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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初秋，中央向北京、上海等城市下发了有关“法家着作注释出版规划”的通知，北京市委确定由市总工会为主，与北京人民出版社组成工作班子，负责此项任务的具体日常工作。
9 月21 日，市委宣传组负责人在情况交流会上表示，注释法家着作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做好这项工作的目的在于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的发展，研究总结儒法斗争与整个斗争的历史经验，推动理论战线上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9 月25 日，市总工会、北京人民出版社的工作班子整理出第一期《法家着作注释工作简报》，详细刊登北京市法家着作注释出版规划分口一览表，把事先已圈定的法家作品分发给相关的基层单位，密密麻麻，蔚为壮观。既显现主事者分配的仓促，又能看出分发的简易和随意。例如依农口、财贸口的特点，把与农业、种植、贸易等行业相近的作品分给相关单位，依次搭配，构成下面的排列：晁错《守边劝农疏》（平谷县委）、晁错《论贵粟书》（粮食局）、韩非《问田》（天竺公社）、荀况《强国》（外贸局）、荀况《解蔽》（财税局）……
柳宗元的作品多为区委、高校承担，如宣武区委的《六逆论》、朝阳区委的《天说》等；商鞅的作品则分发广泛，有建工局（《开塞》）、矿务局（《尚刑》）等；王夫之的作品则多为大工厂担负，如石化总厂（《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十二章》）等；因反叛形象鲜明，战斗性强，李贽的文章最被看好，注释的篇数应是最多的，有电力局（《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纺织局（《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等。
像塔院大队这样的农村基层单位也能够入列，与北京医学院一起攻克龚自珍《尊隐》、张居正《杂着》。
1974年9 月24 日，市委宣传组、市出版办公室召集会议，听取北大、师大、师院和市法家着作注释小组的汇报情况。与会者普遍认为注释字、词并不难，难就难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法家人物和他的着作予以科学、历史的评价。
那个年代政治着作的写作，最突出的是前言的撰写，意在抢占全书的思想制高点。市里领导指示，写前言最好能有专门班子，和注释工作同时进行，要下功夫，有所突破。因此，抢先搭一个会写前言的班子，成了各单位费尽心思的首要之事。
市里领导强调，注释工作要与工农兵结合。北京师院《李贽着作选注》注释组极为庞大，共有127 人，除了83 名学员、24 名教师和1 名系干部外，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请进来的19 名工农兵代表。在12 个单篇注释小组都有1名工农兵代表参加，还安排3 名进审查小组，4 名入前言组。有的工农兵代表不熟习古文，不会使用工具书，即指派教师或同学专门进行辅导，并成立各种互助组，为工农兵代表顺利地进行工作扫清障碍。
师院李贽作品《贾谊》篇注释小组在注释“班固”一条时，只是照辞典抄写班固的生卒年月和他的身世、着述等，称他为“着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结果对照学习五条注释方针，认识到如此注释就没有体现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不符合“古为今用”的方针，只能重新修改。
从1975年初开始，北京人民出版社陆续向上级报送法家着作注释本的出版计划，从发稿到正式出样书大致需要半年或半年以上的时间。1976年10 月6 日“四人帮”遭粉碎，原定的出书计划被彻底打乱。到了1977年8 月，北京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财政部和国家出版局《关于核定涉及“四人帮”图书报废专项资金的通知》的精神，对历年出版的已经报废停售和审查的图书进行了清理，共有235 种需报废处理或封存下架，其中包含不少法家着作注释本。
1977年深入展开对“四人帮”的批判运动，对儒法斗争的评价全部翻盘，所有的历史人物又面临重新排队的问题。《刘知几着作选注》的错误就在于“四人帮”把儒法斗争观点强加在历史学家刘知几身上，《张居正着作选注》也在于“四人帮”歪曲历史，把明代大官僚、蒋介石“景仰”的人物张居正说成法家；批判者说李贽思想是属于儒家的，自称“真儒”，而“四人帮”则任意抬高为法家，《李贽文章选注》夸大了他反对理学的斗争精神；“四人帮”美化了地主阶级思想家龚自珍，说他揭露批判封建统治，《龚自珍着作选注》夸大了他的法家地位。
到了1978年6 月，还有《范缜〈神灭论〉贾恩勰〈齐民要术〉注释》、《曹操诗文选》等十几种法家着作选读本申请报废，统一的报批理由是“根据‘四人帮’评法批儒的反动观点编辑的”。这几批图书化浆销毁的费用，均由上级拨给的涉及“四人帮”图书报废专项资金内解决，市里统一结算。红火两三年的法家着作注释工作就此烟消灰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