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丹阳 周春英
在平原，“客”本是一种尊称；而在李佩甫的新作《平原客》中，“客”其实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称呼而存在，它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内涵值得我们去探讨。
何为“客”？
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谋、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门统称为“客”。它本是一个简单的称呼，从未有人对此加以深究，可李佩甫的新作《平原客》却把“客”与平原这片土地的精神文化联系起来，在这本书中“客”并不仅仅作为一种称呼而存在，它的背后似乎笼罩着平原这片土地的文化生态。李佩甫为什么会把“客”与平原的文化生态联系起来呢？我觉得有必要解读一下“客”这个字的本义。
“客”首先是与“主”相对的，亲朋好友进了门便都称作是“客”，客人、宾客即取此意。由此引申出来的“客”便蕴含着“关系”的意思，这一个个“客”就是一个个网点，他们一点点地相连，于是便成了一张张于社会生存之“关系网”；此外，“客”一般称外出、寄居或迁居外地的人，《说文解字》言：“客，寄也”，旅客、客居、客籍等皆取此意，正如古诗所云“独在异乡为异客”。中国自古以来以本乡本土为根，所以外出的“客”就有了“无根”的意思。外出为客，客，即无根。
我们可以发现，从“客”字本义引申出的意思，正与李佩甫笔下所揭示的平原文化形态相契合，无论是《平原客》还是《羊的门》《城的灯》以及《生命册》，都向读者揭示着依附于“关系”生存的平原生态以及从农村逃离到城市后精神上的“无根化”。
掉进“关系网”中的“平原客”
综观李佩甫的作品，从“平原三部曲”到《平原客》，都未脱离从农村到城市这一模式，里面的人物大都出身于农村，童年的农村苦难使他们或者通过刻苦学习或者通过当兵，逃出农村去往心中向往的城市。在农村他们是“主”，到了城市的他们便都是“客”了，作为“客”的他们在这里是没有安全感的，于是“关系”便成了他们的依托，“关系学”便成了他们的生存之道。
《平原客》中最精通关系之道的当属谢之长。他作为梅陵这一方的“花客”，也即协调花卉交易的中间人，本身就是一个游走在关系之中的人，且一出场就是一个能人以及刘金鼎的贵人。他通过“关系”帮刘金鼎成功转学，而后又让刘金鼎成功保送进大学，由此才打开了刘金鼎人生的辉煌大门。而谢之长的关系之道，归根究底就是一个简单却又内涵丰富的“跑”字。他作为一个“花客”，是通过“跑”来协调花卉交易的；他帮助刘金鼎转学甚至保送至省城科技大学都是通过一次次的“跑”来实现的；他更是通过这个“跑”字，征服了黄淮市所有的局、委、办，打开了自己在黄淮市的大门，打通了一条康庄大道。“跑一跑”这句平原土话在谢之长身上能够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他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不认识”变成“认识”，再由“认识”变成熟人、朋友、“关系户”。李佩甫在他的《羊的门》中说道：
“跑一跑”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行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生存动词，也可以说是失去希望之后的再努力，它泛指遇到了什么难事和关卡，就去找熟人、拉关系、走门路，而后打通一道道关节。这里边当然还包含请客、送礼、行贿等内容，所以这个“跑”字是一个“足”字带上一个鼓鼓囊囊的“包”。人是要带着“包”跑的呀！
由此可见，在平原这个“跑”字与“客”和“关系”是多么的紧密，他们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平原上的“客”是通过“跑”来拉“关系”的，谢之长正是这个字的生动体现！
