发现，别人不问，张大磊也不说。
采访时我提到很喜欢《摩西》里的一个串场角色：多年后，几桩命案调查即将水落石出，青年警察庄树揣着跟自己一起长大的女同学李斐的日记，不得不面对这些命案可能与最亲密的朋友相关这一残酷事实。他垮着脸到一个烧烤摊子，老板递给他一瓶酒，操着荒腔走板的粤语安慰他，失恋了也没关系。
听到我提这个，张大磊眼睛顿时一亮，说这是他刚毕业回国参加电影厂剧组认识的场工，“我写到那儿，就自然出现了这幺一个烤串的人，像是庄树生命里的精灵，没有任何铺垫就出现了，好像你干啥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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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剧本改到最后一稿，张大磊带着美术指导兰志强回呼市勘景，俩人也是多次合作了。张大磊列了个单子，二十七八个地方，挨个看，他觉得这些地方应该都在，但都没了。
《八月》《下午过去了一半》《我的朋友》《摩西》，都发生在青城。张晨记得，拍《八月》时他们带设备进老小区，老居民问，这幺烂的地方，来拍啥？到《摩西》，在小平房拍1990年代的戏份，那儿的人还是说，为啥要来拍这种地儿？“很有意思，大家觉得老旧的东西没有价值，不觉得这种时代感是珍贵的。我开始也质疑，为啥选一个破烂地方拍这样一个东西。我用了很多年才慢慢感受到大磊作品里这种迷人的地方。”张晨说。
张大磊的所有长短片作品，外加《摩西》，都发生在1990年代到21世纪初。“其实对我来说并不是历史、时代的问题，是审美问题。哪怕现在的事，我更愿意把它装到那个容器里，有1990年代的种种质感。它必然有点奇怪，有点疏离。但只能是那个样子，这就是风格了。”张大磊说。
看完《摩西》文本，兰志强确定工作的核心是，体现时代的弧光。一是要体现时间本身的变化；第二，“在时间的巨变中到底什幺不变。”
有一些在不同年代反复出现的、从始至终没有消失的地方，公安局的会议室、紫罗兰酒吧、青城公园、孙氏诊所，就是锚点。“哪怕你把周围全抹掉了，但总有东西在标记过去的时代。”兰志强说。小时李斐和爸爸李守廉去孙氏诊所打牌、吃西瓜，电视上在播歌唱比赛，青年警察赵小东唱《鸽子》。多年后，赵小东和庄树坐公交，赵小东听到诊所放《鸽子》，下来。地名、公交站名，还跟从前一样，但环境完全陌生，只有诊所的牌子还留着，搬到院内，小孙代替了老孙，“恍惚感极强烈。”
时代的变与不变最终要作用在个体身上。“每个时代造成的一些创伤，到底能不能抹掉，能不能遗忘？最后的结论，（我认为是）不会被抹去的。”所以兰志强的创作方式，是贴着人物走，由人物来做美术。
庄德增曾是时代的弄潮儿，在国企改制后开烟厂，当老板。“实际上他某一块内心时间就停滞在‘文革那时，他不停折腾，换房，永远摆脱不了原点。”儿子庄树从警校毕业了，妻子傅东心回爸爸家住了，庄德增独自在家，兰志强设计，让庄德增把枕头被子铺在客厅沙发，茶几上杂物堆满。“你从那种丰富中能看到一种空，他在这个时代的困惑其实越来越放大，他没有抓手，就像溺水的人。”
兰志强和张大磊第一次合作是《蓝色列车》，他们虚构的另一个地方叫库村——《摩西》的最后，傅东心离开家，要去的也是库村。
2017年，兰志强做美术的《暴裂无声》上映，张大磊通过导演忻钰坤联系上兰志强。兰志强看了《蓝色列车》的剧本——在监狱里待了20年的老马被放出来，回到曾经的城市，家已经被拆了，建起高楼；爱人也没了踪影；故事开始。
“这辆蓝色列车既是开往过去，又是通向未来，它的时间、空间是架空的，它有可能是中国，也可能是朝鲜、俄罗斯、苏联。”兰志强讲自己的美术概念，与张大磊一拍即合。
他们到俄罗斯勘景。张大磊曾在圣彼得堡影视大学留学。从绥芬河那边入境 ，坐中巴去海参崴，然后去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兰志强后来才知道，刚入境在中巴车上，张大磊坐前排，就用衣服包着脑袋偷偷落泪。
兰志强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很兴奋，像是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底色上贴了一点现代的东西。最后《蓝色列车》是在这里拍的。
张大磊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作品拍的都是自己的经历、记忆。“我之前也很担心自己的经历、记忆拍完了怎幺办？但后来我放松一些了。每一部作品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启发我。我不是活在呼和浩特我张大磊的生活里面，我的记忆不止于此，我的历史不止于此，我的记忆和历史慢慢到了青城、库村里，不断有新的人物碰撞，变得更真实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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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幺些年，张大磊的电影慢慢成型。有的作品下边的评论说，这一看就“太张大磊了”。“这个型未必是我的，有侯导的、考里斯马基的、伊日·门泽尔的型，也好也坏，就成了一种舒适区，我们老谈舒适区就会让人不进步。但是我总觉得，一定要进步吗？技术可以进步，但是审美和观念我可以不进步。”
张大磊的第二部长片《蓝色列车》目前尚未进入发行阶段，2020年秋天在平遥影展首映，豆瓣开分低于6分，评论两极分化。一种说，导演起码没有重复自己，一种不成熟但新的东西出现了；另一种说法是，“这步迈大了，露怯了，看来还是只能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
张大磊自己觉得，他的表达是足够真诚的，但也许还是不够真诚。《蓝色列车》有浓厚的考里斯马基的气质——张大磊喜爱这个擅以冷幽默拍平民生活的芬兰导演——剧本架构、人物呈现，都是考里斯马基式的，片子应该节奏严谨、信息集中，“我觉得他好酷，我也要去耍酷，或多或少有一种刻意的模仿，但后来拍着拍着我又回到了自己的惯性调度、任由他们在时间里面折腾的方式。它完全松散开了，对观众来说，无效信息就会大量出现，必然会出现问题。”
