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新越

黄宗羲在其著名的学术史《明儒学案》一书中，把阳明后学依照地域划分为《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和《泰州学案》等，每一学案都立有专案记载其后学学术思想。其中，《北方王门学案》记载北方王门后学共计七人，即穆孔晖、南大吉、尤时熙、张后觉、孟秋、孟化鲤、杨东明等。这七位学者可谓是阳明心学于明代中后期在北方地区传播的主力军。而事实上，除却上述穆孔晖等几位阳明后学的大力传播之外，还有譬如刘魁、颜钥、张信民、赵维新等当时一大批信奉阳明心学的学者，直至明末清初河北定兴的鹿善继、晚年讲学河南辉县的直隶容城孙奇逢及其后学等，他们也对阳明心学在北方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整体而论，在诸学案当中，无论是学者人数还是学术分量，《北方王门学案》要显得薄弱许多。正因如此，人们对阳明后学的关注重点多在南方王门后学而不在北方王门后学。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他们有其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和贡献，而且，他们毕竟是王阳明心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问题，杨朝亮教授著《北方王门学案研究》（商务印书馆2021年11月版）一书给予了系统的解答。

北方王门后学大多生当明代中后期，此时，大明王朝各种社会矛盾尖锐激化，封建危机日渐加深，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活跃，也大力冲击和破坏着传统的封建秩序；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各种严重问题，党派林立，斗争激烈；再加之西北边患的威胁，大明王朝陷入危机四伏的困境之中。面对这一社会现实，北方王门后学皆能够与阳明心学的直觉主义相契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守信念，洁身自好，关心百姓疾苦，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真正践行了阳明心学思想。他们居于乡野而不求闻达，潜心问学则得心学大要，以顿悟为教，以道援儒，汇通佛儒，透过对真心、真性等心体与形体哲学范畴的理解与重新建构，直指人心，抬升心的虚灵明觉品质，发展阳明“良知”学的知性层面，凸显觉悟和念头对外物的直觉把握能力，体现出较为虚空高明的思维特色。可以说，北方王门后学皆是真学者，真正的王学传人，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出了学者的伟岸，使学问与做人、行事充分融为一体。

北方王门后学除却黄宗羲于《明儒学案》中所开列诸学者外，还应包括像王道、王汝训、逯中立、赵维新、张信民、吕维祺、冯奋庸等诸多后学，同时，还应包括像鹿善继、孙奇逢及其弟子等稍后的北方诸学术大家。从地域来说，除却山东、河南之外，实际上还应包括北京、河北、陕西、山西等广大的北方地区。总之，北方王门后学作为王阳明心学后学的一支，较之王门后学其他门派人数较少，形成与发展也相对较晚，但它的存在无疑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王守仁在南方讲学日盛，弟子遍及南方各地之时，北方的学者还在苦循程朱理学，而对于阳明心学或是一无所知，或者视为异端奇说，不被人了解。在这一情形之下，北方王门后学不懈努力，为阳明心学的传播奔走呼号，使得北方学者逐渐了解阳明心学，王学之风也随之逐渐传播开来，进而影响着北方广大区域学术思想的转变与发展。

