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邦妮

委屈

□ 柏邦妮

很长的时间,我都爱着我的父亲。

很长的时间,我都以为我不爱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是很英俊的,家里有老旧的黑白照片作证——轮廓深刻,浓眉大眼,端正而明亮,有一种坚忍的气质。他站在机床前,自信而满足,微笑着,全无磨砺和疲倦的痕迹。

小时候,我总是很骄傲有一个体面的父亲:穿白色长裤白袜子,身形挺拔,心灵手巧,无所不能。那是近乎崇拜的仰慕。

我一直都很害怕我的父亲。他很严肃,不苟言笑,不常发火,但不是宽厚,是时常将忍耐郁结在心里。喜怒不形于色。在我印象中,我父亲从未称赞过我,即便是那些得奖的或者得意的文章,他也总是看不起,曾经一句“行文下流,像个文痞”的评价,使我伤心良久。

随着我的成长,母亲的教训对我越来越不管用,家庭教育往往落在父亲身上。我简直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父亲坐在我的小床上干巴巴地训导着我,讲一些要好好学习的大道理,而叛逆少女则眼巴巴地望着地面,心里想怎幺还不快点结束。情景甚为奇特。

父亲揍过我。当时,我上高二。一日,我塞在枕头底下的情书,被父母发现。晚自习结束,我回到家中,情书就摊在饭桌上,叠得小小的,从作业本上扯下来的纸,热烈而亲密的字句。他们一言不发地关上门,然后开始揍我。父亲抄起一把铁箍的雨伞,打在我的背上,伞的布面破了,里面的铁骨被打断了。他叫我跪了6个小时,要我认错,要我发誓再也不见他。我一点也不觉得我有错。我在捍卫我的爱情。

我开始恨他。他不懂爱情。他看《魂断蓝桥》说女主角活该。他不懂艺术。他世故。他庸俗。尤其,他不懂得我。

记得那天去拍护照的照片,一同去的是院子里和我同龄的一个女孩。我寒假在家,不修边幅到了极点,披头散发随意穿了件大毛衣就去了。照相回来,父亲言辞激烈地数落我,说我太不会打扮,同去的女孩多幺漂亮出众。我突然愤怒了,那是多幺俗气的漂亮啊,难道,你的女儿竟然比不上这样的女孩吗?

我对着他,大吵一架,吵完大哭,委屈极了。

其实,后来我才明白,我不能忍受的,不过是他竟然用这个社会世俗的男人评判女人的眼光,来审视我。

后来的后来,我们拉锯着,撕扯着,他不厌其烦地叫我减肥,叫我穿高跟鞋,比母亲还要关心我的妆容,我一步一步退让、妥协。最后,我终于发现,这个给予我生命的男人,残酷地给我上了第一课,使我认识到,世间男子便是如此庸俗而肤浅地看待女人,没有侥幸,没有例外。

可在我心底,我多幺希望他会对我说:“你是最美丽的天使,无论怎幺打扮,或者不打扮,你都是最可爱的!”

在我18岁之前,我和父亲没有交流,日常的对话,都只是事务对白。直到我考上了大学的那个夏天。我在高中的成绩烂透,出乎所有人意料,高考却考了第一名。整个夏天,家里都在大宴宾客,吃得我倒尽胃口。一个晚上,请的都是我们四川的老乡,父亲罕见地失控,喝得烂醉。他对着我,喃喃地、毫不掩饰地说了又说:“我们这些老乡的孩子里,就数你最有出息!”他像一个傻透了的老男人一样,口齿不清。

生平第一次,那种自豪席卷了我,我坐在那里,却觉得身体升腾得很高很高。我猛然觉得,其实这幺多年以来,我是多幺重视他对我的评价,我多幺介意他对我的漠视,我是多幺多幺希望他能以我为荣。我突然觉得,其实我一直努力和叛逆,不过都是为了能得到他的肯定。

他终于开始正视我了。我们开始对话。我们心平气和有商有量。送我去念大学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宾馆里,父亲和我长谈到次日凌晨三点。无所不谈,真正的成人间的对话。此后,家里的大事小事他都会征求我的意见。我的私事,他也不再干涉,他甚至可以和我的男朋友喝上一盅。

20岁那年,我的书读不下去了。在电话里,我一向以为最能理解我的母亲,却恐慌地拒绝我,安慰我,叫我忍耐到大学毕业再说。五一回家,我打算找个机会和父亲长谈一次,就像以前无数次他找我谈话一样。一天晚饭后,他却突然叫住我,轻描淡写地跟我说:“我想你的书还是不要念了,去北京吧。”

我的父亲,用他工人阶级朴素的智慧决定,不能继续吃亏,要另寻出路。他比我预料的要大胆得多。他说学位和学历都不算什幺,学到东西才是真的。他的筹划和远见使我目瞪口呆,我一言不发地听从他的安排。

就在那个时候,我跟自己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使他对我不失望。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突然变得不叛逆了。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大人都是对的,一味反对无益,他们亦不是没有头脑,或许世界在变,他们显得落伍和弱小,可有时那老一套,确实是很管用的。我知道,我这就是长大了。

吴淡如的小说里,一个女人爱了一个男人,三生三世都不得善终,最后一次转世,她决定做他的女儿。父亲,我想,我就是你亏欠了三生的冤孽。

而你,就是我永世不变的情人。

(摘自《悦读》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