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洁
早些年看过河北梆子《陈三两》，这个传统剧很紧凑，奇妙地符合西方戏剧的“三一律”。故事从沧州知府李凤鸣接受贿赂开始讲，他屈打妓女陈三两，逼其嫁给70多岁的珠宝商。剧情在审讯过程中一步步铺展，审案的知府和被审的妓女原来是十年前失散的亲姐弟。最后，陈三两的义弟，另一个更大的官员陈奎驾到，查办了李凤鸣。全剧悲情开局、大团圆收尾，反映黑暗现实时赚了眼泪，展现光明的希望又慰藉了人心。
我清楚地记得，陈奎在昂扬的锣鼓声中上场，明知道他必是正义的化身，心里却很忐忑，如果他也跟李凤鸣一样腐化变质了呢？陈三两可就真的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这一份忐忑很强烈，以至于我对全剧宣扬的正义一直不放心，也没有安全感。多年后再看改编的越剧《花中君子》，不仅勾起过去全部的怀疑，而且那份不妥贴还变成了一种不吐不快的憋屈。
《花中君子》的容量更大，故事也更舒展，一部分内容相当于《陈三两》的“前传”。李九升考取全科进士，因为不愿行贿，官职被人顶替，愤懑贫病，气绝命殒，留下弱女幼子。女儿李素萍自卖其身，从此姐弟失散。李素萍在勾栏卖艺不卖身，诗文每篇售银三两；改名陈三两。又认货郎陈奎为义弟，教其诗文。七年后陈奎赴京赶考中状元。而鸨母将陈三两倒卖为妾，陈三两不从，告到沧州官府。后面的剧情就跟《陈三两》大体无二了。
李九升的道德教育真正有效吗
真正有深意的冲突是从第二场开始的。李九升流落破寺，沉疴不起。黄口小儿李凤鸣捡到陈奎遗失在寺里的包裹，里面是一百两黄金。凤鸣没找到失主，动了贪昧之心，结果被姐姐批评，又被父亲责打。李九升留下四句遗言“祖辈清如水，家风传后代。遗言嘱儿女，洁身永自爱”，撒手人寰。
李家两个孩子无疑从小就受到父亲很好的道德教育，但恰恰在这一场，现实给了小凤鸣另一版本的教育，他的价值观遭遇到严重困扰、紊乱和挑战，以至于对以前的书斋之说有了怀疑。姐姐无非是拿“爹爹给我们讲的故事”（“廉者不受嗟来食，志士不饮盗泉井。唐朝有个裴丞相，早年潦倒也穷困，拾得金带奉还人，宰相骨气早凌云”）来教育他，要“自幼立下好志向，岂可见利就动心”。对此，凤鸣的回答是：“我没有忘记这些故事”，但是“我手持药方到处跑，无钱哪得灵芝草？眼看着老父受屈丢前程，凤鸣心里如刀绞。欲杀刘瑾腰无剑，欲走门路银铺道。爹若有此百两金，塞满衙门万事了”。
所以，当被问到“（拾金而昧）良心何在，天理怎饶”时，李凤鸣愤而辩道：“天理良心！爹爹受屈，有谁来和你讲过天理……良心？天理纵有常颠倒，良心早被狗吃掉。我爹爹满腹文才丢乌纱，那刘瑾一肚是草穿红袍。今日我无非暂借金一包，怎说天理不能饶！”
应该说，李凤鸣这一番对道德说教的质疑，对现实的不解，是很有分量的，也体现他比坚守道德教诲的姐姐更有思考力。可父亲李九升只是大吼着“住口！”给了他一个大巴掌，并再次强调那些道德信条。传统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其实是“不讲道理”的。好就是好，无限同情和颂扬，坏就是坏，不遗余力地打击。至于为什么好或不好，无非“圣人这么说”、“贤者那么做”、“上古如此”、“天理良心就这样”。
道德这些大问题，不能靠简单的耳光拍碎。试问李九升的怒斥和耳光，能解决孩子心中关于正义的疑惑吗？能加深他的思考，有助于他以后处世立身、应对世界万象、抗击非正义吗？李九升的骨气和操守固然令人肃然起敬，但他的教育方式和说服能力，却让人难以苟同。
剧本设计上，九千岁刘瑾从未露面，却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是邪恶力量和残酷现实的象征，黑暗的底色和背景。剧中的四个人分别代表了几种应对邪恶的人生选择方案。遗憾的是，细分析起来，竟没有一个人走的是通途，没有一个人的“正义”真地战胜了邪恶。
最悲壮的是李九升，他坚守理想，甘受贫寒，但越是这样的悲壮，越显示出“无能”。他对刘瑾没有丝毫抗争力量，连当面质问都不能够，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行为准则。可他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个人道德选择所带来的全部恶果，“耿直无媚骨”不仅让他付出前程和性命，而且停尸三日葬无钱，女儿被迫自卖其身，所得一半殡殓葬父，一半供弟弟读书，两者都是代父完成未尽的职责。“一纸卖契卖终生”，这是一个未成年女孩为父亲的信仰付出的代价。而且正是这种打击和变故导致了凤鸣的思想转变和道德变质。最糟糕的是，这“反抗”对于恶势力来说没有构成任何冲击伤害。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坚持正义意味着这些，那么这个价值永远都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注定不能成为多数人的选择。我们也不能这样来要求普通人。每个人都有求生求幸福的权利，这是人性本然，没有人能以道德的名义剥夺。
