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不久前，中国香港电影编剧龙文康执笔的大型戏剧《香港家族》在香港大会堂出演，该剧原本的名字是“漂流家庭”。对于香港人来说，只要是去内地打拼，都算“北漂”，而“在本地的香港青年的生活是相似的，‘北漂香港青年的生活则各有各的不同”。
广阔天地
香港人郭靖正在和培训的学员做传递玩偶的游戏。少年时期的郭靖十分反叛，留学澳大利亚被学校劝退。期间妈妈突然去世，他幡然醒悟，发奋读书，拿了奖学金考到加拿大，在加拿大接触到了“营地教育”。毕业回香港工作，他发现真正能帮助青年的，不是毕业后给他们做心理辅导或职业规划，而是要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关注他们的心志。而且上世纪90年代很多港人回到内地，“这个身份认同很感染我，”郭靖说，“高中时，我就对爸爸说，毕业回内地。”他干脆辞了香港的工作，一心一意在青岛做起“营地教育”。
律师凌宇光来到内地则是家庭的缘故。父亲是广州人，50年代到香港。凌宇光会考考得不好，在香港没机会读好大学，正赶上2008年经济危机，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留学，而到内地读大学是个不错的选择，学费低廉，还可以选自己心心念念的法律。凌宇光在内地一气儿读到研究生，从暨南大学到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29岁的凌宇光在内地通过司法考试，因为未婚妻很喜欢上海，上海“很现代、很香港”，他向几个上海的大律所投简历，2011年4月顺利入职。
徐天成是打破别人所有“刻板印象”的那种人，一见面就请笔者吃饺子，还是酸菜馅儿的。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香港大学经济系毕业，在美国硅谷工作一段时间，再拿到英国法律学位，拥有香港和内地双重律师资格——俨然香港青年精英模范。徐天成生于1977年，他利用工作之余写出了畅销书《我们香港这些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北漂”港仔心中的故乡。2006年国庆前夕，刚在香港高等法院宣誓成为职业律师的徐天成公派到北京，彼时正是外企投资中国的高峰期。2010年，徐天成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在北京扎下根了。
“马死落地走”
凌宇光回忆起1997年回归那天，16岁的自己满心感动。这“感动”很复杂：个人必须随着历史的车轮前进，这条道路早在1984年就已经铺就；而他也不会留恋英国人，香港人早已习惯每隔5年就看到一位港督离开，而“我们总归跟他们不一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100多万香港人移民海外，郭靖讲了一位“营地教育”前辈的故事。这位前辈当时的口号就是：“植根香港，寻根中国”，不仅没有跑到海外，竟然还跑到港英政府的政务司，对英国官员说，“你们没有未来了，可是我们香港年轻人有未来，我要做的是培训现在的年轻人，面对回归以后的香港”，政务司被打动，用象征性的“1元钱”价格卖给前辈一块地，让他实现理想。那时已有不少有远见卓识的港人有了这样的视野：中国是未来。
香港人在面对、接受这个“未来”时，确实经历了很多曲折：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制度不同，文化也不同，所以才有“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一眨眼，20年过去了。前来内地寻梦未来的香港人，首先就是信奉“马死落地走”，假如座驾没了，就跳下来靠双脚走路。
香港人的特征是灵活，愿意变通，凌宇光觉得，在香港能够生存下来的人，都是愿意改变的人。徐天成在《我们香港这些年》中多次提到一种香港精神——“狮子山下精神”。它源自于《狮子山下》这部断断续续播了30多年的电视剧，其主题曲《狮子山下》已成为市民心中的市歌。“只要我们的土地是自由的，我们的人民是勤奋的，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自己的东西，便会在社会中得到回报。”徐天成说。
“大中华派”寻梦
香港作家陈冠中说，“北漂”香港青年的未来选择，折射的是大时代下“我们这一代香港人”。
凌宇光意识到“一带一路”的良好发展，他曾带过一个埃塞俄比亚的水泥项目，是国内的投资项目，如果没有“一带一路”政策，这个项目很可能就不存在了。徐天成表示：“我是大中华派，我更多的是看到香港人才已经融入到内地。比如说很多合拍片，内地演员、香港演员、香港导演都融入进去，创造一个很中国的东西，只要整体上升就可以了。”
至于香港的未来，徐天成充满信心。在他看来，目前香港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定位，“香港一直都是内地和海外的桥梁，即便做不了桥梁，那就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重新寻找一个合适的角色。”■
（周建恒荐自《南风窗》）
责编：我不是雨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