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巍
纽约时间1912年4月18日深夜，当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走下跳板这一刻起，有关泰坦尼克号上几个“中国佬”的身份及其逃生经历的各种传闻就在码头上传开了，并经由电讯和报纸迅速传播至整个美国以及全世界。4月20日《纽约时报》登出一篇题为《中国偷渡客》的报道：
从下沉的泰坦尼克号获救的人中，有6个中国人。他们在泰坦尼克号还未离开英国港口前就偷偷溜进了其中一只救生艇，当该船撞上冰山时，他们并不惊慌失措，他们知道，如果泰坦尼克号有沉船危险，救生艇会放到海面。他们随身都带着女人用的披巾，当他们听到船上有人大喊“女士优先入艇”时，他们就拿披巾把自己遮起来，让船员误认为他们是女人。
黑暗使得他们成功躲过别人的审视。直到他们被救上卡帕西亚号，才知他们是中国人。据说当时卡帕西亚号的一些船员要把他们扔回海里，但其指挥官们不想这么做，而是把他们关进了船上的囚室。至于这些中国佬当初为何未被泰坦尼克号船员及乘客发现，让卡帕西亚号上的人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联邦政府官员将这些被囚禁的中国佬带走，而为遣送他们回国而必需的手续也正在办理中。
除第一句和最末一句（或最末一句的一部分），该报道中其他有关这几个“中国佬”的身份、逃生经历和他们在卡帕西亚号上受到的对待的描述全是杜撰的，尽管杜撰得如此离奇，却立刻就被其他报刊当作事实加以转载和引用。
1910年代的美国新闻业太需要这一类能够证明“中国人的种族卑劣性”的“中国佬的故事”来激发美国公众的种族想象了，以支撑美国当时正在实施的种族主义的《排华法案》的合法性。
一个人“目睹”根本不曾发生的事，那只说明这些事发生在他的想象中，他是他的幻象的见证人。至于这几个“中国佬”到底是何身份，在海难中又如何逃生，对他们来说既不重要，也不值得关心。反正，这8个“中国佬”中有6个活了下来，仅此就足以证明他们是以一种卑劣的方式活下来的：原因无他，其“种族卑劣性”使然耳。
当鲁迅使用“国民性”或“民族性”这一类本质主义的概念时，他完全忽视了这种“历史的表情”与1842年以来西东列强长久的武力凌辱和文化殖民给中国人造成的“精神的瘫痪”有着某种关系。疗治这种“精神瘫痪症”的药方不是“全盘西化”，因为它恰是造成这种“精神瘫痪症”的原因之一。
与武力殖民不同，文化殖民是一个缓慢的“分子入侵”过程，尤其是对中国这个当时依然享有半主权的“半殖民地”而言。文化殖民将一种民族自卑感渐渐打入中国人的心理，它利用各种文学形式和后来的影视形式，一点一滴地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意识、情感和想象，在其深处培养一种足以瓦解其集体意志的民族自我憎恨，以最终夺取这个国家的文化领导权，控制其精神。这同时又意味着它难以被察觉，更难以被根除。
此情此景，让1925年归国的新文化运动曾经的斗士而如今转向文化民族主义的刘半农感到忧惧。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归国后的观感，说自己在国内随处看到钱币、报刊、店铺招牌、路牌上印着外国文字，是“殖民地现象的见端，在有心人看了，正应痛心疾首”。语言文字乃一国之民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核心，淆乱乃至摧灭其语言文字，是瓦解其认同的关键步骤。
泰坦尼克号海难发生后，英国人在华所办中英文报纸以摘译、摘编英美电讯——多为“想象性报道”——的方式连续数日“同步”报道这场海难，以左右中国人对这场海难的感知方式。而这些“想象性报道”迅速被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的新派教育家和教科书编撰者们编成课文，编入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高小语文教科书，此后又被编入其他类型的语文教科书，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通过数以百万计的发行量，让一代代中国学童透过西洋镜来看待自己的民族。
就“半殖民”状态下中国西化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殖民缺乏警觉意识乃至形成不了一套反抗话语，《现代的诱惑》一书的作者史书美写道：“由于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已经亲自动手系统地废黜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因此，人们无从获得用来对抗殖民主义的无瑕疵的和未受搅扰的本土文化。”
即便一种后觉的反殖民意识对渗透在中国“现代自我”中的西方文化殖民主义进行了大清扫，它可能也无力为整个国家提供一种深根厚植的身份认同：它发现自己空空荡荡地站在两大堆历史碎片之间，而不是安居在一个对它来说充满生动意蕴的价值体系里。
（本文系作者《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一书自序，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