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兆云
天下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写《海的那头是中国》这本书恰如是。之所以以海外华人华侨的视角，集合着百年中国的革命、战争、爱情、命运和家国，来结下这枚果，其因在于身处全国第二大侨乡福建，接触过大量的华侨史料，也见过一些有趣的人，略知他们在推翻清朝、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祖国建设中的过往和纠结，就想着有个自己的文学表达。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穷七年之力完成对清末民初那个海归怪杰辜鸿铭的小说书写（三卷本），然后又写《父子侨领》等传记作品，几次走出国门，观照到华人华侨的历史和现状，也了解到他们所受的某些误伤、如何迷茫寻觅归路，特别是他们中的年轻人如今在居住国隔海相望彼岸那个倡导“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世界瞩目的故土时的心绪耐人寻味，也让创作欲一度搅得自己欲罢不能，无从招架。
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和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会面，倡导两岸合写抗战史，不久我赴台湾交流，采访当年台湾抗日志士的后人，出版了反映李友邦彼时冒死潜回大陆组建台湾义勇队，与祖国军民并肩抗日、共迎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的长篇小说《我的国籍我的血》，仍觉意犹未尽。一段时间以来，两岸对中国现代史尤其是抗战史的宣传和认识存在一定差异，由此引起了学界和民间的“各持己见”。若能以合写抗战史为抓手，在建构两岸共同史观上迈出重要一步，必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因此，我计划创作的这本书，又想纳进这些内容，与《我的国籍我的血》相呼应，将属于历史的侨人和侨事，通过“我”这个面对家族世纪悬案而有考据癖的哥伦比亚华裔历史学者，在美国、俄罗斯、缅甸、中国台湾，特别是二战时邪恶的轴心国之一日本等地觅史寻踪，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再放回历史位置和当下情境，以学者身份写出一部自以为“敢遣春温上笔端”之作。
此书，既是对包含“我”顾家和程家两大华侨世家在内的海外华人追随孙中山革命而成“华侨是革命之母”佳话的挽歌，也是对包含全民抗战在内的国共两次合作因政见而嬗变，最终导致兄弟阋墙、海峡分割、父辈一掬血泪浪迹天涯、乡思无限乡愁无着的倾诉；而“我”以一个未知角色的身份，置身海外寻根，只想凭事实说话，在围绕诸多悬案和疑义极力复原真相、重建认识这个过程中，一路上匪夷所思的遇见和诱惑，让“我”自觉可以正本清源，驳斥那些歪曲和篡改历史的言行，借此告慰先烈，完成自身救赎，进而在最合理的交代中，也有了“我们”的反思和纪念方式，告诉世界以史为鉴，应对当今一切军国主义蠢动，避免人类悲剧重演。对那个只在父母梦里萦绕、1949年之后再没回去的彼岸国度，以及被革命、战争、爱情伤害的相关人员，“我”不仅有了在场的祭奠和握手言和的心动，还有带着在并非天堂的美国被伤成植物人的迷途者吴小荔，和我们爱的结晶一同回家开始新生活的宏愿。
在本书以及“我”的生命中，父亲是个谜一样的存在。“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父亲何尝不是这样。世界没有完全的美好，不好的阶段、不可爱之处，得有人去完善甚至献身。父亲在穷其一生的周旋与躲避中，却也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国籍，他跌宕起伏人生中的几次选择连同那些发黄的日记，是解开一代人心结和心灵密码的提示器。
战争使人性变得再冷漠和复杂，“我”也还是通过自己和先辈、和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读懂了父祖辈的革命和家国情怀，特别是那个少年从海外回国参加国民大革命，留学苏联期间接触过一批后来的国共两党要人，两度见证国共合作和分离，最后留在美国的父亲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我”也在与经密查仍有血缘关系的中国央企驻日代表程宁宁的接触和冲突中，差强人意地理解了一度渐行渐远的程家。程家与“我”顾家在南洋时虽有芥蒂，但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家“爱国不敢后人”，毁家纾难，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只是在接触国共两党后，“我”爷爷和程家掌门程天章在认识上产生偏差，各有亲疏。在整个抗战中，身在国民政府的“我”父亲也曾暗助中共，受密令参加“曲线救国”而不苟同汪精卫主张，事泄被骂为“汉奸”却并未受处，其中原因耐人寻味。内战爆发，国民党特务在侨界离间海外华人华侨与共产党的关系，已表明拥护中共新政权的“我”爷爷，莫名在香港死亡，及大陆镇反开始，去国多年的“我”顾家已是有家难回……父亲对他扑朔迷离的历史一直不肯多说，却隐约记在了日记上，历史风云中原来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过往。
