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
读书就是读其人。
时光飞逝，袁方教授领衔编写的《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出版已是第33个年头。今年是大兴调查研究之年，偶然看到书柜的角落里面袁方教授送我的《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一书，虽然是明显的铅字排版不是激光排版，但是翻开再读，却发现其中许多原理和论点都不过时。全的内容主要包括： 绪论、社会调查的方法体系和基本程序、社会调查课题的提出与确定、社会调查的设计与准备等。首版于 1990年，直到 200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还在印刷。
壹
水有源，树有根。结识袁方教授还得从头说起。1985年到 1988年，我在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庆唐系主任一有重要的会议，要请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袁方出席，我经常承揽接待袁方会长的工作。一见面，作为湘北临湘人，我就听出他浓厚的湖南口音，觉得特别亲切。接下来，无论是从清华大学那边论，还是从北京经济学院这边论，袁方前辈都是我的学长，因此更加聊得来。
袁方先生生于 1918年春节正月初一，卒于 2000年 6月 14日。湖南汉寿人，1942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师从陈达、潘光旦、李景汉、吴泽霖等社会学家。此后，曾前后在清华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多所高校任教。198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袁方先生认为：社会调查作为社会调查研究的一个前期阶段，是指运用观察、询问等方法直接从社会生活中了解情况、收集事实和数据，是一种感性认识活动。而社会调查研究则是在系统地、直接地收集有关社会现象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材料的分析和综合来科学地阐明社会生活状况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活动。所谓研究，一定是通过对事实资料的思维加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些判断非常深刻，一语中的，永不过时。
袁方先生指出：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是指人们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的一般方法在社会调查研究中的体现和应用，它提供了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所谓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方式：也称研究方式，它表明贯穿于社会调查全过程的程序、步骤与操作方式，它说明研究者是通过何种具体途径得出研究结论的。至于社会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就是我们在调查研究的某一阶段中使用的方法、技术、工具等，一定要与时俱进。
记得袁方先生跟我说过：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的校训，也是西南联大的精神意味着坚忍不拔、追求卓越。和咱们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他个人一生提倡的“锲而不舍，务求深透”的治学原则，也是源自西南联大的学养。
在本科学习期间，袁方先生就尝试用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的理论分析昆明市镇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1941年，袁方先生在《当代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初步展示了调查的成果。1946年，袁方先生随清华大学返回北平，途中在上海参与陈达主持的大规模工厂劳工调查，搜集并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上海工人生活史个案研究》和《上海市的工会》等调查报告。1949年，在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的袁方先生参与北京市政府组织的关于特种手工业的调查，对北京市地毯业和景泰蓝业做了研究并撰写调查报告。1955年，袁方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 1956年和陈达等人一起到北京劳动干部学校（北京经济学院的前身）的劳动经济班任教。1956年 11月， 他与李舜英等人作为陈达教授的助手，一起撰写关于中国人口普查和人口问题研究的文章，以准备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学术年会。1957年，袁方和陈达、费孝通、雷洁琼等社会学者受潘梓年邀请召开多次座谈会，研究建立社会学机构的问题，随后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袁方先生也参与了筹备的工作，并和胡庆钧一起写作《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贰
改革开放以后，袁方先生致力于打开中国社会学与世界社会学界的联系，他于1980年前往美国檀香山参加由东西方人口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人口分析会议”。1982年，他发表了论文《青年就业问题的调查研究及其方法》。大约是1986年春天，北京经济学院开始国际劳工组织密切合作，这个时候袁方先生频繁来朝阳区红庙开会。1986年 11月潘金云老师等参加了国际劳工组织在曼谷召开的亚洲就业促进小组成员国会议，在会上成立了亚洲人力资源开发联络网，并要求各成员国成立各自的国家网。1988年 6月，我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国家计委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研究所工作，我在潘金云老师的领导下参与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的组建工作。它的前身是由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三个单位的负责人潘金云、赵履宽、袁方三位教授发起组建了中国劳动、人事、社会学教学科研联合会。经过北京经济学院、国家计委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两年多的筹备，在国际劳工组织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于 1986年 9月 20日在贵阳正式成立了国际劳工组织亚洲人力资源开发联络网中国网，袁方先生担任亚洲人力资源中国网主席团主席。国内名称为：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中心，这是最早把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引进中国的学术组织。1988年在国家计委的大力支持下 ，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正式更名为“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我陪同袁方先生参与了全过程，也是一个见证者。他德高望重，担任过超过十年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高级顾问。
记得是 1987年秋，袁方教授要我去报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做他的博士研究生，由于当时社会上的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如火如荼，我 1980-1988年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求学八年，再读三年博士实在受不了，只好婉拒了。后来证明我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1997年，我结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在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开始自己在职博士研究生生活。所以常住人民大学东风三楼 218房间，经常晚饭吃过后在校园里面散步时会碰到袁方先生，这样我打招呼以后， 就可以随时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记得一次闲聊时，他明知故问地考过我；“宜勇啊，人有没有兽性呀？”我说：“这肯定是有的。”他又说：“一定要想办法，弘扬高尚的人性，把兽性限制到最低的程度。你抽空可以关照一下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
叁
总结自己一生时，袁方先生自豪地说：
我在高校从事教研工作五十多年，在重新回到社会学领域之际，我仍然坚持以往的学术主张，即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理论与实际结合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的基本功，是理论联系实际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须从了解国情，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入手。我曾把这种看法贯穿于北大社会学系的教学实践，要求学生不仅要有较高的理论素质，而且要深入实地，用科学调查方法，认真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实际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来认识社会、研究社会、促进社会进步。这已成为北大社会学系的一种学风。常听人说，北大社会学系的毕业生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上都有较扎实的基本功。对此，我深感欣慰。
“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袁方教授以自己的一生的研究实践了一个学人的严谨学术态度和崇高学术精神。
袁方先生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用科学的方法认识社会，改进社会，在社会学研究中主张“以人为中心”，以社会调查为依据，注重会集各家之长，强调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相结合，社会学方法和人类学方法相结合，的确功不可没。
调查研究始终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很有必要。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进一步持之以恒地做好基层调查研究工作，袁方先生的《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值得品味，其中不乏许多调查研究的哲理和技术。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