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IRE LI
当X Nowell Zhu（简称X）刚刚去上海外滩美术馆上任时，她明确提出了将“亚洲离散”的身份议题作为策展的核心。彼时，她带来的艺术家大部分是近几年在国际机构中崭露头角的新锐亚裔艺术家。艺术界对他们的印象除了鲜明的文化或者性别身份，以及个体都有不同身份的独特交叉性之外，对他们与中国的联系或者可能会产生的联系是非常模糊的。这种不可预知性给了这些年轻艺术家个展项目很大的探索空间，也让他们在中国创作时可以重新定义在西方语境下的亚洲离散身份。是原封不动地嫁接，或者反向地本土验证，还是再度融合？艺术家有了很多玩味身份的自由度。
与艺术中身份的具象表现形式共生的是表演性。社会身份真真假假，艺术身份未能免俗。在最近短短几年时间，一个从学术上来说具有先锋和小众潜力的亚洲离散概念在悄悄被市场变得扁平化、标签化，甚至完全被扭曲成另一种“鸽子洞”。在这种趋势中，艺术家和策展人就要变得更加警醒，身份标签可以是双刃剑。如果希望个体的精神遗产不被盲目的狂热所吞没，那好好把握表演性也许是以毒攻毒的良药偏方。
从X目前的策展活动中，我们看到她个人积累的丰富经验与上海外滩美术馆团队的协同工作已经在一点点将“身份”做成“现场”。“亚洲离散”“表演性”这些名词在她的组合使用里激发了新的想象，也在一点一点建立上海的艺术新语境。
这次采访，我们关注X的策展人身份，同时也提问她作为美术馆总监的构想与策略。在展览之外，她还非常积极地推动公共项目与本地社群的交流，组织艺术家派对，巧妙排布项目周期达到“去展览中心化”。这种灵活生动的做法一改传统机构的“高冷”和“说教”风格，似乎在有意把艺术圈的民间活力“再度引进”美术馆机构。
X的大胆革新在提醒着我们，也许当代艺术家和从业者已经在“机构批判”和“关系美学”的巨人肩膀上安逸地度过了太久的时间，也是时候重新找到“制造艺术史”的冲动了。趁X刚刚从她在墨西哥城策划的群展开幕之后回到上海，我们和她深入讨论了艺术机构如何生产新的知识、制造独特现场，以及想象当代的可能性。
SuperELLE：可否用一句话总结你为上海外滩美术馆带来的新气象？
X：我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更年轻、更勇敢、更有活力，以及与本地年轻的艺术思考更有互动和引领作用的艺术机构。
SuperELLE：因为外滩美术馆是非收藏性机构的缘故，其展览内容更能反应艺术家的真实实践。以当代的眼光去看当代的艺术，这对于机构的灵活性和视角的丰富性有很高的要求。什幺是你作为艺术总监也是主要策展人的策展框架和使命？
X：从一个比较长远的角度来说，一个很大的工作动力是想要重新定义一个身处上海的21世纪当代艺术机构的意义。我们会探索“群岛思维”以及一个我常用的词——复杂地理——的重要性： 通过与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艺术文化相连接， 为当下的艺术挑战、想象、实践和网络提供更为丰富的见解。我们更希望关注上海和亚洲多个地区之间乃至全球不同文化之间的建设性的差异性。在我们的工作里美术馆不是一个装着很多很有价值艺术品的仓库，而是一个知识和经验生产的现场。
SuperELLE：你带来了很多跨国交流，现在你往返于纽约和上海，你认为什幺样的项目适合在上海做？当下我们应该做什幺样的国际交流是有效的？
X：交流的目的是更好地认识自己。我还在一个重新认识上海的过程中，希望可以通过勇敢地尝试不同质的公共项目展览更好地理解上海现在的处境，以及和其他地方的关系。
SuperELLE：上任一年，你已经做了哪些项目和具体的改变？
X：以往上海外滩美术馆每年做三个展览，群展个展相混，整个美术馆的所有展厅都用于一个展览，导致一年会有至少三个月的时间美术馆是不对外开放的。今年在我正式加入之后，在思考上海的疫情后语境下的艺术机构的社会性时，我希望重新定义一下美术馆的空间。它不可以只是一个看展览的地方，还必须是一个社会空间、呼吸空间，一个其他形式的聚集地。在某些程度上我们在不断地延伸去展览中心化的实践，这个在上海的语境下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另外不同于往常的是，我把美术馆分割开来使用，可以让展览参差，在展览和展览中间也建立有意义的差异性。通过对经验不相同的亚裔离散艺术家的深入研究，作品委任而完成一系列个展，这些艺术家是：王水、王伊芙苓韬程、托什· 巴斯科、黛安· 塞弗林· 阮、谭婧和舒比吉· 拉奥。