北方王门后学学术思想有着与王守仁心学思想的共性，但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极具个性。“良知”“心”等这些王阳明心学中最核心的构成，北方王门学者在继承的过程中又各自赋予了它们在各自学术思想体系含义和地位，或是进一步以其他概念来替代这些概念的含义，以进一步充实阳明心学的内容。如尤时熙、孟化鲤师徒以“人情”“物情”之说来代替“良知即是天理”之说，使心学中“良知天理”之说的解释更加通俗易懂，契合人们的生活实际，有利于阳明心学的进一步传播。而像“道一论”思想，“理气统一论”思想，融佛、儒、道于一体的学术体系等，则是北方王门学术思想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思想。这些思想有些在王守仁那里已然存在，如佛、儒、道相融，但是北方王门后学并非一味地继承王阳明学术思想，而是在自己生活的时代下，担负起自己所应承担的学术思想责任，赋予了他们很多新的内涵，能够随时代而变，以保证王守仁心学不至于湮没在历史的发展潮流中。可以说，北方王门后学学术思想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王守仁心学产生之初相比较，对学术经世救世重视程度有所降低，对心学思想解释得更加简洁化、人性化、世俗化，更多的对于日常生活，百姓教化，人情世故渗透。而较之南方王学之学派思想而言，其最为重要的特点则是保留了阳明心学中“致知实践”和“知行合一”的务实精神，从而使得心学思想在批判与修正中顺应时代，继续发展。北方王门后学学术思想作为阳明心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了解明清陆王心学思想的完整性有着很大的帮助。同时，它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也是促进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动力，在构建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北方王门后学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他们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学术活动及教育实践都有着一定的社会政治基础，也就是说，他们的政治思想决定着他们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他们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都在积极讲求“明体达用之学”，积极“传道授业”，他们积极主张励精图治，崇尚德政；敢于直言，注重慎独；讲求孝悌，注重亲民；淡泊名利，清正廉洁；安贫乐道，深究学术；关心人才，提携后进。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更何况在明王朝那个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许多官员当官就是为了捞取钱财或政治资本，而北方王门后学大多却能够穷其一生，淡泊名利，潜心研究心学，献身教育，粗茶淡饭，两袖清风。可以说，北方王门后学用实际行动去落实和体现自己的爱民、爱国思想，如此的廉吏，可谓苦节清修，令人钦佩。用今天的话说：真正的爱民之官，从来都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北方王门后学有的则穷其一生，两袖清风，满腹经纶，以一个执政官员的执政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鞭策自己。

北方王门后学亦极其重视道德教化和文化教育事业。可以说，在他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无论是为宦从政之时，还是致仕在乡为民，每到一处皆坚持设立学堂，创建书院，举办讲会，始终把教化和教育当成兴政之本，治国之策，作为第一要务放在首要位置。因此，北方王门后学不仅皆是齐名当世的学术大家，同时也是齐名当世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理念与他们的学术取向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他们皆能够重视经世致用之实学，注重道德教化，提倡高尚气节，以挽救时弊为己任，始终不渝地贯彻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宣扬自己的学说和主张。总体而言，王守仁心学兴起之后，在阳明后学的大力推动之下，阳明心学已经渗透到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之中，如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都有在讲授阳明心学学术。可以说，心学在当时影响尤为重大的原因，除却上述所讲各级各类学校之外，还有就是在各地诸多书院的大力推动和传播之下，心学成为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北方王门后学既然皆为王学传人，是学问大家，就不能不就自己的学术传承下去，因此，他们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各个不同的场合，来大力宣传王守仁心学，为国家培养出一批著名的学者和有用人才。

总之，北方王门后学扬弃程朱理学，承继陆王心学，在对传统儒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于政治、学术和教育思想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既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时又独具特点。在学术思想上，都尊崇王守仁的心学，力倡知行合一，使得阳明心学学说在明后期于北方得到广泛传播，风行逾百年。他们通过对阳明心学的研习，使他们在为人与治学等方面，形成了重志节、重事功、重实践的鲜明特点，“在心学传播欠广的北方，独树一帜”。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们皆倡良知，讲孝悌，重亲民，施德政，两袖清风，律己慎独，淡泊名利，受到百姓的爱戴。在教育思想方面，北方王门后学视教育为己任，亲贤办学、讲学，讲实学，重德育，主张“接人则必掖以学”和追求真、善、美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北方王门后学皆研习心学，讲授心学，传承和发展了中国的儒学文化，为中国古代学术史的研究和发展增添了内涵，作出了历史贡献，而且他们的诸多学术理念、政治思想和教育实践对当今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皆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在当今社会，不论学习还是搞科研，要想有所收获，有所创新，不仅需要远大的志向和科学的目标，还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与全心全意地投入。所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讲求建设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中，北方王门后学的德政爱民与淡泊名利的言行更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作者系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现任泰山学院历史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物与博物馆学、中国传统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