对“关系学”的信奉其次便是刘金鼎了。刘金鼎对于“关系学”的信仰是因为他先尝到了“关系”的好处。他先是由谢之长通过跑关系让被开除的他转到洧川中学，而后又经过谢之长搭上李德林保送进入到农科大，由此他便成为了“关系学”的信奉者。他清楚地明白自己一无所有，必须依靠“关系”，所以他一直紧抱李德林这棵大树，每隔一段时间就专程陪李德林吃烩面，为李德林养“班底”，处处为李德林“着想”，抱着李德林这棵大树他果然顺利地步步高升。享受着“关系”和权力带给他“尊严”享受的刘金鼎并不满足，于是他又提出了他的“据点理论”，并在梅庄这个地方建起了李德林的其实也是他的“关系网”。和谢之长相比，刘金鼎并非天生拥有这种本事，可是他清楚的知道自己要想顺利高升在官场生存，就得依靠“关系”，在持续受到关系带给他的便利后，他切切实实从“关系”的信奉者进入到宣扬者、实践者了。何为“平原客”？在刘金鼎身上便是《史记》中记载的三千年前小小平原君的三千门客，这三千门客是平原君的依傍，是平原君的人才，是平原君的“关系”，这也正是刘金鼎想要为李德林培养的班底，这“平原客”指的就是刘金鼎那所谓的“关系网”。
李佩甫《羊的门》中的呼天成更是一个“关系网”的成功建造者。他用40年的时间，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城到首都的覆盖全国的巨大关系网。他是呼家堡所有人心中无条件完全信服的神；他虽只是呼家堡的村长，却可以让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省报的副总编、省银行的行长等一干人争相为他祝寿；他的一个电话可以让市委书记如坐针毡；他可以让县长呼国庆两次转危为安。呼天成似乎一点也不强势，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呼伯，可他在所有人的心中都是无所不能的碑形人物。这一切都得因于他对于“关系”的经营，对“人”的经营。正如李佩甫所说：“呼天成从不经营商场，他经营的是人场。”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平原客》中的谢之长和刘金鼎、《羊的门》中的呼天成以及《城的灯》中的小佛脸儿等，李佩甫笔下的这些人物似乎都是马克思这句话的忠实信徒，他们无比地信奉“关系”，终其一生活在这个“关系”中，别人是他们的“客”，他们也是别人的“客”，他们的心中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主”。
“根”的迷失
李佩甫说：“广阔的平原是我的领地，而那里的人物是我的植物。”他是把人当植物来写的，人与植物一样，生存必须有根，“根”依附土壤而生，可被网起来的人即使本来有“根”，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那张网拽离他的“土壤”。
正如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李德林的“根”也是在无声无息中消逝了的。初时，他有着农村人的低调朴实，待人没有任何当官的架子，只想要当一个简单的育种者；他有着科研为国为民的心愿，一直想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培育出双穗小麦，为老百姓解决温饱问题，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继续他的小麦研究事业，在农民的麦子被烧了之后，他极度痛心并眼含泪花地质责刘金鼎，他的心里是真心含着国家含着人民的；他有着一望无际的人生坦途，有着留美博士、农科大副校长、国家首席小麦专家、农业部专家组顾问、国家“863”计划评委等等一系列闪光的头衔，口碑好且是难得的专家型人才，我们可以想象到他若是在小麦研究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很有可能会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罗秋旖所希望的“小麦之父”，成为顶级科学家，人生可谓一片坦途！
可是，李德林的人生在他走上仕途当上副省长后发生了转变，他离开了适宜他的那片“土壤”，于是他的“根”被一点一点地残蚀，直至消亡……他的升官使自己被繁琐的官事拖累无法专心于小麦的研究。他的升官让他的“学生”刘金鼎有了更大的希望，于是他在刘金鼎的浸染陪同下，烩面从路边摊吃到雅间，开始接受并享受奢靡场所的服务，最终出乎意料可又顺其自然的接受了刘金鼎的主意，用野蛮的方法杀死了徐亚男。他的升官使他的妻子罗秋旖的专家梦破灭，最终两人由于城乡生活习惯的差异而离婚，基于第一任妻子给他带来的阴影，他娶了与罗秋旖完全相反的徐二彩，可徐二彩在婚后不久便露出了她的粗鄙面目，更是在生下了儿子之后变本加厉，使得李德林备受折磨，不仅不能安心育种更是在不堪忍受之下授意刘金鼎把她杀了。李德林脱离了他扎根的土地，并在“学生”刘金鼎和他两任妻子的影响下一步步偏离了原来的方向，丢失了他的专心育种为农民的本心，丢失了他的“根”。正所谓是“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切后果都是在无形中从细微之处一点一点形成的，到最后，李德林才幡然悔悟“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头发白的时候也没有”，可已为时晚矣。
