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
现在知道萧也牧的人，怕没几位了，但人们阅读的红色经典读物的出版，不少与他有关。是他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起草了约稿信给作家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才有《红岩》横空出世，又是他在梁斌花费多年心血写就《红旗谱》而别人不置可否的窘境下，主动到文讲所，把这部小说沉甸甸的一摞手稿带回编辑部，慧眼识珠，编辑出版，给它出大开本的请黄胄画插图之精装本，接着印出道林纸特藏本送到莱比锡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出尽风头。如果你手头有第一版《红旗谱》，可见其封面题字，便是他的墨宝。孙犁文笔隽逸、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集《白洋淀纪事》，同样是他组稿责编的。
萧也牧运用他的远见卓识和辛勤汗水，为人作嫁衣裳，编辑出版很多极具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优秀图书，他自己也是一位才华横溢，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家。他创作了追忆抗日战争年代，他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秋葵》《连绵的秋雨》等，表达了他对亲自参加的革命历史深深的眷恋及对革命群众的一往深情。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团中央所属《中国青年》之宣传科长的萧也牧，进入了一个创作高产期，创作了十万字的中篇小说《锻炼》、短篇《沙城堡的风暴》及《我们夫妇之间》等，受到读者广泛而热烈的欢迎。《我们夫妇之间》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同时谤也随誉而至。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新时期文学不仅对过去的作家身份“再认定”，也对其作品“再解读”。被批判的作家和作品开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与文学史的叙述中。1979年9月18日，中青社党委会宣布：“对吴小武同志的审查结论和处理决定是错误的，应予以撤销，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给吴小武同志平反昭雪”（《关于吴小武同志的结论的复查意见》）。萧也牧在这种语境下被“复活”，重新回到经典作家序列。那部给他命运带来悲剧的《我们夫妇之间》，也被洗尽污垢，重现光华，被认定“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康濯《斗争生活的篇章》），该书已于2010年11月，由花城出版社隆重出版。他在新中国成立时的诗“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空升起，我再也忍不住我那满脸的眼泪。如果你知我们的过去，你就不会有丝毫的惊奇”（《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空升起》），仿佛还在我们耳畔回响，更给人们留下一腔慷慨悲戚的怆怀和长叹。
壹
“如果你知道我们底过去，你就不会有丝毫的惊奇。”但是，当我们真的了解萧也牧的革命生涯，真的读懂了他属于个人创作谨慎探索的《我们夫妇之间》，会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如此重要的影响，以及会给他带来这般悲剧性的命运，还是惊奇不已。
笔者的朋友黄伊，原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曾和萧也牧同在一个编辑室工作多年。他们共同推出过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等人的《红岩》，一起创建了革命人物传记、革命回忆录丛刊《红旗飘飘》等，他非常熟悉萧也牧。1962 年，社会环境较为宽松，我读大学二年级，编中文系期刊《无名花》，对上述“三红”，很感兴趣，求黄伊带我和另一位同学见见萧也牧。
一天，黄伊带我们到中青社，见到了萧也牧。他正伏案工作，见我们来访，点点头，让我们坐下。他知道王蒙调到北京师范学院当助教，成了我的老师，话题就一直谈王蒙。许多年之后，黄伊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们成了同事，他曾给笔者讲过很多萧也牧夫妇间的故事。
萧也牧是于1945 年的晋察冀边区阜平抬头湾与李威结婚的。当时萧也牧在边区青联主办的《民主青年》（后改《时代青年》）工作。李威在边区军工厂当女工，性格坚强，待人亲切真诚。她曾很坦率地向黄伊讲萧也牧与她的家庭生活，说：“我们结婚那阵，小武只有一条裤子。夏天，跑到河边洗衣服后洗澡，要等裤子晾干后才能出来，别人不知道他为什么洗那么长时间，其实，他是在等裤子穿。”对此，萧也牧风趣地顾左右而言他：“李威当时是劳模，我是记者，俺们俩是采访时对的象，这点不假吧？”开始，因二人工作不同，夫妻间聚少离多，离开抬头湾后，特别是进了城，生活才稳定下来。夫妇间一直相处和睦恩爱。