《蓝色列车》片场
2023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张大磊被选为“青年影像推荐官”，他想来想去，分享两点感受。第一，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第二，拍自己相信的电影。“你明白自己喜欢什幺样的、是什幺样子的，然后就认。不用去耍酷。”
《蓝色列车》之后，短片《下午过去了一半》又回到青城，拍的是长大后的小雷，在出国留学的前一天下午和爸妈去看姥爷，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银熊奖。“肯定是有局限性的，但在自己的局限性里面去闪展腾挪，其实没啥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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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那时是FIRST影展策展人的高一天看第10届FIRST影展报名影片，看完《八月》，正好天亮，他心里有种特别的安宁感，盯着床边的绿植上的一滴露水发了好一会儿呆。7月，高一天在影展上第一次见张大磊，张大磊带了一背包草原白酒，人和现在没有区别，“就一样的穿着，背一个旧旧的包。”
在FIRST的最后一天，张大磊听台湾制片人黄茂昌建议，赶末班车报名了金马。于是，那年的台湾电影金马奖，《八月》拿了最佳剧情片奖。庆功宴上，导演侯孝贤带着跟自己多次合作的录音师杜笃之、摄影师李屏宾、剪辑师廖庆松来给他们敬酒，说了些话，大意是，第一部片子给了你们这样的嘉奖，是为了让导演出来，也希望你们能继续干这份职业。张建那时说，自己还没想好要不要继续，侯孝贤说，身后的老头都跟自己合作四十年了，这是可以长期稳定做的工，张建特感动，哭了。张建、张大磊又一起做了《蓝色列车》。
再到2023年年初，《我的朋友》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单元；《平原上的摩西》入围了剧集单元。
为了工作和家人，张大磊如今住在北京。在北京生活到底该是啥样？他还没找到。焦虑有时突然来袭，他莫名其妙紧张。偶尔有回到过去的感觉，一个晴好的春日，他去幼儿园接儿子，走过一个老小区，就像自己童年时找玩伴一样，儿子过去跟街坊挖土玩泥。但很快，他们得回家了。
在张大磊的印象中，小时候都是塔可夫斯基《压路机和小提琴》里那样的雨后晴天，小男孩在路面跑过一个个水洼。他父亲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任剪辑师，厂里大家各司其职，做自己擅长的事，有的拍文艺片，有的拍喜剧、武打片。张大磊家俩屋，他住一屋，电视在他爸妈住的那屋，那也是客厅。放学，家里一屋子人，看《菊豆》的翻录录像带，讨论手法。有时候，这家和那家站在各自的阳台上聊，楼下谁路过听到就不走了，自行车一停，加入进来。
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放映厅拆除的那天，张大磊和发小们在放映厅外合影
张大磊不想长大。庄树长不大。小说中，多年后李斐与庄树在人工湖上相见，人事全非。张大磊被刺痛。“并不是改革，或者是人的命运漂浮，没那幺大。”着手改编的早期，张大磊就知道，故事发展到结尾，一定推向“两个人不可逆转的距离，人不可逆的成长”。
张晨在《摩西》里头找到了他留恋的时代质感。“那个时代大家刚刚开始有简单的物质意识，内心有落差感，但人与人之间没有那幺深的芥蒂，很多话还可以说得出来，好多情感还可以流露。当你特别落寞、难受的时候，你需要的温暖别人是愿意给你的。但再往后逐渐变了。”现在，“反而内核有点塌缩，精神的衰老感变得特别强，越来越接纳社会和体制的塑形。”
《我的朋友》故事发生在1990年亚运会结束的第二天，大熊猫盼盼的雕塑被拆除。那还原了张大磊少年时的失落伤感。“万万想不到如此大的盛会，那幺轰轰烈烈，每一个人都投入其中，突然一下就过去了，像没发生过一样。”
“他就一直活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2000年之前的世界里，人挨人肉挨肉有真实的情感。”张建说。
2015年，《八月》做后期阶段，张建到张大磊家住了几个月。张大磊每天起床做早餐，练琴，写剧本，带相机出去拍东西，回来剪，周而复始。张建看张大磊在圣彼得堡学电影时拍的视频日记，街边俄罗斯老头老太太遛弯跳舞，逐渐咂摸出凝视感。
然后张大磊将《八月》投了FIRST。原本影展提供4个人的机票，后来换成了十多个人的火车票，包括张晨、张建、张大磊、其他主演及各自的家人。他们从呼市坐火车去西宁，热热闹闹。
准备盛装，走红毯，都是第一次，跟玩儿一样。《八月》提名了6个奖。按常理说，得拿一两个。他们那时候不知道这个规律，觉得无所谓。最后真的一个奖也没得，他们还真的挺失落。
那天从颁奖的青海大剧院出来，下着小雨，张建说，大家手拉手哭。过个地下通道，斜对面的索菲特酒店里如往年一样举办庆功宴。张大磊没有表现得很悲伤，他说，他也是硬撑着，和各种新认识的人喝草原白。
张大磊
生于198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人。长片处女作《 八月》（ 2016） 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短片《下午过去了一半》（ 2020） 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短片评审团奖。2023年初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剧集 《平原上的摩西》 和短片《我的朋友》 分别入围剧集单元和短片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