从另一个角度说，有道德优越感的君子常常比有羞耻感的小人更可怕，因为他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以节操傲视和褒贬他人，或对人提出过高要求，对于操守不如自己的人，生出轻慢鄙夷心来，不能体谅和宽容。恰恰是这种苛求和刻薄，减损了他们服人心的力量，剧中的李九升对儿子的粗暴打骂，就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年轻一代的三种选择
跟李九升的被动挨打、消极承受相比，剧中年轻一代三个人的选择显得积极些。忍辱负重，以图来日。李素萍将卖身钱交给弟弟时，在富春院苦苦度日时，除了凄楚哀婉，心里还是有渺茫又切实的希望：“成就兄弟志青云。”可结果呢？
对李凤鸣来说，既然现实教给他的只是侮辱和被侮辱、损害和被损害，那么他自己强大后，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变成侮辱和损害者。如果现实完全没有“正义获胜”的正面例子展示给他，就不能责备他后来的舍义贪赃。凤鸣眼看着“爹爹一生守清贫，家徒四壁谁来问”，正直为何羸弱不堪一击，这疑惑无人解答。之后，父亲（合法监护人）没能为他安排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他小小年纪隐居乡间，在孤寂中怀着仇恨独自长大，咬牙切齿发奋读书，期待重振家门。这种学习和成长的动力是扭曲可怕的。在剧中，他的人生有十年空白，没人知道这十年里他遭遇过什么，内心有怎样的变化。这样的人一朝当官，摸不清水深水浅，面对贿赂也有心理斗争，但在官场混需要应酬，应酬需要银子，靠官俸只是杯水车薪，他父亲一生清贫一生悲，他不想重蹈覆辙。加之认为妓女从良总是好事，于是决定将陈三两判给老头。
没错，凤鸣是堕落了，但他的恶自有恶的逻辑、恶的发生学，“自有根芽别样生”。不管剧本通过其他人怎样强烈地谴责他，也只是浮浅地重复宣扬善、正义或高风亮节，没有真正面对恶、理解恶、思考恶，没有对症下药，对于凤鸣的恶，也就没有真正的杀伤力和影响力。
当然，我们可以说，还有陈奎啊。陈奎和凤鸣遭遇相似，却能做出不同的德性选择，可见事在人为。他是全剧最大最亮的希望，是德性与正义的化身，是全剧真正的希望所在。
可陈奎也最让人提心吊胆。必须承认，随波逐流、趋利而动是人之常态常性，面对现实残酷，能凭一己之道德意志力保持清白品质的终究是少数。陈奎虽有却不常有，他也许给人心理上的安慰，但全社会的正义伸张，真的能指望少数人吗？
何况，小概率的陈奎式正义还有极大的漏洞。回顾正义最终获胜、“大快人心”的那场戏：陈三两最多不过依仗姐姐的血缘身份和曾经卖身的资本，从道义上骂骂李凤鸣，关键的惩处还是靠陈奎。而陈奎之所以能拿下凤鸣，靠的并非他正义，而是他的官职更大。很难想象，如果凤鸣的官大，陈奎和李素萍还能拿他怎么办！所以，陈奎的举动不仅不是正义的真正胜利，反而强化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场制度，这跟当年刘瑾仗势欺压李九升有什么本质区别？
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不仅邪恶欺凌的李凤鸣被污染，就连正义的陈奎看起来也跟邪恶的刘瑾那么相像。在最后的案情处理中，他只听了李素萍的一面之词，便直接命人将李凤鸣拿下入狱，得知凤鸣就是素萍当年失散的弟弟后，又马上改口：读书人功名来之不易，念他初犯，又是恩姐的亲兄弟，批评一下算了，大不了官降一级。同样一件事，重可革职治罪，轻可批评降职。最后却是李素萍的意见直接变成陈奎的官方判决：削职为民不问罪。这难道就是让人放心的社会正义？这跟刘瑾翻云覆手、以个人意志掌控朝政有什么不同？口口声声说秉公执法，这个“公”最后还是私人（无论好人还是坏人）的好恶和意见。这“光明灿烂”的结局，不正好证明刘瑾获得了最后的、最本质性的胜利吗？
这场戏后面还牵扯到另一个不幸的问题，也是本剧回避的核心问题：陈奎和李凤鸣怎么避免当年李九升的悲惨命运，“绕过”刘瑾的行贿法则当上官的？这个问题非常突兀地存在着，想当年，李素萍在破庙里叮咛弟弟“奋发读书苦用心”时，李九升尸骨未寒就在身边，他岂不正是“十年苦守寒窗前”，落得客死他乡？活生生的前车之鉴，李凤鸣的境遇就一定不同？如果父亲的冤屈不能昭雪，凭什么信任这个制度对另一个人会好一些？难不成一个人的一生，真就靠着“碰到谁手里”的运气？
于是，好端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分析起来竟破绽百出。刘瑾大获全胜。
不能忽视社会制度的建设
《花中君子》全剧在姐弟俩布衣扮相、田舍春意中欢快地结束，“粗茶淡饭过日子，读书做人重起头”，走的似乎正是桀溺和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