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乔
这部《行业神崇拜》是哪个学科的书？我说是跨学科的，或曰涉及多学科的，包括历史学、民俗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具体说，此书研究的主要是社会史、文化史、风俗史；再具体说，主要是中下层社会风俗史，民间之信仰史、造神史、迷信史，也是中国普通人的思想史。
我写这部书的目的，是想通过一个个案，从一个侧面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人、中国文化，观察的目光，主要是向低处和广处看，即向中下层社会看，向民间看。因为这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根基。五四那一代文化人，一反古代人做学问眼睛总是朝上看帝王将相的积习，开辟了眼睛向下看民间，看老百姓的新路。我的观察眼光，我的向低处、广处看，便是受了五四先贤的一点影响。陈垣是研究宗教史的大师，他既著有《元也里可温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等名震学林的论著，同时也重视民间一般神鬼信仰的研究，他曾鼓励一些想研究宗教史的后学着力于此，说“此间很有可为”（大意）。对于陈先生的宗教学著作，我能读懂的很少，但却很想按先生的鼓励去做，研究一下民间的神灵信仰。具体来说，便选择了行业神崇拜这个题目。
我的研究方法大体是：用历史学、民俗学、文化学、宗教学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搜寻历史文献资料，连接历史碎片，相对复原历史原貌；使用归纳法，从史料中抽绎出带规律性的原理；用马克思主义和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认识和处理史料。本书的“概论之部”，是论述抽绎出的原理；“考述之部”，是做搜寻史实和相对复原历史原貌的工作，当考则考，当述则述。
我在本书第二版（增补本）自序里说，我受了清儒的影响，作的是“窄而深”的研究。这“窄而深”三字，是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谈到戴东原的朴学风格时说的。他说：戴东原一派的学风，“专作窄而深的研究，所选的题目或者是很小的，但在这个题目的范围内，务把资料搜齐。类书式的‘案而不断’，他们是不肯的，但判断总下得极审慎。所以他们所著虽多属小篇，但大率都极精锐”。我很想仿效此法去作研究。我之所以选择“行业神”这个题目，原因之一就是觉得它极适合作“窄而深”的研究。
不只清儒，晚近许多大学者也作过不少“窄而深”的研究，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江绍原的《发须爪》、郑振铎的《汤祷篇》、季羡林的《糖史》，都是。从一个人、一件细事、一个细物的微观史，看出大时代、大问题。我心生模仿之意，虽自知效颦而已。
本书繁复地征引资料，一是想到孔子说的“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毕竟史实为王；二是想学陈寅恪先生的作文法——用众多史料揭示历史面貌；三是想学英国学者弗雷泽的名著《金枝》之“严整的体系，丰富的资料”（刘魁立《金枝》序）的写法。陈先生的弟子王永兴教授教过我“隋唐赋税史”专题课，我约略知道一点陈氏治史法与作文法。尽管郭老说陈寅恪学问大，但文章写得并不大好，但我还是敬佩陈先生的文章。我这本书在正文中大量写入所征引文献的原文及出处，以及书中无脚注、尾注而用随文注，就是在有意模仿陈先生的作文法。《金枝》是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杰出作品，是我等后学学习的榜样。用丰富众多的资料来做实证，是正确揭示历史和社会面貌的最基本方法，也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马克思语）的需要。复原历史，揭破迷信的真相，是要用大量的资料来说话的。历史资料越丰富、越翔实，就越能接近历史的原貌，越能揭破迷信的老底。
这次增补，基本都在概论部分，考述部分增补得极少，尽管我手中有不少新材料。陈垣写完《史讳举例》以后，有人为其增补例子，陈先生说，例子是为说明问题的，书里的例子已经够多了，不必再举了。我没有为考述部分增补多少内容，是因为想到了陈先生说的话。
五四新文化运动空前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一切反科学、不民主的东西都开始被质疑、被动摇。万千年来束缚人们精神的神鬼信仰，乃是被质疑、被动摇的重要对象之一。从那时起，研究及批评神鬼信仰的著作逐渐多起来。我这本书，自认是继承了五四以来研究及批评神鬼信仰的学术风气的，是在这种学风影响之下做出的一点成绩。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宗教与政治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联系的内容和方式，则是各种各样的。依我看，行业神崇拜这一民间宗教信仰，与政治也是有些联系的。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业组织供奉祖师神实际是行业内部的一种政治行为，是行业管理上的一种措施。现代造神运动与极左政治就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1998年12月，我在本书第二版（增补本）自序里说，此书虽是考神之作，却又是忧患之书。的确是这样。我写作此书的初衷之一，就是想通过自己的研究，用确凿的史料证明我心中积存已久的一个想法：现代的个人崇拜，绝不是无源之水，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历史根源的，是有民族意识的基因的。“崇拜文化”，即那种喜好崇拜神灵、圣人、王者的思想和习性，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是源远流长的。我要作一项个案研究，一项关于历史上的崇拜和信仰的研究，看看历史上中国人是怎么造神的，与晚近的造神有何共同之处。结果，我发现，古今造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例如，极易对杰出人物进行美化、迷信、狂热崇拜，对被崇拜者的史事或传说，常常作“层累的堆积”，使被崇拜者成为“箭垛式人物”，然后再对这个“箭垛式人物”进行更加狂热的崇拜。
