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燕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它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被历代学者所称颂。但是对于《左传》叙述鬼神妖梦之事，古人则有所诟病。汉王充认为《左传》“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晋范宁认为“《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宋胡安国也认为《左氏》“失之巫”；清韩菼批评《左传》“好语神怪，易致失实”，等等。如果单纯从史实考证的角度来说，这些观点的确有其道理。
然而，《左传》是史也是经，虽然史官文化提倡“实录”，但书写帝王圣贤的神异传说，能够为权力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左传》还有阐释《春秋经》的任务。从“以事解经”的角度而言，叙事的主要目的在于解经，有时可以对故事进行创造性改编，如《公羊传》《谷梁传》中所叙故事有些也与史实不符。《左传》通过叙述鬼神妖梦来体现善恶报应，可以劝惩人心，亦可令“乱臣贼子惧”。
每一种叙事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国上古时代巫史并称，夏商时期，巫觋文化盛行，人们将许多事情的发生归因于天地鬼神意志。到了周代，随着社会的发展，礼乐文化盛行，史官文化兴起。可是巫官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表现为史官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及借鬼神说人事的叙事方式。同时，在神秘思维的背后，理性精神逐渐上升。
壹
上古时期，先民面对各种异常现象无法正确解释，便把这些现象的出现与人类社会的变化联系起来。“一切奇异的现象都被看成是稍后必将发生的灾难的朕兆，同时也是它的原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这是人类最初的共性思维，这种思维反映在叙事上，就产生了灾异叙事。
《山海经》开启了大量记载异常物象的先河，并把异常物象的出现和特定事件的发生联系起来。《左传》则通过叙述异常物象的出现来预兆其后将要发生的事件，且大多应验，并借贤人君子之口，阐明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左传》所叙异常物象种类繁多，概括而言，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偶尔降临人间的天神。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所记之神：“秋七月，有神降于莘……神居莘六月。”古人认为，自从重、黎绝地天通，神灵就不再轻易降临人间，如若出现，便预示着某些重大事件将要发生。如内史过所言：“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此段叙事“为僖二年晋灭下阳传”。（冯李骅、陆浩《左绣》）下阳被攻克只是虢国走向灭亡的第一步，僖公五年八月，晋军围上阳，上阳乃虢国都城，到了十二月，晋国灭掉虢国，虢公丑出逃。神降莘地，虽被视作虢国灭亡的预兆，但是虢国灭亡的真正原因却是虢国国君“虐而听于神”。
第二类是死而有怨的鬼魂。如《左传》僖公十年所记晋太子申生的鬼魂：
秋，狐突适下国，遇大子。大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
太子申生死而复现，告知狐突他已请求上帝把晋国给予秦国。狐突向申生陈述利害：如果晋国灭亡，申生将会断绝祭祀；况且百姓无罪，不该受此牵连。申生同意狐突所言，突然消失。后巫者代表申生转告狐突：天帝将惩罚夷吾，韩原之战晋国必败。其后秦晋战于韩原，晋国战败，晋惠公被俘。《左传》借申生鬼魂之口预揭战争结果，意在说明晋惠公背信弃义，不得人心，晋国必然失败。
第三类是由人而兴的妖。如《左传》庄公十四年所记郑国两蛇相斗：“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两蛇相斗于郑国城门之下，城内的蛇死掉了，恰逢郑厉公重入郑国当政。鲁庄公认为这是妖在作祟，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