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说来极其惭愧，2021年底在给《博览群书》新年一组稿件撰写导语时，我曾倡言：“2022年，仍须读书。”然这一年竟如此莫名其妙（窃以为“不知不觉”一词不足以形容该种感觉）地走到了结尾。努力回想，刚刚逝去的壬寅年，似乎读了一些书，又因为各种形势迭变和思绪起伏，搞得自己对过眼书籍印象甚浅。我绞尽脑计，粗粗理出了个人的阅读轨迹，试用六个字概括：“处未明觅文明”。

年初，颇为冒昧地向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刘隆进兄处讨的李怀印先生新著《现代中国的形成》。对于该书，我心慕许久。一气读完，深感此作的创新意义与作者的整合能力。依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的官方论断，这实为我们把握近代史给出了很好的考察角度。倘从近代中国所要实现的迫切目标来看，国家蒙辱意味着须由弱转强，人民蒙难意味着须转危为安，文明蒙尘意味着须振衰而兴。换言之，积贫积弱的中国面临着国家重建、民族再塑与文明更新的三大重任。李著在一定程度上对解答以上三大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参考。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如何看待这一段并不遥远的过往？诚如作者所言：

欲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有必要从过去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及“碎片化”的泥潭里解放出来，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究对今日中国的历史认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毕竟以今视古，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朝着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其时空跨度与内在架构极其宏远甚或繁复，以致于往昔学界所惯用的革命史模式、现代化模式等叙事路径都不足以将这一脉络书写清晰。

基于这一强烈的问题意识，李怀印先生在其新著中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我以为最为关键的，有如下几点。

其一，立足中国的历史实际，对西方既有国家建造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很是必要的反思。按照李的提炼，自1600年以来，中国的最大特征便是既“大”且“强”，亦即超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与一个高度强势的政府体制之间的独一无二的结合。该概括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自身独特性与主体性颇有价值。

其二，中国的“现代”如何可能？李给出了解析这一历史过程的三个关键环节，即明清以降再造的多族群的疆域国家、通过变法革新融入近代世界国家体系以及实现国家重建及整合改造中国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现代国家。由之延伸，李提供了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分析架构：地缘政治环境+财政军事实力+政治认同。毫无疑问，此种研讨路径紧紧抓住了近代国家转型的枢纽所在，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重要议题的展开。

其三，李怀印先生将一直以来海内外对于现代中国的转型研究称之为民族国家的“迷思”，可谓形象。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文明根性恒久是理解中国之为“中国”的根本，恰如书末的观点：“那些移植自国外的任何理念和模式，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植根于中国自身传统和资源的内在动力和逻辑。”一言以蔽之，历史的结论归根结底还需在历史的进程中去把握。

受李著启发，追溯中国的现代历程，必须要具备一种回看的视野。而一旦进入该境遇，便愈发意识到理解中华文明根性的重要性。如何理解文明，无疑是又是横亘在我面前的一大课题。脑中浮现该念头时，已是四月末，京城的一轮严重疫情已近在眼前。居家期间，我开始阅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十几年前，我便购得此书，可惜认真研读，却是在疠疫纷扰之际，人书之间，往往仍须看机缘。这本书着实厚重难懂，非常考验读者的知识积累与涉猎范围，足足读了两个月，我方大致将这部“试图将人类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的典范论著啃完，虽说不免尚存茹毛饮血之意味。让我饶有况味的是，汤因比在述及中华文明时，颇有几分疑惑，“在1911年以后，中国经历了又一次分裂，这种局面在1949年随着一个新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政权的建立而告结束。但我们无法断定，这种引进外来西方思想的做法不会给中国带来一次决定性的中断，引起中国政治结构的转变。因此我们也无法预测，我们熟悉的统一与分裂往复循环的老套路，是否将继续以传统的方式发挥效用。”毕竟“中国的未来是难以捉摸的。”不难看出以汤因比为首的西方学者，在彼时是既欲认识中国，又难以真正把握中国。倘汤氏泉下有知，倒不妨拿《现代中国的形成》一读，恐怕可释去不少困惑。

