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里

“余则成快速把整个设计再从头到尾想一遍,别有什幺漏洞。这是绝地反击的时刻,一个小小的漏洞,将铸成大错。应该可以了、完整了、天衣无缝了。”

《潜伏》的原着只有1万多字,姜伟用了10个月时间把它扩充成40万字的剧本,大概也是同样的感觉:这个剧本必须精确、完整、严密,“天衣无缝”。

2009年,《潜伏》上星播出,不仅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而且成为了我们用以理解信仰与孤独、革命与人性的经典文本。

《潜伏》在冷峻、克制上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美学特征,与苏联拍摄的东方阵营谍战剧开山之作《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在气质上一脉相承,并且借鉴了朝鲜谍战片《无名英雄》,片尾曲《深海》更是对苏联卫国歌曲《神圣的战争》重新填词。

“在黑夜里梦想着光/心中覆盖悲伤/在悲伤里忍受孤独/空守一丝温暖。”余则成代号“深海”,在“潜伏”过程中,他就这样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忍受孤独,期待光明,“跟死亡捉迷藏”。翠平成为了他唯一的、最亲近的战友,这对“假夫妻”在2009年赚足观众连绵不绝的眼泪,而故事的最后则指向了一个对他们未知、却对我们已知的残酷结局。

他们的命运至今让我们魂牵梦萦。

谍战剧要的是“智商”

谍战剧是国产剧的经典类型,也是出好剧的类型。

谍战剧的前身是“反特片”。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在大陆还留下一批特务和残余部队,试图破坏新生政权,反特工作就成为共和国的重中之重。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电影承担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功能,“反特”也就成为电影创作重要的题材来源。

时下观众所熟悉的“谍战”,是新世纪之后才流行的概念,2005年的《暗算》和2009年的《潜伏》让谍战叙事一时成为市场宠儿,掀起“谍海风云频翻涌,荧屏处处抓特务”的热潮。

多年来,谍战剧依然是热门类型,也出现一些口碑之作,比如2010年的《黎明之前》、2012年的《悬崖》、2014年的《红色》、2015年的《伪装者》。除此,大多数谍战剧以惨淡的口碑收场。很多观众对于“后《潜伏》时代”的谍战剧的普遍不满,源于它们太“降智”。

在一些所谓的谍战剧中,编剧把原本应该智勇双全、心思缜密的特工,塑造成好运小子和脸谱化的“傻白甜”。敌我双方犹如玩过家家,情报传递比发微信还轻松,推理环节简化到连小学生都能破案。“降智”操作频频,常让观众怀疑是不是错拿剧本。

这显出《潜伏》的可贵。它淋漓尽致呈现出谍战剧高智商的博弈—人物始终智商在线,剧情经得起反复推敲。这是谍战剧的根基,也是时至今日很多观众仍然觉得《潜伏》值得玩味的原因之一。

历史上真实的谍报工作,本就涉及极高智力水平的挑战。《暗算》里的黄依依三岁起跟爷爷练习珠算,到13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盘打得之快已经与她的爷爷—“两广第一算盘”无异。她曾快速解出难题并留下一张俏皮的纸条:“我用27分钟走出了你的第一个迷宫,相信一定是满分。我也看了你的第二个迷宫,如果有时间我照样走得出去。但我现在没时间,我要去上课了。”

2005年的《暗算》和2009年的《潜伏》让谍战叙事一时成为市场宠儿,掀起“谍海风云频翻涌,荧屏处处抓特务”的热潮。

余则成不是数学家,但他同样有着过人的智慧和洞察。

余则成投向我党之后,小心翼翼地掩饰真实身份,通过精湛的演技和细致的观察,赢得上级的信任—比如一到天津站报到就给吴敬中送上夜明珠,还在敌人内部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无论是马奎、陆桥山、站长的秘书还是机要室工作人员,余则成均“与人为善”,为获取情报和传递信息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情报的获取与传递。余则成利用职务之便,巧妙设计以接触机密文件,通过掉包、记诵、拍照等方式获取情报,包括戴笠来天津的目的、延安有军统卧底等。他还利用自己与翠平之间的默契,建立独特的情报传递方式,如麻将牌中的暗号、茶叶盒里的小纸条等,规避敌人的审查,成功递出情报。

