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赵瑜先生赠我《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嘱我“酒后指正”，我既惊又喜。沉潜几年之后，他又有大作面世，这是值得喝酒庆贺的，但我还是有些疑惑。熟悉赵瑜的读者都知道他是写报告文学起家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曾有《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体育三部曲”面世，名噪一时。后来他虽也以《寻找巴金的黛丽》为题写过报告文学，却也只是在现代文学史中寻寻觅觅。如今他一头扎到唐朝，与古籍为伍，为大诗人白居易作传，这个华丽转身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并非唐宋文学研究专家，能把这个传记写好吗？
读完之后，我已放下心来，用我和赵瑜那里的地方话说，叫作这本书写得“真不歪”。
在我的想象中，要想把一位古人写好写活写生动，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不仅要充分占有资料，重构彼时的历史语境，而且还要像沈从文说的那样，能“贴着人物写”。所谓的“贴着”，按照汪曾祺的解释，就是：
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465）
此处虽然说的是小说写作，但我以为用到人物传记写作中也是适用的。这里的关键是，你能否进入人物的生活乃至心理世界中，与人物同呼吸，共哀乐，能否对人物形成同情的理解。所有这些方面，我以为赵瑜都做得几近完美。
白居易是位大诗人，却也是一位宦途多舛，一生起落不消停的人物。他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期，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多任皇帝。早年入仕，他虽有被贬江州等等经历，却写讽喻诗，以诗谏言，积极参与唐王朝的顶层设计和政治生态建设。然而，据赵瑜梳理，到了晚年，他却生出退隐之心，共有五次以病辞官：第一次是55岁那年告辞苏州刺史，第二次是58岁时告辞刑部侍郎，第三次是62岁告辞河南尹，继而病辞同州刺史，第五次70岁告辞太子少傅。为何屡屡辞官不就？郭预衡先生的说法是：
居易的气质，主要是个文人。对于国计民生虽甚关心，有志于“兼济”；而于政治风云，却不适应，终归于“独善”。这一点和同时的牛僧儒、李德裕不同，也和元稹不同。他的一生业绩，主要在于诗文，不在政事。（《中国散文史》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P278-279）
而赵瑜则认为，那是“他面对满目疮痍、遍地狼烟的中晚唐社会之明智选择”，更是其“中隐”思想的典型体现。白居易曾有《中隐》诗篇，开头便说：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而在赵瑜看来，白居易“中隐”东都洛阳，既远离了朝中是非，明枪暗箭，又不缺高朋满座，竹酒琴诗，当是首选妙选。但他也同时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居易高官隐归之道，成为同时代仕人榜样，乃至影响到宋朝文人的选择取向。直到千百年后，每逢专制乱政，大部分知识分子便以消极安乐代替反抗，乐天中隐，影响弥深。（P297）
这里的郭、赵之说，都是持平之论，但我以为前者偏理性，是学术判断；后者则在理性考量中加进了感性温度，有了一种同情的理解。
这种理解是赵瑜大量研读古籍资料和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产物。白居易作为一代诗家，前人研究成果已经多矣。要想把这个传记作品写好，首先得看看白居易研究界是怎么说的，如此才能心中有数，而不至于信口开河。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赵瑜也是下足了功夫。书中所写，每见他要考证一个细节，形成一种观点，交代一处史实时，他总是把别人的观点和说法放在前面，或赞成，或质疑，呈辨析之状，然后才呈现出自己观点。例如，白居易与元稹亲如兄弟，关系极好，但当他得知元稹有谋杀裴度之举后，曾上奏《论请不用奸臣表》，愤而断交。此事究竟是否属实，赵瑜先引吴伟斌先生爬梳辩证，然后采信“居易奏表纯属伪造”之说，在此基础上，他才形成自己的判断：“说白居易愤而撰写奏章与元稹绝交，可能性非常小。”（P164）又如，关于唐文宗时白居易是否有可能升任宰相一事，赵瑜先引蹇长春《白居易评传》中说法，然后才综合分析道：白居易自身缺乏主动性，宦官势力仍为巨大障碍，人事激变出乎意料。基于如上原因，“白居易擢升宰相时机转瞬即逝”。（P248）此外，像陈寅恪、谢思炜、王拾遗等人的观点说法也不时出现在赵瑜笔下。有这些白居易研究专家保驾护航，这本传记在注重文学性的同时也就有了浓郁的学术含量。