SuperELLE：我们之前有次聊到社交性，为什幺这对美术馆是重要的？你们最近也组织了艺术家派对，你觉得和你追求的社交性一致吗？
X：美术馆的工作其实很大一部分是隐形的。我们最近组织的艺术家派对（在上海和纽约）都是我们长期的社群建设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机构的我们是当地生态的一部分，除了给艺术家一个平台来“act”，我们也要想到我们可以给这个生态一些其他的什幺支持。希望可以通过我们有限的资源，为艺术家、研究人员、艺术工作者们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没有“目的”的、真正的交流平台。当然这也是在上海观察了一段时间，和很多艺术家沟通下来，觉得本地缺少的东西。对我来说策划一个好的派对和策划一个好的展览是很接近的，当然它需要的能力完全不同。我一直都有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派对策划人的梦想。希望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SuperELLE：身份这个话题已经有几年的发展，从机构到市场层面对于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亚洲离散身份也是这两年热度快速上升的艺术家身份，你作为策展人如何斡旋这样的趋势？
X：作为“亚洲离散”身份的始作俑者，也许更多的是反省。最早我开始用这个词的时候（那时候在纽约），更多的是希望可以从华裔美籍、韩裔美籍等这样的国籍身份政治中跳跃出来。也希望可以在纽约的语境下建立一个更包容的来自“边缘的声音”。可是我往往会低估市场的力量，市场常常可以在很快速的时间里，把一个可以是很复杂的名词极速扁平化，把它们的想象力和魔法都消除，变成一个简单的商标。你也可以把“中国当代艺术”、“酷儿”、“blackness”这些词来套用。可是我们的工作是长线的，和“趋势”没有关系，更多的是在慢慢建立一个新的语境，多元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关系网。
SuperELLE：你是一个很擅长调动表演特性的策展人，也许你之前有表演创作的经验。比如你之前在油罐策划的“more more more”，还有黛安·塞弗林· 阮的开幕对谈揶揄了自己艺术家导演的角色，你都保持了很棒的玩味感。我挺好奇你是如何做到的？你如何平衡策展的实验性和正式感？
X：谢谢你的观察。表演性对我来说很重要，在我学生时期就有参与到表演艺术的训练。它让我意识到空间和表演之间巧妙的关系。每一个场域都有自己的仪式，美术馆也不例外。我的策展实践也经常以转化空间既有的仪式、运作逻辑等为人所知。譬如我之前把整个Guggenheim的圆形大厅变成一个发生器，在王水的展览中把美术馆变成一个冥想空间，而托什· 巴斯科的展览则变成了舞台，在最近的舒比吉· 拉奥的个展里，美术馆的三、四、五、六层分别转变为“地下”、“神圣之地”、“边缘”和“行动” 相组成的“地层”结构。我非常清晰传统美术馆对观众来说是怎样的体验（带有教育意义、崇高、高冷等），希望每位进入我们美术馆的观众都可以成为一名“演员”， 他们是积极的参与者，有主观能动性。这样美术馆其实也就是一个剧场。
SuperELLE：除了当代艺术，广泛的创意领域都在身份议题上下足了功夫，比如很多时装设计受性别流动和少数族裔文化启发。你有没有关注其他领域的身份议题？
X：我比较关注一些“非领域” 的实践，如果从时装设计来说的话，我的好朋友、艺术家设计师芭芭拉·桑切斯-凯恩在做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从设计、行为，到装置。当然还有telfar以及CFGNY从时装的角度来做的社群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