《我们夫妇之间》，在1950 年《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讲述的是一对从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城市工作的青年夫妇，因为出身、经历和观念不同，情感和家庭生活产生了不和谐甚至矛盾，经过学习和“反省”，各自提高了思想认识，重归于好的故事。
如前所述，甫一发表，广受欢迎。但按当时一个阶级一个典型文艺批评的理论，也有人认为小说对张姓女主人的缺点着墨较多，是丑化工农干部，因而予以严肃批评。让我们回到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看看它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小说中，描写夫妇结婚3年以后，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与寒门贫农出身的张同志，经历的那次情感风波、婚姻危机，甚为精彩。革命的张同志，当然难以忍受知识分子丈夫那种资产阶级习气，在一次搅了丈夫在周末参加的舞会之局后，写了只有12个字的信：“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地坏了！”张同志常以简单粗野的态度却听起来有正确思想的政治话语，置丈夫李克于难堪被动的局面。在政治思想上，张同志永远处于优势，她永远是个主宰者。张同志曾在制止资本家打穷孩子时说过：
我们是有政府的、有秩序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就是他犯了天大的法，也应该送政府办，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打人？
她不同意小保姆称她为“太太”，再叫她称呼“大姐”或“张同志”。她看不惯城里的一些人：
那么多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得！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得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攘攘，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一句话：看不惯。
我们再看张同志的打扮举止：
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沿（檐）直压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摆一摆，土气十足。
不错，张同志在小说中，确实被写得土里土气，脏话脱口而出，性格粗野、狭隘、固执，但作者用更浓重的笔墨写出了她的另一面，淳朴、真诚，心口如一、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小说为我们塑造了张同志这个个性鲜明的“这一个”工农兵形象，是小说的成功之处。正是通过“这一个”张同志，从城市文明的角度，审慎地批评了视土气为革命的观念，也表达了来自农村的干部，应顺应形势，接受城市文明的思考。
贰
《我们夫妇之间》是萧也牧进城后，对某些社会现象，有感而发，带有个人化情绪色彩之作。针对有些干部进城后思想发生变化比如动辙闹离婚现象，他写了《我们夫妇之间》，如同王蒙发现新政权中出现了官僚主义端倪，就创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示警醒一样。萧也牧夫人李威，曾写过一段文字，为萧也牧创作《我们夫妇之间》的动机和背景提供了真实情况：
我们一起从晋察冀来的老战友，好几个都当上大干部了，体委李某的老婆是工农干部，同我原先在一起工作的。李某跳交际舞时就和一个年轻的护士跳到一起去了，与老婆离了婚。还有团中央的王某、铁道部的张某，都找了大学生，与农村出来的老婆离了，我看不惯，就对小武直说了，问他是否也要跟我离婚。他说他从来没想过。我说北京市文联不是有个女作家经常打电话约你去跳舞吗。他说，那个女作家确实对他有好感。但他自己说：“我在生活作风上是很检点的。如果我俩没有结婚的话，进城之后可能就不会挑选你了。但是，我俩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就得守住本分了。”他对那些个与工农出身的老婆离婚的战友很是了解的，也很有看法。这就是他写《我们夫妇之间》的背景。他一发现根据地来的老战友进城后就嫌弃老婆是“土老八”，不要了，就说要写一篇小说。我说你写不好就把自己写进去了。小说中的李克虽不是写他自己，但确实有不少生活素材是取自我们俩共同的经历。（石湾《火红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