白居易的个人生活遭际当然是需要出现在这本传记之中的，因为这是所有传记作品的基本内容。但由于白居易的诗人身份，让他的诗歌穿插于书中，或作为生活例证，或拿来把玩赏析，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举，这也应该是这本传记作品中更重要的内容。有趣的是，白居易既是高产诗人，一生写诗三千多首，其诗又像日记一样，与日常生活高度统一，这就为后人琢磨白居易与唐朝社会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赵瑜在书中曾经感慨：
白居易把诗歌完全引入人生岁月当中，逢事皆可入诗，已经形成一套生活方式。他这样做，一是留下了大量的中唐生活写照，至今为史家研考依据；二是在上下审美交流中，白居易很自然地降低了庙堂诗歌的高度，把士大夫独享的诗歌艺术拉向平民，并在民间扎下根来，成为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P61）
他又说：“后人研究白居易，有一大便捷，就是他在人生每一阶段，必将种种感受付诸诗文，真性情，无遮拦，不伪饰。”（P123）估计这是赵瑜读过白居易全诗之后的一个真切感受。而他把这些诗歌拿过来，既能以诗证史，又能以史证诗，诗史互证之后，就很是让人受益了。
说一说我的受益之处吧。《长恨歌》《琵琶行》两首长诗，我年轻时是背过的，但我从来也没有想去追索一下它们的写作语境。如今，我从赵瑜的书中了解到，白居易之所以会写《长恨歌》，其实有些偶然。36岁那年，他到周至做县尉。一次与友人王质夫、陈鸿在仙游寺纵酒畅饮，妄议朝政。谈及安史之乱、唐玄宗和杨贵妃，他们百感交集，沉痛不已。而两位友人在酒酣面热之际又力劝白居易以三日为限，据史成诗。白居易答应后没有食言，遂在寺庙中住下，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写开了。三天到期，两位友人前来验收，一篇绝世长歌已经诞生。由此我便想到，假如没有这次酒后妄议，没有两位友人催逼，这首传世佳作能横空出世吗？
为什么要写《琵琶行》，白居易在其前面小序中已有所交代，但赵瑜依然告诉我们，此作诞生绝非偶然，因为白居易从来就对女性命运深切同情，“从杨玉环往下，后妃宫嫔，官府淑贤，农妇织娘，市井艺伎，厨丫婢女，无论显妃贵妇，还是弱势贫妞，均有倾心倾情的人性化描绘，常常不惜笔墨。”（P115）这种长期的思想准备和艺术准备，实际上已为《琵琶行》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何况在写《琵琶行》一年前，白居易贬迁途中泊船鄂州时，听到有女子边哭边唱，曾作诗一首，名曰《夜闻歌者》。诗云：
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
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
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
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
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
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
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
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
赵瑜据此分析道：
两件事，秋夜江畔，同样泊舟闻声，同样移船相近，同样遇见不幸女子。差异只在于一为歌泣一为弹奏，歌者无语，弹者倾诉。很显然，左贬诗人悲情延续，前一次未能说透，后一次复遇琵琶女，始有《琵琶行》。（P116）
有道理！《夜闻歌者》很可能就是《琵琶行》的不经意彩排。但由于后者描摹精细，意象丰富，作者与琵琶女的琴声与身世既共鸣又共情，更由于此诗诞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名句，人们记住后者忘了前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因此，读这本传记，我们既是读白居易的坎坷人生，也是在读他写下的华美诗篇。像“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像“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像“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甚至像“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都是能够激活人们的唐诗阅读记忆的。至少，它唤醒了我的记忆，尽管我读过、背过的白居易诗篇还不够多。
用今天的眼光看，白居易在其写作观武装下的许多诗篇，实际上就是唐朝的报告文学。而白居易的传记由赵瑜来写，其实又是一个当代报告文学作家在向他的老祖宗遥遥致敬。想到这一点，我忽然对我前面所说的“贴着”，对赵瑜所谓的“唐代思想文化的自信与开放，允许他们发挥，文字狱最少”等纸背心情，又多了一层更深入的理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