当然，眼下国人，亦未必真正理解自身文明之来龙去脉。故8月初，我又将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重温一过。苏老这部书成于其晚年，很多观点与断想皆是毕生学术积淀所闪耀的思想火花，比如“解悟与顿悟”“条块说”“满天星斗”“三部曲与三模式”及“双接轨”，无论是专业考古学人，还是像我这般的门外汉，读来都不觉隔阂，且每每被其睿智的论断所折服。透过文字，我隐约感知到临近生命尾声的苏老，“是把寻找中华古文明的民族灵魂和精神支柱，作为思考的重心”。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考古学走过了八十多载栉风沐雨、薪火相传的发展历程，成就固然巨大，然瞻远而观，要把考古学同历史学、人类学真正结合成一体，可能还要经历相当时间，但把这三大学科融会贯通来“重建中国远古时代”，必定是本世纪最为重要的课题。我是历史学出身，自然觉得虽学养匮乏，但此等事业也应多加关注。恰如前言所及，世上的事，常非碰巧，而是机缘。八月份，趁疫情稍缓，我月初先是举家赴山东出行，走了一遭。当一个炎热的上午在曲阜孔庙参观时，我抬头远望大殿上的屋檐雕饰，众神驭兽，勾心斗角，瞬间我意识到中华文明自孔子出现后，俨然与之前有别。换言之，孔子标记了一种文明时间。坦率的讲，我每年都要来曲阜多次，即使疫情三年亦未间断，但此等顿悟，确是这次外出的意外收获。

到了下旬，又因公务赴河南考察，这次收获更大。以河南为主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这里不仅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诞生之地，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保持着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位置。“中原”一词在历史文献中的亮相，应在春秋战国时期，特指河南省及其周边夏商周三代统治的中心区域，亦即现代意义上的狭义中原地区。降至两汉，中原这一概念逐渐扩大至代指整个中国北方黄河中下游的广袤地区，广义上的中原地区因之形成。依据考古资料，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的西周早期周王室宗族青铜重器“何尊”，上面刻有“宅兹中国”的铭文，“中国”一词专指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由此推断，最迟在西周早期，将中原视为中心的观念已然形成并深入人心，因而尤其值得深入研究。一路走下来，我个人最大的感受便是知识恐慌与理论匮乏。如何用文明研究的理论方法来审视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此问题在我心中盘旋不散。

于是，我买来阮炜老师的《文明理论》，试图从中寻求答案。此书不厚，且付梓较早，之后不断有所增改。众所周知，“文明”虽然定义甚多，但总体而言，是指某一特定的人类集群，或者指该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展开讲，文明是人类从较为原始的采集狩猎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城市生活和国家阶段的产物，往往拥有较大的人口、经济规模和辽阔的疆域，也有可能涵括多个主权国家、民族或族群以及多种预言、习俗，同时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形态和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样态。阮老师以为，这其中，有三项指标尤其值得措意。一是“文明规模”；二是“人口规模”；三是“文化—技术能力”。回顾人类历史，往往“文明规模”“人口规模”与“文化—技术能力”都相对充分的区域，其综合性的文明实力较强，且可持续绵延发展，因为它蕴含着得以长时段存在的总体力量与因素。以此架构考察中原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可得到一些印证与启示。当然，阮老师有关文明研究的著作是一个书系，共计十种，这够我今后看一段时间的。

待读完《文明理论》一书时，已届秋末，新一轮京城疫情再度暴发，且防疫政策也在此后出现重大调整。于此特殊时期，除了维持好日常生活，我的文明阅读也略有转向，在年末翻出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的经典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希冀从更为硬核与开阔的角度理解人类所身处的这个未知大过已知的星球。

诸上，即我2022年的阅读大概，较之往年，堪称断断续续、难言深入。不过，借助这几本著作，愈发坚定了我的判断：深处一个剧变不已且前景未明的时代，我们理当在深研诸多文明中来把握人类之未来。每个人的生命终究是极短的，但我们的文明是绵长的，参透了文明三昧，便意味着我们个体的文化生命便在这种自觉延续中被无形拉长了。此过程，或即“处未明觅文明”。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