作家的人生经历，是其作品的底色，根据不少干部进城就闹“离婚热”这社会现象，作家萧也牧将之文学化，其意蕴远远超越了对干部进城闹离婚的讽刺、谴责那么简单。《我们夫妇之间》艺术地为夫妇二人的情感营造了一个特殊环境，一个情感思想与日常生活细节紧密纠缠、不断碰撞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政治化的“张同志”被生活中的诸多细节和趣味逐渐改造了。这形象的成功塑造，其深意在于“将几千年农业社会和解放区农村生活审美风尚的规范，敏感地发现了解放后社会心理中现代城市意识的增长和审美观点的变化”，这是对作家忠实于生活，遵从内心的真实感受，尊重文学规律的褒奖。
《我们夫妇之间》问世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之后“再认定”“再解读”，对其阐释，一直处在变化之中，深刻的作品总是难以说清。20世纪50年代，《我们夫妇之间》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丑化”“玩弄”工农兵的创作“倾向”，粗暴地开展批判，改革开放之后，学界重新审视萧也牧和他的《我们夫妇之间》，虽观点并不一致，但在认定为当代文学的经典文本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社会本身既缺乏丰富的表现潜能，中国文学自身传统也难提供成熟、深厚的城市文学资源。刚从农村进城的作家，要写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总得寻求相应的现实生活资源和相应的文学文本资源。刚进陌生的城市，城市生活的资源是匮乏的，同样，中国文学史上，也没有多少可借鉴的城市文学文本资源。在这样无可参照的资源背景下，萧也牧能写出《我们夫妇之间》这样有城市社会生活气息、文化气息、思想气息，甚至塑造出富有新的城市人格的典型形象“这一个”“张同志”，为当代文学史之重要收获。
叁
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吴兴（湖州）沦陷，萧也牧和几个进步青年，穿过浙西孝丰山区，经南昌到达长沙，到达山西临汾，后来又转入五台山，投奔革命怀抱。
这个初名吴承滏后更名吴小武的年轻人，15岁进入东吴大学第三附中就学，喜爱文学，入学第二年便在《中学生文艺上》发表诗歌《秋月》，在国家危难之际，抒发爱国情怀。
1938 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临汾战事吃紧，吴小武与同学徒步向五台山转移，每天行军五六十里，两个月艰苦行军，于3 月到达五台山境内。春天时节，进入晋察冀边区政府这块红色根据地，吴小武被分配到由中共领导薄一波主持的牺盟会之五台中心区工作，后又做过地区报纸《救国报》《前卫报》编辑、剧团演员，宣传队干事等。
1940 年，萧也牧调到《前卫报》工作，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收复察哈尔省会张家口，萧也牧任《工人报》编辑，在该报发表过《地道的故事》等作品，著名女作家陈学昭到张家口，特意拜访他，印象颇好，她在后来发表的《漫走解放区》书中说，“我初以为他是个工人，后来才知道吴同志是个知识分子出身”，“和有实际经验工作的同志作一夕谈，真是胜十本书”。这一年，他与李威结婚。1947 年，丁玲到萧也牧所在的抬头湾，二人有了较多的接触。《丁玲年谱长编》里，有这样的记载：与“萧也牧等漫谈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听他谈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并约好回来后与萧一起下去搜集材料”。丁玲在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萧也牧曾帮她抄过文稿。在这里，萧也牧写了《山村纪事》系列，大部分发表在《时代青年》上。1948 年萧也牧调到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分配到文艺组，组长是编辑科副科长吴小武”，由总编韦君宜分管。萧也牧于20世纪50年代初，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听到孙犁有病后，他呼吁给孙犁出选集，他找到曾一起战斗过的老友作家康濯，代孙犁编选《白洋淀纪事》，他亲任责编，促成这本生活气息浓郁、文笔清新隽逸且诗意盎然的书出版发行。其中也渗透他对晋察冀边区的感恩和怀念。
萧也牧受错误批判而饱受折磨的时候，他忍辱负重，不改初心，凭着革命战士的觉悟和责任感，默默为党工作。他关注新老作家的创作活动，帮助他们修改作品。比如，他一直关注罗广斌和他的《红岩》创作，与他探讨小说的背景、人物和情节、结构。我们回顾萧也牧的人生经历，不是为他树碑立传，只想证明：“当代文学史不是作家史，不是作品史，是事件史、现象史和问题史。”（李洁非《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版）
（作者系著名作家、编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