中国需要德先生、赛先生，五四时期需要，今天仍然需要，需要这二位先生为中国的现代化助力。“崇拜文化”，是德赛二先生的对立物，理应得到彻底清算。民国时代，一位法国学者说：“古今生活、思想中的神怪方面之史的研究，能够帮助解放人的心灵。”（引自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导言·注文》）旨哉斯言。神灵，对于信仰者来说，是不能研究的，他们只有尊崇和顶礼膜拜的份儿。但无神论者却要研究它的来历，说明它的真相，揭破它的所谓神圣性。这大有助于解放人的心灵和思想，有助于德赛二先生的尊贵地位的确立。
周作人在为江绍原的《发须爪》所作的序言中，也说了类似这位法国学者的意见。他写道：“我觉得绍原的研究于阐明好些中国礼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于学术外，还能给予青年一种重大的暗示，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的反动，有更为实际的功用。”的确，江绍原对于发须爪迷信、神怪迷信等各种迷信现象的研究，确能给人潜移默化的暗示和重大的启发，告诉人们迷信的起源是什么，神怪的真相是什么，从而使青年，使世人养成清醒明白的头脑即科学的头脑，而不致受到“现代的复古的反动”即封建意识形态回潮的影响，并养成抵制神怪迷信等各类迷信的蛊惑的能力。
周作人在谈到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雷泽的名著《金枝》时，讲到了研究巫术、神怪等现象对于消除人的神秘心理，解除人的精神压迫的作用。他说：“盖现代文明国的民俗大都即是古代蛮风之遗留……因为大多数的文明衣冠的人物在心里还依旧是个野蛮。因此这（按：指社会人类学）比神话学用处更大，他所讲的包括神话在内，却更是广大，有些我们平常最不可解的神圣或猥亵的事项，经那么一说明，神秘的面幕倏尔落下，我们懂得了时不禁微笑，这是同情的理解，可是威严的压迫也就解消了。”（《我的杂学》）说得深刻而耐人寻味。的确，现代人的心理完全可能是“古代蛮风之遗留”，现代人之造神信神便正是这种遗留物。其实，不论何方神圣，一经用学问作科学的说明，“神秘的面幕”便会落下，压在人们精神上的巨石便会被推倒。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所谓救世主，所谓神仙，都是人造出来的。我写这本书，就是要用实实在在的材料说明这一点。陈独秀破除偶像、破除对君主迷信的论述，对我将敬神与尊君联系在一起来思考，有重要启发作用。他在《新青年》上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作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陈先生将君主视同泥木做的神灵偶像，摧毁了君主的神圣性，还原了那些自认为神或别人供奉为神的君主的真面目。这是用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对神灵崇拜文化和君主专制文化的双重深刻揭露。我自认为我的研究是对陈先生思路的一种追随，尽管做得不一定好。
江绍原的宗教学、民俗学研究，对增强我的行业神崇拜研究的学术深度有重要启发作用。他研究盐神的作品还成了我研究相关问题的直接参考。江绍原经常研究一些看似稀奇古怪但却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题目，如发须爪、血与天癸、唾沫、衅礼、法术等。对他的研究，许多人不解，问他研究这些干什么，有用吗？他作了恰当的回答：看似无用而实有用！
我研究行业神崇拜，写这部书，也曾遇到过类似的究问。在本书第二版（增补本）自序里，我作了一些回答。但我还是想再抄一段材料，再从侧面说明一下研究行业神崇拜这类“偏”而小的题目的学术意义。这段材料，是叶圣陶在一篇评论江绍原研究工作之价值的文章中所引他人信札中的一段话：“研究学问只要目的在于求真，也是斩除思想上的荆棘。例如哥白尼的地球说足以打破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谬见，达尔文的进化论足以打破人为宇宙中心的谬见，而间接打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阶级制度。所以学问不必求用而自然有用。”（叶圣陶《江绍原君的工作》，见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附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这封信是一位叫张久的先生写给叶圣陶的。叶圣陶甚为嘉许这段话。一种看似无用或用处不大的学问，实际上往往间接地会有大用。“不必求用而自然有用”，许多学问都是如此。我研究行业神崇拜，写这部书，内心就抱着这样一种想法。我相信，这部书会直接、间接地对研究和解释历史、思想、文化、民俗等许多方面的问题有用处，有参考价值。
（本文系作者为《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史研究》所作自序。题目为本刊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