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个圆梦的季节。莘莘学子经过十几载的奋斗，在这个九月迈入更高的学府，继续下一程的人生旅途。
在我们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批人心目中，“奋斗”或许关联着一个革命传统。但到20世纪80年代，“奋斗”似乎已退居幕后，“拼搏”则走向了前台，因为它连接着“女排精神”。
这几位青年作者并没有在时下的“内卷”谱系上书写自己的篇章，而是紧紧抓住“奋斗”，让它在古今中外的名家名作中闪展腾挪。曾子涵拿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说事，认为此作的核心命意是“不奋斗不得活”。这一判断独辟蹊径，可能会令读者眼界大开。而她消停了两年“前度刘郎今又来”之后，文笔则更为老到，也让我欣喜不已。党文亭谈孙少平的奋斗之路可谓顺理成章，因为《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曾被官方评为“最美奋斗者”，孙少平的“奋斗”很大程度上也接通了路遥的“奋斗”。而当如今许多人都想着佛系、躺平，甚至摆烂时，她对孙少平式的奋斗精神的分析以及由此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是难能可贵的。
如果说路遥式奋斗是励志，是满满的正能量，那么，易卜生式奋斗则会让我们浮想联翩，感慨不已。因为丰硕从《布朗德》谈起，所要揭示的正是易卜生式奋斗的秘密。她指出：当奋斗过程中神性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极点时，“从高处坠落”就成为易卜生解决矛盾的固定套路。而这种套路，或许隐含着我们不一定容易理解的形而上主题。相比之下，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奋斗主题则相对清晰，因为她笔下的主人公晚年曾经说过：“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赵春然正是从此开始，对“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奋斗主题进行了梳理。而这一主题一旦与女性主义、作家、知识分子关联到一起，不经意间仿佛也变得高大上起来。
希望读者和这四个年轻的学者一起，体会与您一样和不一样的“青春与奋斗”。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儒林外史》时，说：“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P229）
诚如鲁迅所言，《儒林外史》一书，给人最大的印象，便是那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人富贵泼天，有人穷困潦倒；有人骤起而殊灭，客死他乡，有人一生平淡，潦草殉梦；有人魏晋风骨，有人势利粗鄙……无数人物风流聚散，然而，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是鸿儒还是白丁，“奋斗”一词都是他们避不开的关键词。
“科举”一词在《儒林外史》中分量颇重。
马二先生醉心举业，一生努力参加科举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不考试的时候便靠做编选科举范文的选家维生。善良而富有责任心的他，很真诚地劝诫“游手好闲”不思举业的后辈：“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P167）“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儒林外史》，P168）这是书中纯善之人对科举的推崇，而“坏人组”也不甘示弱。收钱打百姓板子的酷吏王惠在没中进士之前，也曾苦熬数十年，勤勤恳恳读书，扎扎实实为举业奋斗，直到年老体衰了才得遂所愿。此外芸芸众生中，鲁小姐醉心八股文，只恨自己不是一名能参加科举的男子，眼见丈夫无心举业便气得愁眉不展，待亲子诞生后，登时化身“虎妈”，“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书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儒林外史》，P169）。至于那60余岁仍未中举，看到贡院伤怀，嚎啕大哭到晕死的周进，还有那进了中学课本的中举范进，更是将“科举”的“重要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儒林外史》是一本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反映的，正是明清时代的社会风气。那么，为何科举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来说这么重要呢？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评点一语道破天机。这部今见最早、影响最大的《儒林外史》评点道：“‘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纵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P18）为何“功名”二字会与“富贵”并列？