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卡夫卡，已成阅读时髦，或者时髦阅读。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阅读卡夫卡更是一种时髦是一种前卫，不过，当时要读懂卡夫卡，并不容易。或许，因为读不懂，才时髦前卫。
对于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代人来说，从小读的外国小说大都是《青年近卫军》《古丽娅的道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一类，及至年龄稍大，想方设法甚至大冒风险所能读到的也就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狄更斯……对所谓“现代派”几乎毫无所知。直到改革开放伊始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派”才一点点地在“污染”的批判声中介绍进来。虽然我们此时已经“长大成人”，但仍趋新若鹜，越批越要读越想读。读“现代派”一时在大学生，起码是文科学生中成为风气。但要真正读懂“现代派”确实“大不易”。现在难以想象，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大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不过，当时最受欢迎的甚至还不是那些作品本身，一方面当然因为这些作品当时极少全译，另一方面是确实读不懂。所以，最受欢迎的却是为数不多的这方面评析文章和著作。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一时洛阳纸贵，我当时读书的大学，图书馆明确规定此书只借给中文、外语系三四年级的同学，保证他们写论文的需要。这类文章和著作，成为我们能够了解、理解、接受“现代派”的导读，但在使我们获益良多的同时，又使我们的阅读不免会有一种为人所“导”的先入之见。所以当时在读卡夫卡的时候，我总是一门心思从中寻找各种“导读”反复阐明的“异化”“变形”一类颇为抽象的概念，以证明自己确实“读懂了”。
许多年后用“自己的眼睛”重读卡夫卡时，才发现原来竟有那么多的天才之见为我们昔日所忽略。其实，卡夫卡不仅很抽象很玄虚很超脱很“形上”，而且很现实很社会很政治很“形下”，对社会、政治、人性显示出来的深刻洞见就令人震惊不已，尤其是某些巫师般准确的“预见性”，简直使人难以置信。他的《万里长城建造时》就是关于中国的深刻寓言。
《万里长城建造时》写于1917年，以著名的中国万里长城的修建为背景。这篇八千多字的小说并没有故事情节，通篇只是“我”，一位刚满二十的平民百姓被征修长城后关于“我们”（中国）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感想。未读这篇小说，人们自然会怀疑这位生活在遥远的布拉格、在90年前就早早去世的犹太血统德语作家，对中国究竟能有多少了解呢？然而读罢这篇小说，卡夫卡的许多描述、猜测和“预见”之准确、深刻，不能不令人悚然心惊。
小说写道，修长城是来自皇帝的命令，为什么及如何修，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所根本不知道的。而且“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一研究了最高领导的命令以后才认识了自己本身的，并且发现，没有上级的领导，无论是学校教的知识还是人类的理智，对于伟大整体中我们所占有的小小的职务是不够用的。在上司的办公室里——它在何处，谁在那里，我问过的人中，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人类的一切思想和愿望都在转动，而一切人类的目标和成功都以相反的方向转动。但透过窗子，神的世界的光辉正降落在上司的手所描画的那些计划之上。”——这似乎是预示了中国“文革”的经典话语：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句顶一万句，紧跟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支援世界革命，实现全球一片红……再读下去，对“文革”场景，卡夫卡甚至还有具体描写：某些“高级官吏，由于一场美好的晨梦的激发而心血来潮，匆匆召集一次会议，又草草作出决议，当晚就叫人击鼓将居民从床上催起，去执行那些决议，哪怕是仅仅为了搞一次张灯结彩，以欢庆一位昨天对主子们表示了恩惠的神明，而在明天，彩灯一灭，就立刻把他们鞭赶到黑暗的角落里去。”——经历过的人们不知还记不记得三十年前，三天两头不论愿意不愿意，夜半三更都必须从被窝中爬出，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庆祝伟大领袖发表最新最高指示，贯彻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否则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态度问题、立场问题……
卡夫卡甚至预感到我们这个民族对苦难的易于淡忘，善将历史中沉重苦涩的殷红褪成轻淡甜腻的粉红，所以在《万里长城建造时》的结尾，他有意增加了这样一个不无突兀却意味深长的情节：有一次，一位乞丐来到“我们”中间讲述我们民族过去的苦难，结果，这个打搅了我们的甜蜜生活因此不合时宜、使人扫兴、令人厌烦的乞丐被“我们”推赶出了房间，因为“古老的事情早已听到过，昔日的伤痛早已消弭。记得在我看来虽然乞丐的话无可辩驳地说出了可怖的生活，但大家却笑着直摇头，什么也不愿听”。——时下， 不是有人认为“苦难记忆”妨碍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所以要竭力淡化“文革”记忆么？
什么是天才之作，就是能超越时空限制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