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谦
中国自古多昏君、多庸主，但中国自古亦多骨鲠劝谏之臣；即使是评价几个少有的好皇帝时，人们也往往把他是否乐于纳谏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
唐太宗和魏征是纳谏劝谏配合得最好的一对了。但即使从善如流的唐太宗，对“不避犯触”的魏征也不能说毫无意见。在魏征刚刚死后，唐太宗就发现他把“谏诤言词往复”的记录抄给史官。当面顶撞也就罢了，死后还整“黑材料”！一怒之下，唐太宗撤销了把衡山公主下嫁魏征长子的婚约，又把亲笔给魏征撰写的墓碑推倒。只此一事，可见出唐太宗压抑已久的怨愤。从这个角度说，魏征能够终其天年，实在是圣主唐太宗的恩赐。
如果君主不那幺圣明，谏他何用？这个问题，大约历代贤臣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只知道，劝谏是为人臣者的神圣职责，不管君主爱不爱听，也不管自己的小命能否保得住。可以说，谏是最没有功利打算，也最能显示一个大臣人格的行为方式。
翻开史书，大批大批的贤臣名相因谏而死就是明证。“死谏”是最常见的一种。商纣时的比干称得上是“始作俑者”。有人会问：比干的死值得吗？我说：值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正气之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而不表的生命力之所在。
元朝的英宗问大臣拜住：“我们这个时代，能产生像魏征那样敢说话的人吗？”拜住回答说：“有什幺样的皇帝，才有什幺样的大臣。一个圆的盘子，水放进去，是圆的；一个方的杯子，水放进去，是方的。因为唐太宗有度量肯纳谏，所以魏征才敢说真话，才肯说真话。”
这仅仅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有什幺样的大臣才能造就什幺样的皇帝。
从表面看来，比干的死谏没有改变商纣的昏庸，但他的作为激励了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君进谏，为国尽忠，为民立命。比如，没有管仲，哪有齐桓公的霸业；没有魏征，难显唐太宗的圣明；没有宰相廉希宪，也就难有元世祖忽必烈的文治武功。
但是，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谏的悲剧色彩往往过于凝重，以至于令今人望“谏”兴叹，不寒而栗。
比如，汉成帝时朱云为了劝谏皇上，把殿上的栏杆都给折断了，左将军辛庆忌替他求情，梆梆梆，磕得满头是血。这仍然属于以生命相逼的“死谏”。
还有“哭谏”。宋光宗时的傅良为了规劝皇帝按时上朝，扯住光宗的衣服，哭哭啼啼地说：“君臣如同父子，儿子劝父亲不听，一定要哭哭啼啼地跟着他！”
更有“骂谏”“讽谏”等等。唐高宗外出行猎，遇上大雨，虽身穿“油衣”，还是被淋湿了。他就问身旁的大臣：“油衣究竟用什幺材料缝制才不至于渗透呢？”谏议大夫谷那律立刻接口：“照我看，用瓦做油衣最好，肯定不会渗漏。”他的意思是要劝谏皇帝少从事游猎，多呆在宫里为社稷民生操点心。唐高宗恍然大悟。
李敖曾把中国古代的谏净与现代的言论自由做过比较。他说：“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劝你。”
这就是谏的悲剧：它是封建专制和封建等级制的产物。不管它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多大的作用，都遮掩不住那一群群被迫下跪的身影。但我仍要向比干、管仲、魏征等人敬礼——在今天这样一个民主社会里，逢迎拍马之辈、自觉下跪之徒难道还少吗？或许这是一种更大的悲剧。这种悲剧的终结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加民主，真正的民主。
（郭裕荐自《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