相比于李德林的可悲可叹，刘金鼎似乎更偏向于可厌可恨，然而他最初也是有“根”的。年少之时，他努力地用功读书从而向班主任证明他不是“臭狗屎”，在王小美喝药晕倒之时他第一个背起王小美送往医务室。可他在尝到“关系”带给他的好处之后，他在不知不觉中主动丢弃了他的“根”：征地纠纷中包庇谢之长，引得6·29卧轨上访事件的爆发；创办明为朋友聚会“梅庄会所”实则是官商勾结、藏污纳垢的处所；最后“建议”和帮助李德林谋杀徐二彩之后，跌入犯罪的深渊。潜逃回家乡，睡在花房的木板床上，才开始恍然醒悟，不禁眼角湿润着问自己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是啊，为了名利，他们都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根”。平原之客，即是无根之木。
在李佩甫的前作《城的灯》和《生命册》中亦可以看到类似的人物——冯家昌和骆驼，他们从农村努力进入到城市，想要谋求更好地生活，却都在城市的光怪陆离中迷失了自己，丢失了自己的“根”。
《城的灯》中的冯家昌母亲早逝，父亲无能，还有四个弟弟，家徒四壁穷到连鞋都穿不起，倔强的少年唯一能想到的方式就是练就一双“铁脚”，咬紧牙关和命运抗争。幸运的是他赢得了村支书掌上明珠刘汉香的倾慕，两个少年很快便沉浸在懵懂情爱的甜蜜美好中。被村支书知道了两人的关系之后，雷霆大怒打算摧毁他，最后是汉香救了他，让他到城里当兵。进到军队的冯家昌吃苦耐劳立志要穿上“四个兜”的营长服体体面面地回去，气气派派地跟汉香结婚！可急于摆脱穷苦的冯家昌，在城市里逐渐迷失了自己。为了前途他抛却了作为人的脸面和尊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跟着小佛脸儿学习“微笑”、学习“柔软”、学习机关里的“文明”；为了顺利提干，他更是丢弃了他的爱情，丢弃了在老家一边辛苦照顾父亲和四个弟弟一边苦等他衣锦还乡的汉香，迎娶了高干子女李冬冬为妻；为了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一点点地抛弃了他内心珍贵的东西，抛弃了真实的自己，丢失了他的“根”。
《生命册》中的骆驼骆国栋身体残疾，童年曾受极度饥寒，但他有着超出常人的智力和果断力，在“我”的心中是一位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我”在他的召唤下开始北漂，在他的带领下为自己的美好未来闯荡。然而，在杀入股票市场追逐金钱的过程中，骆驼的欲望和贪婪也日益膨胀，他使出浑身解数攀附官场和名利场，不惜用金钱和美色将他人拉下水，他变得越来越急躁，说话、脾气都开始飘了，他逐渐走失了最初的理想，最终身陷囹圄，跃楼自杀，人财两空。骆驼的悲剧来得剧烈，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他同样迷失了自己，没有了自己的“根”。
从农村到城市，在逃离和追逐的过程中这些平原之“客”一步步地迷失了自己，拔除了自己的“根”。
从《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到《平原客》，李佩甫一直着力于刻画他所生存着的平原，描写平原这片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在《平原客》的后记，他不禁发问道：“那只蝴蝶，卧在铁轨上的蝴蝶，他醒了么？”他也不知道那只蝴蝶是否醒来了，可他想要呼唤茫茫平原之“客”的醒来。
（作者简介：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导，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现当文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鲁迅研究会理事；介丹阳：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16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