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辉
我小时候不懂大人为什幺喜欢喝酒，酒又苦又辣，喝多了胡话连篇，撒泼装疯，还寻衅滋事。
大概是我很小的时候被人灌酒，灌怕了。我家挨着祠堂，后来祠堂改成了酒厂，发酵的酒池就在偏房，我们每天闻着浓郁的酒糟味嬉戏玩耍。因为孟姜女河就从村口流过，酒厂生产的一种白酒就叫孟姜古泉。那里是孩子的乐园，能看见酒糟被放进大蒸锅，底下烧着煤，锅盖上放着铁皮管子，锅蒸开了，酒精蒸发，再冷却，白酒就从管子里流了出来。
酒厂里还生产另一种酒——格瓦斯，是从俄罗斯传过来的像啤酒一样的饮料。它其实没有酒精，味道醇厚甘甜，是很好的佐餐饮料。格瓦斯用面包发酵，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哪里见过面包，馋得恨不得嘴里伸出手来。一次，我们几个人去偷面包被抓住，惩罚是喝一杯白酒。七八岁的孩子，一杯高度白酒，又苦又辣，捏了鼻子，一口咽下，呛得眼泪直流，从喉咙到肠胃，如一条火龙进了肚里翻江倒海，不一会儿就头昏脑涨，倒在柴火堆上睡着了。
那杯白酒从此奠定了我的酒量，再也没有升上去。
十一二岁时，我陪父母去卖棉花。卖棉花要排几公里的队，有时候要等一天一夜。深秋夜半，秋风乍起，饥肠辘辘，萧索难耐，母亲便让我去路边小店吃碗面条，3毛钱一碗，她却舍不得吃。小饭店里，一个中年人拿一瓶酒，抓一把花生，剥一颗，喝一口酒，“滋”的一声，一饮而尽。只见他双眼微闭，嘴角咧开，既痛苦又享受。我料定这酒一定很好喝。
高考完的夜晚，我们一帮人倾尽所有粮票、生活费，买了几样凉菜和啤酒，在我借居的小书店里，不知喝了多少。酒瓶散落一地，众人东倒西歪，不觉晓色既白。那些青春的面孔，俊朗而模糊，不知道现在散落在人间何处，面容是否依然清秀。
大学里喝酒的预算，有且只有10元钱：2元钱买一盘花生米，水煮、油炸随意；2元钱一盘豆腐丝或海带丝；3元钱的猪耳朵；2元5角一瓶的光肚儿仰韶，一共9元5角，不超预算，每周一两次。在某个晚自习，酒瘾上来，两三个人悄悄暗号，买了菜，打了酒，把寝室的桌子拨拉出一片地方，端着一次性塑料杯，每人二三两。不能多喝，多喝也没有。宿舍里7个人，回来晚的人，只能闻着酒气，后悔没有早点回来凑上一口。
上班以后，渐渐觉得喝酒是件快活事。一个暑热的傍晚，寻家小店，有糊涂面条、粉浆饭、油饼、小菜。小店在街边支几张桌子，我一个人光着膀子，拎一瓶酒，坐下要了一个大碗，哗哗倒半碗，端起来餍足的一口，长舒一口气，似乎一天的疲惫消于无形。酒香顺着傍晚的微风幽幽飘来，我贪婪地嗅着，犹如电视里的饿鬼一般。
喝酒最忌讳以己之量，度人之腹。创业伊始，有个高中篮球队的兄弟来叙旧。他一米八五，高我一头。就在隔壁老城酒馆，我们点了一锅红焖羊肉，拿了一瓶酒。我自知不敌，暗自揣度，我喝二两他喝八两，差不多。每次倒酒我都给他多倒一些，他也不推辞，一锅肉还没吃完，酒没了。我怯怯地问：“要不，再来一瓶？”声音拖得老长，分明是在投降。哥们儿埋头吃肉，用沉默来回应。硬着头皮，又上一瓶，我一杯碰他四五杯。酒毕，哥们儿一抹嘴，说：“今天喝得还差不多！”然后飘然而去。我伏案不起，被人搀下楼，不省人事。
我做新女婿时，大年初一上门，一帮同辈陪客，左端右让，意在使新婿出丑。坚壁清野，免战牌高挂是为上策，然非我本色。于是，来者不拒，左冲右突，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一刻工夫举座皆醉，我也醉卧疆场。我那时拼的是“将进酒，杯莫停”的年轻气盛，哪顾得上新婿体面。
此后，每逢开业、庆典、庆功、年会、久别、相聚，虽然我3杯就倒，但大口痛饮，豪气干云，却也醉得欢喜自在，意气风发。
人生这杯酒，酸甜苦辣都要尝一尝，没有醉过，怎知醉是什幺滋味。
（卢玉堂荐自《现代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