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欢
如同光影相生的两面，一面是善意、爱心、真诚助人，另一面是诈捐、骗捐、信任危机——公益之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坦途
“爱心接力!帮帮我身患脑出血儿子，让他有个美好的未来!”这是一个母亲为病重儿子的呼喊，和大部分在网络众筹平台发起求助的父母一样，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的母亲也试图用直接、煽情的话语，吸引更多网友的关注与帮助。
前段时间，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成为网络热议话题的中心，这是他入行10 年来，第一次如此备受关注。事件起因是吴鹤臣突发脑出血住院，其妻子张泓艺在国内大病筹款平台“水滴筹”，以其母亲的口吻发起了上限为100万元的筹款活动。
在“收获”了一波公众同情心后，不久，便有网友陆续爆料吴鹤臣家有房有车，有社保医保。还有人指出脑出血手术无须百万开销，还可以报销80%的费用，为何手术花费7 万元，却需要筹款100 万元？更让人不理解的是张泓艺在筹款后不久就换了昂贵的手机。
上述种种，让不少人质疑这场筹款是一次诈捐行为。目前，“水滴筹”平台已将此筹款项目关闭。此次事件也将网络筹款再次推到聚光灯下：什幺样的人才有资格筹款？中产阶级筹款是否在浪费公共资源？网络众筹的背后隐藏着哪些乱象？筹款平台的困局还有哪些？
“诈捐”正在透支善良
面对“诈捐”质疑，5 月2 日，张泓艺用“生而为人务必善良”为题的文章表明态度，随后正式回应了“百万众筹”的缘由。在其后对众筹费用的补充说明里，明确列出了募捐款的用处：天坛医院附近整租两居室，两年12万；请护工半年4 万；针灸推拿3个月1 万；修复手术及康复治疗9～12 万；还要定期复查、长期服药、康复理疗……
不难看出，除去筹钱治病，说明里还包括了很多与大病救助无关的费用。这反映了张泓艺的言外之意：不愿为了治病而降低生活质量。事实上，诸如此类不愿为治病而降低生活质量的众筹活动早已不是个例。
2016 年，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迅速刷屏朋友圈，仅11 月30 日当天，微信公众号“罗尔”就获得超252 万元赏金。而背后的真相是，名下有3套房子的媒体人罗尔，因为“一套房子要自住，两套房子暂时没拿到房本”，选择与小铜人合作“卖文”募捐，后将募捐资金原路退回网友。
2018 年7 月，广西的罗女士因为女儿病毒感染进ICU，发起众筹，最终筹得25 万元。不久后，罗女士被爆家里有房、有车，还开了3 家店面，其女儿康复后还在网上与网友对骂。
2019 年3 月，武汉一女子查出鼻咽癌，在筹款平台轻松筹集20 万元。随后爆出她有房有车，开了6 家网店，是一家曾获天使轮投资的公司董事长，最终，其将20 万元退回。
在网络倒逼机制下，越来越多的“诈捐”事件浮出水面，同时也一次次透支着公众的善良。就像“狼来了”的故事，此类事件继续发生，总有一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只能发出无声的呐喊。
逃离“虚假病历+悲情文案”的漩涡
“三百元一套，三甲医院的病情材料，可通过众筹平台审核并筹款提现。”在网络平台上，很多商家纷纷卖起了虚假病情材料：诊断证明、住院记录、病历本……并且可以开具任何病情。
更有万能的卖家提供“代写众筹文章”服务，用户提供部分虚拟信息后，写手改写并加上大量煽情文字，一篇仅售50 元，通过率达96%。与中产阶级“善意的隐瞒”不同，在互联网众筹背后，造假服务竟也逐渐形成了隐形的产业链。
除了第三方造假外，众筹平台本身的审核流程也存在监管漏洞。“想要筹多少钱、筹款标题、求助说明……”在众筹平台上，筹款流程出人意料的简单。如果用户写不出如感人肺腑的文案，点击页面上方绿色的“筹款信息不会写……”引导栏，平台还可以直接生成一份感人至深的文案。
面对“虚假病历+悲情文案”，“水滴筹”平台也曾规范审核流程、上线客服团队，甚至在线下发展300 多个片区经理、1.6 万多名志愿者，覆盖中国400～500 个城市，来帮助平台审核患者真实性。但单靠一方的努力，成效并不明显。
如何规范众筹平台，营造健康的行业氛围？公益研究与咨询机构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研究人员孙闻健认为，个人筹款平台要进行行业自律，企业要提升筛选标准和规范运营的意识。另一方面，媒体和社会组织要做好公众普及，明确慈善和个人求助的区别，避免个人求助消费了公众善心，最终打击社会公益的积极性。
走出中产阶级众筹之痛
众筹的本质是凝聚善意，作为伴随着互联网生长起来的公益新形式，从最初老百姓的“救命稻草”，走向消费公众同情心、透支善良的工具，是什幺让它“变了味”？
其实从众筹平台诞生之初，其产品理念就表示，众筹的对象，是需要被救急的人。它并没有把中产阶级排除在外，而平台规则中所限定的求助范围与公众普遍的理解之间存在的认知错位，为质疑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也成了众筹“变味”的主要原因。
一直以来，众筹被认为是在求助者走投无路，倾尽所有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而不得不走的一条路。在公众看来，中产阶级的众筹治病行为，会分散捐款人对真正弱势群体的关注。甚至有人认为，“有车有房有医保的人发起捐款，是道德欺诈，更是占用社会资源”。
而“水滴筹”创始人沈鹏认为，指责中产阶级众筹“占用社会资源”有失偏颇。筹款一般都来自熟人，是朋友圈的互助行为，即使众筹活动在陌生人圈子之间传播，中产的身份也难以引发人们的同情。
在谈到“有房有车还要去众筹”的问题时，“轻松筹”创始人杨胤也称，“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救急，如果亲朋好友帮一把能让他渡过难关，我反而不建议他卖房。很多人并不觉得我这个观点正确，但我觉得如果帮助他治好病之后，他能回馈社会，这样是最快乐的。”
并未被众筹平台排斥的中产阶级，为何频现“诈捐”风波？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如南表示，互联网筹款超越了熟人社会的范畴，直接面向大众。若信息不够公开透明，让大众假定你山穷水尽，又在其后了解到你有车有房，参与者会感到“被欺骗”。于是，“故事反转”便频频上演。
众筹对中产阶级而言的意义在于救急，也在于避免“因病致贫”。走出中产阶级众筹之痛，需要众筹平台的严格审核，更需要的是求助人本身对公众的“坦诚相待”，把信息公开，让公众充分知情，“诈捐”一说也将无从谈起。
如同光影相生的两面，一面是善意、爱心、真诚助人，另一面是诈捐、骗捐、信任危机。公益之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坦途。但是我们需要互联网众筹，它的诞生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式，这也是未来慈善事业的必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