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玉刚 崔文斌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是列宁在1905年11月26日，发表于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新生活报》第12号上的一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在汉语学界该译名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中央编译局修改译名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现在通行的正式出版物一般都采用该译名，对此理论界、学术界、翻译界一直存在争议。争议的核心主要是对“党的文学”的理解存在分歧。基于当时特定历史语境，列宁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对党员作家的要求以及创作自由问题，认为“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并批驳了资产阶级的种种超阶级的文艺言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该文献不仅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文艺政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中，还深刻影响了中共文艺政策及其领导的文艺运动，对其思想的阐释还关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发展。在当下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诞辰之际，有必要梳理探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党的文艺政策的影响，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和文艺政策的制定提供某些思想启示。

经典文献发表的历史语境及其思想表达

列宁发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之际，正值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达到高潮之时，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1905年1月，俄国发生“流血星期日”事件。沙皇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急剧恶化。布尔什维克顺势领导了全俄政治罢工。1905年10月17日，沙皇迫于政治环境压力颁布“宣言”，答应“切实保障人身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同意立即召集立法杜马（议会），“无产阶级暂时为俄国只争得了一半的自由”。这时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之间的区别开始消失，革命报刊的出版有了合法性。面对新形势，列宁指出为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必须进行改组。因为“有些人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际上还不是党的人，他们认识肤浅或者思想畏缩，另一些人想表达党的观点，出于无奈而吞吞吐吐，这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就是这种时代语境的产物。立足当时的革命形势，列宁在文中尖锐提出：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文学的党性原则合乎机缘地走到历史的前台。列宁旗帜鲜明地指出：“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者的始终不渝和绝对必须履行的义务。”文学如何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列宁提出的“党的文学的原则”绝非所谓的政党文艺学，更不是用党的力量来“干预”文艺创作。而是强调“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旨在解决宣传工作同党的关系、对党员作家的要求等。列宁指出：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此，列宁鲜明地提出了“党的文学的原则”，对于“党的文学的原则”提出的重大价值，复旦大学教授陆扬指出这“可视为后来葛兰西所说的新兴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必先不遗余力营造文化领导权的一个经典范例”。当然，列宁很明白，把文学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是有缺陷的。“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方大叫大嚷，认为这样会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文学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依照“党的文学的原则”，列宁指出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特别是党员作家应同党的观点保持一致，绝不容许背离党的观点，并严厉批驳了那种打着“创作的绝对自由”的旗号，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同时，他又指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要“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作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文学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在列宁看来，党的文学事业的繁荣必须保证有个人的创造性。

立足今天的现实，深刻理解列宁提出的“党的文学的原则”思想，必须回到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实际上，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为了掩饰本阶级的利益和目的，竭力宣扬超越阶级、党派的“无党派”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鼓吹“创作的绝对自由”“批评自由”等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思想。面对“绝对自由的言论”甚嚣尘上的诘难，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必须鲜明地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同时，从阶级对抗社会中一切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列宁揭露了所谓“创作的绝对自由”即脱离社会阶级的自由，在阶级社会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那种绝对自由的言论其实是一种伪善行为，那些资产阶级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对资产阶级的经过伪装的依赖。唯此，社会主义者应当倡导“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才是“自由的写作”，因为这样的写作“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因为这样的写作“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因为这样的写作是“丰富人类革命思想”。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列宁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旨在阐明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党的宣传工作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系统论述了文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群众服务的观点，同时，精辟阐释了文学创作活动的特点与规律。可以说该文献首次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同俄国革命的文艺运动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开拓性，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实践中，该文献有效指导了俄国革命的思想宣传工作，苏联著名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鲍·索·梅拉赫在其代表作《列宁和俄国文学问题》中认为：

党的报刊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愈来愈加强了对文艺问题的注意。文学宣传工作者（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隶属下的一个小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必须利用文艺作品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它还提出一个供参考的推荐书。

…… ……

布尔什维克党是最革命的阶级的代表者和领导者，它对文艺运动的进程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这方面的任务在于，一方面对进步作家施加思想影响，另一方面则同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在追求与无产阶级相敌对的目的的作家进行斗争，最后则应严格捍卫党的独立性，捍卫包括一切民主力量在内的人民运动蓬勃发展中党的思想观点的纯洁性。只有考虑到这些任务，同时从总结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角度出发，才能进而研究列宁的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文章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学发展中和后来的苏联文学发展中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经典文献的流播与党的文艺政策

自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以来，《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产生了积极影响，现已成为一部马克思主义文化经典著作。现实地看，列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强调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党的文学）要坚持党性原则，主要回应了：一是文学的党性（思想倾向性、立场和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在阶级社会里是客观存在的；二是坚持党性与追求创作自由的问题。历史地看，今天回望列宁提出的“党的文学的原则”，其衍生问题是党在掌握政权后如何辨证地处理好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如“延安讲话”及其“毛泽东文艺思想”），如何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对党的文艺政策适时地作出调整（如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提出的“二为”方向），以及在文化繁荣基础上以党性原则坚定文艺的人民性和社会主义性质（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这种党性和人民性、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高度一致一脉相承地赓续于列宁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的创造性思想。就思想传承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的思想赓续于列宁提出的“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和“自由的写作”的创造性理论。事实上，文艺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艺创作活力的激发，没有广大文艺工作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文艺事业就会失去活力，文艺战线就会失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对“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的论述，一脉相承于列宁创造性提出的“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文学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的思想。

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文艺事业的灵魂，坚持文艺创作的党性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艺事业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新时代新发展阶段，重温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方面可以体会列宁关于“党的文学的原则”“自由的写作”和创作自由等论断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事实上，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基本理论。列宁发展丰富了这条基本理论，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列宁洞察了文学和艺术的新的特殊性质——党性原则，但他没有把创作自由和党对艺术的领导对立起来，而是对二者的关系作了辩证的理解和处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屋建瓴地提出：党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就是要把文艺发展放在党的事业全局中，并置于正确的位置。一定意义上，党性就是思想倾向性在文艺创作中的自然流露，它与艺术创作自由并不矛盾。鲜明地亮出党性原则、立场，并不妨碍创作自由。相反，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对钱袋的依赖，才是“伪自由的”。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旨在强化作家、艺术家同群众相联系，并自觉地为群众利益服务，因为蕴含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而使创作真正与人民的心声统一起来。可以说，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键词，是贯穿我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一条红线。实践证明，这条基本原则经受住了文艺创作、文化实践的检验，使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起来，也成为我们党领导文艺活动、开展文艺实践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作者简介：范玉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文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