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菊 周丽锦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美）科瓦齐、罗森斯蒂尔著，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其中，詹姆斯·凯瑞的视角特别引人关注。他认为，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新闻与新闻业，是与现代民主和思想启蒙紧密关联的。它与着眼于社会控制和文化仪式的传播研究有着微妙的差别。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凯瑞提出，当代新闻业所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是新闻业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在新技术赋权的今天，割断了自己与民主的天然联系。

顺着这个思路，比尔·科瓦齐和汤姆·罗森斯蒂开始了他们“重新发现”新闻之旅。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他们试图回答，在今天这样一个自媒体和公民新闻的时代，新闻业何以可能，专业新闻工作者何以可能。

科瓦齐和罗森斯蒂不免怀旧地简单提及新闻当年如何把西方带进现代社会。由于新闻业击溃了中世纪的思想家们通过知识垄断而达到社会控制的各种努力，追求真相、形成舆论压力和争民主的浪潮便此起彼伏，启蒙与资产阶级革命因此成为可能，现代社会因此成为可能。怎么衡量新闻和新闻从业者在人类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都不为过。在美国，1789年《宪法第一修正案》以来，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权利被赋予了全体人民，但是代表人民实现这种权利的则是新闻机构与新闻工作者。他们因而断言，新闻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不论是回首三百年还是三千年，我们都永远无法将新闻和社群，尤其是比较民主的社群截然分开。”新闻与民主的分割将意味着新闻理想的泯灭和沦落。

然而，在300年后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与民主正在渐行渐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并购狂潮，使新闻业成为某些大公司的附属产业被赋予了纯粹商品生产的逻辑——以盈利为唯一目标，以发行量、收视率为唯一测量指标；客观中立的原则让位于新闻言论化的取向，新闻娱乐化则破坏了新闻的公共性原则。近年来的新闻界的现状却让人对于新闻业的角色越来越失望，新闻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有着明显下滑的趋势。新闻媒体上信息爆炸，但却没有什么真正重要和对受众有用的新闻。这样的新闻业，使人们开始怀疑新闻的意义，反思真正客观、中立、有价值的新闻是否存在，甚至怀疑新闻自由被这些新闻媒体滥用，沦为政府和商业机构的话筒。

自媒体和公民新闻的出现，则将商业化新闻业的危机进一步呈现在人们面前。自媒体在新闻媒体与社群中插入了一个新平台，人们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有了新的渠道，因此公众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疏远了。公众正在从新闻的被动的消费者转化为新闻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会综合来自新媒体和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资源组合成自己需要的信息，甚至通过写作博客和微博向别人提供相当有用的信息。他们成了自己的编辑和通讯员。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加剧了新闻的危机：在有可替代的新闻渠道和表达渠道后，不少公众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不再需要现在这种商业化的传统新闻业。

对于新闻业所面临的这些危机，科瓦齐和罗森斯蒂不禁要问：“21世纪的新闻工作者能否继续坚持为那些产生于三个半世纪前的目标而奋斗？”我们认为，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就在于作者所提出的问题，因为他们所焦虑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其中的某些内容也是当下中国的大众传播从业者正在焦虑的问题。但这不是说这本书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不值一提。他们给出的答案也就是这本书最核心的内容——新闻的十大原则：1.新闻工作者首先要要对真实负责；2.新闻工作者首先要忠于公民；3.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4.新闻工作者必须独立于报道对象；5.新闻工作者必须成为独立的权力监督者；6.新闻媒体必须成为公众评论和妥协的论坛和广场；7.新闻工作者必须让重大事件变得有趣并且与受众息息相关；8.新闻工作者应当使新闻全面均衡；9.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按良心行事；10.公民对新闻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事实上，中国传媒业的学者也在寻求社会化媒体的时代大众传媒的定位。他们要么在苦苦探索新出路，比如希望通过全媒体改造来解决技术落后的问题，要么宣称相关体制不会袖手旁观而继续混日子。然而，受众的离去绝非简单的技术问题，寄希望于技术的改良是一种将问题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而寄希望于体制的保护则表现了一种麻木和得过且过的心理，这两种应对方式都不是可取之道。与它们相比，十大基本原则的提出倒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思路：与其做加法，不如做减法。与其让自己变成一个全媒体，不如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专业和权威的媒体。

总的说来，该书作者将新闻原则分为两类：需要坚持的传统的新闻原则与需要变化的以适应现实需求的新闻原则。一方面，例如对真实、全面均衡、核实内容等方面的要求，新闻从业者必须坚持，不能动摇，坚持这些新闻中经典的传统才不会使得新闻业堕落。另一方面，又将曾经一些也被新闻记者奉为圭臬，如今又令人产生困惑的原则提了出来，让这些原则直面现实的变化，重新出发。尽管这些原则的提出基于一些经验研究的背景，但有许多原则只是一种新闻专业的意识形态。这充分体现出了美国学术研究的老毛病——看似基于经验事实，实则总是将观念与事实混为一谈，一种以唯物主义为表现的唯心主义。个中原因是美国人总是把人的意识看作是可以精确测量的对象。上述这一切都让人看到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和空洞的社会责任理论。不过，有一个原则确实为传统新闻业的未来描绘了远大的前景，那就是核实的原则。

自媒体的功能无疑是强大的，但它不是没有缺陷的。它的敌人就是它自己：它在完全否定信息控制的意义的同时也就必然导致流言传播和各种扯淡成为交流时的信息常态，而它却没有能力有组织地核实信息，及时地进行自我净化。所以，作为专业主义者的传统新闻媒体，仍然能够作为真相的捍卫者而存在，因为只有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才能比一般人更懂得如何核实真相和核实真相的意义。而且，只有当传统媒体更加倾向于报道优质和严肃新闻，不断地代表公众核实真相，而不是着力于八卦和花边新闻，它才能发展得更好。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理论“裸体与吉他”，用以指代煽情新闻与严肃新闻。意思是说：一个人若要吸引人群关注，当然可以选择脱光衣服，裸体站在街头，自然会有人围上来。可惜光靠裸体是不能吸引人群很久的，可是如果你可以弹奏吉他，并且水平不错时，自然也会有人围上来的，即使有旧的观众会退出也不要紧，因为美妙的琴声会吸引新的观众不断进来。新闻能获得收益、唤起社会的意识与共鸣，是因为新闻与公众定立的契约，一方是提供优质的信息商品，另一方则给新闻从业者权力、社会地位以及新闻自由。可一旦这种契约被商业化运作破坏时，新闻从业者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经济效益自然下滑。相反，如果新闻界为公众的信任而努力，为受众提供优质的新闻服务时，就会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受众支持。

自媒体技术对公众的赋权使公众的表达权在某些特定情境下转化为了话语权。也正是因为如此，借助社会化媒体而生成的“第五权力”正在崭露头角。在作者看来，传统媒体已经不能再居高临下地决定公众的知情权，也无法再无视公众的表达权，其传统定位正在瓦解。而且事实是，“第四权力”正逐渐置身于“第五权力”的全面监督之下。历史不可能停下前进的步伐，“第五权力”的兴起不可阻挡，这对传统传媒来说当然是一种挑战，但与此同时也赋予它一种新的使命，那就是通过不断地查找真相，去监督“第五权力”，去确证事实。

我们觉得，这本书对当代中国主流媒体的从业者很有启发，它说清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与其让传统媒体变成一个全能运动员，或者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倒不如让它在自身擅长的专业领域变得更加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