再次是危机的化解。面对同事马奎、陆桥山、李涯等人的多方试探和阴谋,余则成审时度势,通过提前布局、转移焦点、制造假象(比如借助录音带帮翠平摆脱嫌疑、打得李涯措手不及),以及借助敌人的力量除掉一些关键的敌对分子(比如利用马奎与陆桥山的不和,拉拢陆桥山,借陆桥山之手除掉马奎),既保护自己的安全,又削弱敌人的力量,多次规避险境。

有些谍战剧为了凸显正面人物,会特意弱化反派,也因此弱化博弈的水平。《潜伏》并未落入这一陷阱,剧中刻画的反派吴敬中与李涯,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而非脸谱化的邪恶象征。

剧中有一个极具戏剧性和紧张感的桥段:吴敬中和李涯联手设计一场考验余则成、并针对左蓝的诱捕行动。左蓝是余则成的恋人,也是共产党高级军官。吴敬中和李涯让余则成与左蓝秘密会面并策反她,他们安排马奎的夫人给左蓝打电话,如果余则成在场时左蓝接电话,这将成为一个间接的证据,表明余则成可能与左蓝有某种工作上的联系,进而揭示他的间谍身份。百密一疏,余则成与左蓝落入陷阱,余则成巧妙躲过嫌疑,左蓝对此并不知情,为了确保余则成的安全,她选择冒险赴约。虽然余则成让翠平向左蓝成功传递信息,马奎的意外出现还是导致左蓝牺牲。

双方都是高手,让反派与余则成之间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和不可预测,增加剧情的悬念和紧张气氛;观众不仅仅是在看余则成如何战胜困难,也是在欣赏一场场精彩的智力较量。

比如,李涯其实也是一个极端忠诚于自己所信仰的事业和阵营的角色,专业能力极为出色,做事认真、一丝不苟。他的悲剧不仅源于选错阵营,也在于他所追求的理想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他虽是凶险的敌人,却也是时代浪潮中一名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小卒,体现了历史洪流中个人的渺小和无奈。

“厚黑学导师”余则成

对于一些涉及权力博弈的经典老剧,年轻观众喜欢以“办公室政治”的角度予以审视。随着社会经验的增长和对职场环境的熟悉,当代年轻人意识到现实中的职场就如同一个小社会,充满人际关系的微妙处理、利益权衡、权力分配等问题。

《潜伏》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职场剧”,但剧中的派系站队、人性斗争、利益博弈等核心要素,具有很强的职场性。从办公室政治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赏《潜伏》,是当代年轻人对现实的认知和理解不断深化的体现,也是他们对历史进行创新性再解读的一种方式。

如果把《潜伏》当作一部“职场剧”,把剧中的国民党天津站当作“职场”,吴敬中、李涯、马奎与陆桥山等人,代表几种典型的办公室人格。

吴敬中作为天津站的最高领导者,相当于公司的高管。他城府极深,老谋深算,熟稔于玩弄权术,深谙职场厚黑学,擅长利用下属之间的矛盾与竞争巩固自己的地位,比如通过安排副站长职位的竞争来制衡各方势力,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他也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处理事务时总是试图保持平衡,不轻易站队,力求在各种势力之间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剧中的吴站长堪称“金句大户”。不管是“时间就像一头野驴”,还是“峨眉峰,还他妈独照”,又或者是“神奇的一跳,正好跳在我的神经上”,都刻画出一个油滑的上层人士形象—余则成对这一点看得清楚。

从办公室政治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赏《潜伏》,是当代年轻人对现实的认知和理解不断深化的体现,也是他们对历史进行创新性再解读的一种方式。

李涯忠诚于自己的组织,业务能力上堪称一流,工作勤奋刻苦,效率高,是典型的“拼命三郎”型员工。可惜,他对工作的偏执限制了他的视野,忽略了职场中的人际关系和职场政治。更关键的是,他选择了一个价值观大错特错的“公司”,一腔热血完全错付。