实在是因为，在明清时的封建社会里，通过了科举，得了官，人便有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富贵自然接踵而至。书中蘧太守已经算是一个不与民争利的好官了，然而，“家君在此数年，布衣蔬食，不过仍旧是儒生行径，历年所积俸余，约有二千余金”（《儒林外史》，P103）。哪怕是相对而言的好官，“仍旧儒生行径”，在做官之后，家庭经济状况也会因此得到质的飞跃，那么“不是儒生行径”的呢？余大先生的经历可助一窥。余大先生去无为州拜访州尊，州尊念旧，想接济没钱的余大先生，却又“到任未久”，囊中羞涩，于是便用卖余大先生一个人情的方式对其进行接济：州尊让余大先生答应有偿帮一个犯了人命官司的人做说客，待余大先生收了银子后，他再将这个官司勾销。“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两银子，权且拿回家去做了老伯、老伯母的大事。我将来再为情罢。”（《儒林外史》，第512页）好一招“借花献佛”！而余大先生对此的反应，则是“余大先生欢喜，谢了州尊，出去会了那人”（《儒林外史》，P512）。功名可以带来富贵，以权谋私是如此平常，以至于百姓们也司空见惯，只恨贪得多的，不仇那有人情味的、帮助了自己的，显然，“功名富贵”四字已经刻入了时代的血液里。
“功名”不仅可以带来“富贵”，它还意味着社会的尊重。范进在未中举之前，被岳父胡屠户指着鼻子骂得难听：“你不看见城里张府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儒林外史》，P39）而到中举之后呢？胡屠户逢人便夸耀自己眼光好，相了个好女婿，“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儒林外史》，P44），连他口中的张家员外也主动过来认范进为至交好友，银钱上的资助更是如水而来。从人人可踩到人人可敬，这之间只相隔一个举人的身份罢了。像那马二先生一生未中，纵使他行善事、做好人，一生端方，旁人也不过看他如跳梁小丑，不把他的话当真，连受过他救命之恩的匡超人也会在其他人面前贬低他。
既然“功名富贵”如此重要，那么，作为一名明清时期的“有志青年”，当如何“奋斗”，以便获取功名富贵呢？苦读是一条路，然而，只是钻研举业参考书的苦读只会让人走投无路。马二先生一生获得过数个案首，却从未中举。“聪明”的高翰林却明白“功夫在书外”：
“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没有一句话是杜撰，字字都是有来历的，所以才得侥幸。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不中的。（《儒林外史》，P563-564）要用心“揣摩”考官的喜好，用心“揣摩”上位者的倾向，如此，才能“得证大道”。君不见范进也是因主考官周进的一念之善，才得以中举成功的，可见在那样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时代，讨好活人比领会死书要来得靠谱得多。
“揣摩”是一回事，可毕竟古代科举的录取率太低，若是人笨了，连“揣摩”也不会，那该如何是好呢？这时便轮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钱且想考者可去购买代考服务，匡超人的“第一桶金”便来源于此；有钱但实在考不过也不想再考的人，可以骂骂咧咧做假名士，搏一个“不慕权”的名声，也是行走江湖的一条路，娄三公子、娄四公子便是一例。还有没钱也考不过的人，那便趋炎附势、无所不用其极——匡超人停妻再娶，享受荣华富贵，而原配妻子早已魂归乡里；牛浦郎冒用他人诗名，招摇撞骗，混吃混喝；五河县民一味崇拜中了几个进士的彭家和做盐商有大钱的方家，以至于“非方不亲，非彭不友”。县太尊的座上宾过来拜访虞华轩，县民却坚信此人一定是骗子，因为“他果然是在太尊衙门里的人，他下县来，不先到他们家去，倒有个先来拜你老哥的？”（《儒林外史》，P536）功名富贵在上，“有志者”无所不用其极，实在是乌烟瘴气，这“奋斗”，自然也是加了引号的了。
庸俗之人势利，满眼都是功名富贵，可细品下来，又不禁会多出几分苦涩之味。所谓“可恨人必有可怜之处”，醉心功名，实际也是社会毫无保障的情况下的不得已。
首先是以科举为业之人。这些“职业考手”，若是家中有地有钱，祖上有积蓄，倒也好说，无非便是“耕读传家”，可若是本身毫无生产资料，举业就成了改变自身乃至家族命运的救命稻草，而当屡考不中时，缺乏谋生本领与谋生途径的他们，也就极容易走投无路，每日都与家人一道在死亡线上徘徊。胡屠户骂范进，除了势利，也有一个原因是范进太穷，连着女儿跟着经常吃不饱：“自从进了你家门，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可怜！可怜！”（《儒林外史》，P38）如果不是胡屠户带着大肠与酒来接济，一家人连晚饭吃什么都不知道。范进去考试时，家中饿了两三天，出榜那天，母亲吩咐范进去拿生蛋的母鸡卖，“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已是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儒林外史》，P40）。倪老爹做了37年的秀才，无力养活儿女，六个儿子死了一个，前四个卖了，最后一个也有偿过继给了开戏班子的鲍文卿。在这样“不成功就成仁”的极端情况下，“职业考手”们必须努力，因为不努力的后果不是别的，而是惨淡的死亡。奋斗，是攸关生死的。
