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海

受道家文艺观的影响，李商隐的诗歌思想具有尚真、任情的艺术倾向，这体现在艺术风貌上，是其诗歌突出的“缘情”特征。

无题诗对于个人真挚爱情的艺术表现

男女爱慕之情，在《诗经》中已有朴素的表现，并成为后世爱情诗的滥觞。汉末《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发至情”，对感情的描写真挚动人，但表现的主要是夫妇之间的离别相思，而非男女之间的恋慕。此后曹植继承楚骚的传统，以男女之情寄寓才士不遇的怀抱，成为古诗的重要传统，纯粹的爱情描写在诗歌中更加少见。魏晋以来，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诗歌标举“缘情”，男女之情的描写成为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南朝民歌及其文人拟作中大量涌现清新自然的爱情抒写，以及传统闺怨、宫怨诗的进一步发展。

中唐以后，爱情成为文学的重要主题，这和当时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尤其是传奇）有关。中唐传奇中，沈既济《任氏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元稹《崔莺莺传》、蒋防《霍小玉传》等表现男女之情，艺术上比较成熟，吸引文人重新关注古老的爱情题材。白居易《长恨歌》中对帝妃之间上天入地的爱情之描写，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此外，李贺诗歌中神话和艳情的结合，大约也受到《柳毅传》的启发。可以说，对于男女之情的抒写，已经成为中唐诗歌的一种风气。而中唐爱情题材的诗，作者多以旁观者的身份抒情，尚属于乐府中的代言体。如白居易《长恨歌》、刘禹锡《竹枝词》等，其诗歌中有关爱情的描写都缺乏体验的个人性，就抒情方式而言，仍属于乐府代言体的范畴。李贺的爱情诗，已经开始向个人化的抒写过渡，但受乐府的影响太明显，大量使用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湮没了爱情体验的个人化特征，这使得其爱情诗绮艳有余，深情不足；足以耸动视听，难以动人肺腑。

真正的爱情诗的个体化抒情应该说是李商隐奠定的。李商隐诗受李贺和六朝乐府的影响很深，集中艳情诸作，明显受到李贺爱情诗的影响，在意绪的迷离方面甚至比李贺走得更远，如《燕台诗四首》《河内诗》，但尚未洗净长吉体的痕迹，亦非其爱情诗的代表之作。集中最为人所称道的爱情诗乃是《无题》诸作：“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正所谓“镂心刻骨之词，千秋情语，无出其右”。没有真挚爱情的真实体验，诗人是无法传达出如此浓烈、深沉的相思之情的。这种因受现实阻碍而受尽煎熬的痛苦和备受折磨却依然无怨无悔的执着交织在一起，给读者以最强烈的震撼。这样浓烈而又纯粹的情感，除了爱情，更无别样的情感可以担当。其爱情诗的成熟之作，已经摆脱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在艺术表现上汲取了《诗经》和《古诗十九首》兴寄无端、空际传情的表现手法，以真情动人，奠定了中国文人爱情诗的主体风格，成为后世取用不尽的宝藏。李商隐之后，“无题”成为爱情诗的代名词，在历代皆有仿作。就某种意义而言，李商隐在爱情诗方面的成就和地位，可以媲美杜甫在七律方面的成就和地位。

就诗歌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李商隐的爱情诗也是对于爱情题材的一种纵向开拓。然而，李商隐的人生尤其是爱情体验，却是充满了令人失意的“间阻之慨”，所以前人的艺术表现与六朝乐府民歌的手法，又远远无法满足其艺术表现的需要。对于李集中大量的无题诗，清人往往倾向于认为是有寄托的，并非纯粹的爱情诗。应该承认，其爱情诗中的“间阻之慨”和他在现实生活中不遇的挫折感是相通的，诗中无怨无悔的执着之情，也和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恋阙之情相似。但需要指出的是，李商隐虽然关注现实政治，有强烈的入世情怀，但他既没有如屈原一样抱着明确的政治理想，也不具有屈原为理想而不惜身殉的决绝，对时主也不可能像屈原对楚怀王那样依恋徘徊，终不忍舍。这方面的态度，集中大量的政治诗和咏史诗中都有流露。他对于历史的认识是客观、清醒的，晚唐诸帝中他对于文宗和宪宗有好感，但更多的却是清醒的批评。他和唐王室血缘的疏离以及他一直不遇的现实遭际也使得他不可能像屈原一样，虽深知君主的昏庸却仍然有恋阙之情。因此，上引无题诸作中强烈的“间阻之慨”，可以视为通于君臣朋友，但却不能视为单为君臣朋友而发。事实上，这种阻隔的感受，在爱情中更为普遍。因为恋爱中最常见的体验就是间隔和误解，而且爱情会因阻隔而更加强烈。李商隐年幼丧父，“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不幸的遭遇培养出了诗人敏感脆弱又富于深情的气质，而这样的人“在处境窘困孤独凄零的时候”，“急于跳入爱情的火焰中”（培根《论爱情》）。

李商隐诗歌“缘情”特征的三种表现

李商隐尚真、任情的诗歌思想，使其诗歌总体上呈现出“缘情”的特色。对李诗的尽情特征认识较早的是清代诗论家纪昀，其《玉溪生诗说》卷下屡次批评李商隐诗句“太竭情”“竭情太甚”“太激太尽”。显然，纪昀以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来衡量李诗，认为其诗歌没有对情感的表现加以必要的约束，有违儒家的“以礼约情”“温柔敦厚”。因此，我们不妨略举几首被纪昀批评为“竭情”的诗歌，这些诗歌正体现出鲜明的“任情”倾向：

延陵留表墓，岘首送沉碑。敢伐不加点，犹当无愧辞。

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待得生金后，川原亦几移。

（《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

出宿金尊掩，从公玉帐新。依依向余照，远远隔芳尘。

细草翻惊雁，残花伴醉人。杨朱不用劝，只是更沾巾。

（《离席》）

春物岂相干，人生只强欢。花犹曾敛夕，酒竟不知寒。

异城东风湿，中华上象宽。此楼堪北望，轻命倚危栏。

（《北楼》）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

（《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其一）

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