我设计“我”这个具有多元化的包容精神、崇尚言论自由的美籍华裔史学博士，是为了让他沿着华侨先辈的足迹寻根，用脚步丈量世界的同时，通过不同人物的遇见，点亮革命历史和新中国建设的记忆，展现海外与海内爱恨情仇中的血肉交融。在意识形态的潮来潮往中，“我”和父祖辈都有很多的痛苦和思考，一如切·格瓦拉所说：“在这个人类最不合理的时代，我们都被痛苦所征服了。”在探寻前人心迹、月旦春秋时，“我”也特别表达了费正清教授的读史心经：“没有一个时代无其局限，不交织尖锐、复杂、多变的矛盾，人也一样。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宽待、借鉴，原谅过去，明白当下，预设未来，坦荡地行走在历史烟云和现实风雨中，防止再次踏进同一条错误的河流。”
也因此，虽然“我”的角色一度未分明，态度中立，想着不带任何成见围绕课题展开调查，却也遵循本真和内心自我校正，走出误区。在历史是什么就是什么的追寻中，先人有过的功罪，无阻后人对彼岸国度的向往，对民族复兴的期盼。
书中必不可少地反映这些年美国为遏制中国而频频炮制的勾当，以及华人华侨在他们威逼利诱中的误入、甘为傀儡及清醒决裂。书中其实的女一号吴小荔，当初就受到美台诱惑而频频创作反华反共段子，无从摒弃的血脉和良知让她认识了“我”，进而认清了世界并告别了邪恶，之后虽身受“意外”，却有了灵魂的安放。而“我”在寻找爱情，以及摸黑寻求历史和现实动荡无序的碎片和蛛丝马迹中，有幸在一道可遇而不可求的闪电照射下，犹如旭日当顶，走出迷宫，挺立了脊梁。gzslib202204021210真正的作家，创作既有雄心，更有野心。要让这样一部宏大叙事、跨度百年的长篇小说，吸引读者日益挑剔的目光，感动人心，除了故事本身，还得有巧妙的布局、辩证唯物的史观、激浊扬清的精神。我探索性地以文学、历史的双重创新笔法，带读者穿行在真实与虚构的迷宫中，于战争与和平、发展中，打捞麻辣鲜活的细节，水煮人性的幽美邈远和刹那贪痴，在厘清若干史实后，还击种种蠢动，也给那些因历史“误会”而滞留海外的一时人物及其后代不泯的爱国情怀予以应有的人文关怀。
创作之初，给作品的定位就是有纪实，有虚构，也不仅是纪实与虚构的交叉，还有多种文体的融合，诗歌，散文，报道，甚至论文，纵横穿插，叙述主人公需要关注的历史现场和当下生活，表现这个世界的纷扰和复杂，展现不平静的世界和人性心海里一圈圈荡漾的水波。创作中，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纪实不打压虚构，虚构又形成另一种纪实。就是说，历史部分，严格地忠实于史实，而拒绝成为不可靠的“记忆文学”；生活部分，在自由的精神探索中，也不胡乱穿越，而是有张有弛。目的是让有兴趣的读者，追随书中纪实和虚构的踪迹，寻找到延伸阅读的意义所在。
我不说自己如何突破， 这本书也不敢说突破了什么已有的成规，但可以说，这种在尝试中突破文体边界的写法，在我的一些创作中已属常态探索。
书名从《彼岸国度》到《海的那头是中国》，并在扉页上郑重写下“献给我的母亲，我的人生，和我的祖国”时，我感到作家的使命不可忽视。而我写此书的使命，就是期待它在展示中国百年的磨难与光辉时，既彰显革命史章特殊的生长肌理，也照亮遥远的未来。
以文学来书写历史，“我”的同情心有时会为某些发现而尴尬和悲痛，想着有所遮蔽；就历史书写历史，过去再掺杂浓重的个人感情“我”也不主张改写和忘却。“我”已然倾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访问德国时引用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那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所有的“重蹈覆辙”都从忘却开始。
“我”——顾华的形象塑造，我是期待能成为此类文学作品中的“这一个”的。他和日本史学家小野一样是孤独的、无助的，姑且不说世人眼中他们的父辈始终是个有争议性的人物，单就他自身而言，也常常处于灵魂的冲突之中。尤其在当下欲说还休的世界，他必须要有个激烈的突破，走出身世的迷离，才会让此生安顿，变得不再迷茫，获得现实意义的成功。对他在艰难的寻根之路上的种种，必须赋予人性的局限和共情，在自我交代、自我追溯、自我审视中，让革命、历史、战争、政治、爱情这些时代因素，通过他一次次与虚无、与陷阱抵抗，与各种暗流较量等外在形式，最终与文学表现这样的内部要素相融合。在历史和现实的交织中，主人公算是重新认识了彼岸还没回去过的国度，由此完成了与父辈，也与作者的一次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