没考上的人，咬碎了牙也得考，那一直吊着的胡萝卜便是那考上之后的功名富贵。那么，中举了之后就一定荣华富贵吗？大概率，却也不尽然，因为权力可被赐予，也可被夺回。读罢《儒林外史》，“坏了”二字随处可见——这二字是用来形容丢官的。一个之前还耀武扬威的官，可能下一章就突然“坏了”，或是罪有应得，如拿人命官司卖人情的无为州州尊，卖人情卖得爽快，被绳之以法也来得快。或是莫名其妙，如嘉赏早期匡超人仁孝的官员，中间稀里糊涂“坏了”，之后又稀里糊涂高升了——这里的稀里糊涂，是真正意义上的稀里糊涂，因为作者并未写明，而不写明是因为这样的事在当时社会来得太容易也太自然了。武将汤镇台为国镇压叛乱，明明立下大功，却因得罪文臣同僚，最终竟匪夷所思地以大功问罪被降级。宦途凶险，能否长久享有功名富贵，几乎成了一个可以作“命运”同义词的命题，而命运，向来是不讲逻辑、不管起承转合的。坏了之后会怎样呢？轻则遁入空门，逃命慌不择路，重则惨死狱中，妻儿无着无落，乃至被牵连问罪，功名富贵皆成昙花泡影，落下的只有死神的阴影。
既然功名富贵难得也难长期持有，那么，做一个普通的百姓是否可行呢？可行也不可行。可行之处在于，身处人情社会之中，只要不把身边之人都得罪光，自己也不懒，混口饭吃还是可行的，但也仅止于字面意义上的混口饭了。上文中谈到的倪老爹，饿得两眼昏黑，他倒是可以凭着修琴的手艺勉强度日，却一个孩子也养不下。匡超人流落异乡拆字为生，能勉强糊口，但却无论如何攒不出回乡的路费。牛布衣半生江湖名士，说病也就病了，小庙残喘，缺医少药，最终客死异乡。少数不靠功名发家致富的人，遇到一个酷吏、或是一个卷款跑路的诈骗犯，那便顷刻一贫如洗。生命的质量毫无保障，活着，也只是活着罢了。
经济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儒林外史》中那些醉心功名富贵的众生，本质上是在追求生。求生，所以日渐入魔，所以迷失赤子之心，变成了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模样，甚至连自己也会厌恶自己。做了三十年秀才的王玉辉正直持善，然而却没钱。同样善良的女儿在亡夫之后，因求生困难，选择自尽殉葬，王玉辉用“这是青史留名”之事麻醉自己，甚至说出“死得好”这样的混账话，可最终他也欺骗不过自己，在旁人夸他生了个好女儿时心伤避人，此后在书中所有的出场都是悲戚痛苦。众生皆荒诞可讽，可众生也皆苦。这便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除了追逐功名利禄，也有一部分人是真正为了理想而奋斗。这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以楔子中的王冕与后文中泰伯祠修建的重要参与者杜少卿为首。
作为全书的开端人物，王冕是一个奇人，这个历史上有同名原型的人物，爱读书而不慕功名富贵。他懂求生，家中无钱读不起书便去放牛，后面学了画，卖画使自己不愁衣食，保证了生存的基本质量。他不与趋炎附势的俗世同流合污，尽心而活。不愿与官结交，便真正地避世，而当有为君主来寻访他时，他又真诚地提出建议，给出治国之道的参谋。显然，王冕这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儒生文士形象，是极得作者喜爱的。他象征着一种“士”的境界——为明君的江山尽力，为自己的风骨尽心。王冕活着的方式，本身便是理想的践行。
杜少卿是另一个理想主义者。与王冕相比，他有更多的缺点，如不善持家，以至于万千家财散尽，日渐贫困，后期甚至连卖文度日也难，只能远走他乡投奔好友。可这样的人，当他为了理想而奋斗时，却更让人感受到他的光辉，因为信念只有在其主人被逼到绝路时还被牢牢坚守，才会显得尤其珍贵。文中的杜少卿，千金散尽帮助每一个受苦的人，真心实意地追慕、思念着自己正直的先祖，与妻子情投意合绝不纳妾，二人携手游山玩水，令旁人不禁侧目。他称病而不做庸俗的官，对正义之人和善，对奸邪之徒明目冷眼——他活得如王冕一般尽心，虽然远没有王冕潇洒，却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儒林外史》中还有很多闪光之人、闪光之事：萧云仙为国筑城，有功却被扣“靡费”的帽子，朝廷要求他还钱，他无颜面对老父，父亲却慷慨地拿出钱给他还债。马二先生耗尽积蓄帮助蘧公孙免除抄家灭门的灾祸，自己却分文不取，远去他乡默默谋生。他们或许不完美，或许也各有各的小私心，但在势利横流的那个社会中，他们努力守卫着内心小小的理想，行正事，做正人，但求无愧于心，这种真正的奋斗，不能不令人动容。
《儒林外史》中，最重要的情节，也是全文的最高潮，当属泰伯祠祭祀一段。泰伯是商朝之人，家中排行老大，因为避让父亲的传位而迁居江东，建立吴国。这或许是后人牵强附会的传说，但文中的杜少卿们，却认认真真地为了修建泰伯祠而奔走，耗费无数银钱，作者也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细致描述了整个祭祀的过程。在描写讽刺了无数趋炎附势之人，功名富贵之事之后，为什么要用近乎琐碎的笔墨来写这么一件事呢？我想，这或许便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所想要表达的核心：不奋斗不得活，活着不易，挣扎求生很难，但即便如此，人也要有自己的底线。不要“奋斗”，而要奋斗。祠堂最终破败不堪，那些人们也如云四散，一切的一切在浩大的时空面前都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那些真正闪光的东西，却会永远存在于人的记忆中，被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
（作者系文学硕士，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公司原创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