马奎性格直爽,做事简单粗暴,过分关注短期利益和地位,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绪和动机,往往采取破坏性的方式来排挤竞争对手,缺乏城府、树敌过多、破绽明显,在激烈竞争中容易成为炮灰,也很难走得长远。剧中,他查到吴站长和穆连成曾经来往密切,直接告诉余则成,倒给了余则成机会设局引诱马奎去翻站长的办公室,成功将他拉下马。

陆桥山是职场中的老油条,深谙职场规则,他的决策和行为都围绕着如何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展开,在职场上类似于那些善于利用公司规则来排挤对手、甚至陷害对手让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的员工。这类人容易导致同事之间的关系紧张,不利于团队的稳定和发展。但他们过度的野心和短视行为也会引来更大的风险,稍不留神满盘皆输,自作孽不可活。

总之,剧中的天津站就是一个典型的小型权力中心,各个人物为了升迁、资源和权力展开激烈的竞争,反映出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用人唯亲、贪污腐化、组织涣散、信仰丧失等弊病,展示一个即将崩溃的政权的内在虚弱。

《潜伏》热播时,观众曾热衷于解读这个革命叙事背后的现实意义。“潜伏”是个技术活,更充满了说话和做人的“艺术”。

信仰的力量

余则成并非天然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有一个确立的过程。

余则成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现象有所感知,虽未明确信仰共产主义,但已对国民党的某些做法持保留态度。之后,余则成亲身经历国民党高层的种种贪污腐败行为,加深他对国民党的失望。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坚定信念对余则成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他与共产党员恋人左蓝的接触,秋掌柜、左蓝等人的英勇牺牲以及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深深触动余则成,进一步推动他的思想转变。他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一名忠诚的地下党员。

在延安,左蓝才知道什幺是“阳光下的生活”。她给恋人余则成写信,希望他“像老吕那样身处黑暗,心朝光明”;这样的火种能够被传递,于是余则成会对晚秋说:“你站在一列雄壮的队伍里,迈着大步,高唱着战歌,去改变整个中国,那是什幺气势?一个小小的余则成,就是路边的一个送行者。你看见了他,他看见了你,我们挥挥手就过去了,再往前就是更有意义的生活。”

当然,《潜伏》中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守,始终伴随着牺牲。

秋掌柜、左蓝、廖三民等众多地下工作者,或是为了保守秘密遭受酷刑,或是为了保护同志不惜献出生命。而余则成牺牲了光明,牺牲了自由,或许也牺牲了他与翠平得之不易、前途未卜的爱情。余则成完成任务之后,本应撤退,但是出于革命需要和安全考虑,他们不得不分离,一个留在大陆,一个被调遣至台湾继续“潜伏”。

在压抑紧张的谍战叙事中,余则成和翠平的情感发展成为全剧节奏的调剂,而这些桥段都能跟潜伏工作有机紧密结合。比如“摇床”,这是一对假夫妻的无奈;翠平是勇猛的游击战士,却大字不识,为了更好地配合余则成的潜伏工作,她学跟太太们打麻将,学电码,学识字,“大鸡蛋,我煮你”,就是学习过程中合理而有趣的细节。

余则成的痛苦不仅来自他的坚守,更来自他对这种坚持的清醒:“他屡次告诉自己,你是殉道者,你要承受这些折磨,这些折磨就是理想的代价,必须全部承受,直到死。”

大结局中,翠平与余则成的最后一面,有一个姚晨“改戏”的插曲。翠平在车上看到余则成,两个人遥遥相望,不出一言,剧本要求姚晨这里要大哭,但她提出质疑:这时候翠平并不知道他们再也不能相见。所以,翠平的眼睛里微微噙着泪,她扒着车窗玻璃,带着满怀希望的笑容看着余则成。这部剧不仅让孙红雷得以彻底扭转大流氓“刘华强”的荧屏形象,也让姚晨借此从喜剧成功转型,跻身国内一线女演员之列。

余则成的痛苦不仅来自他的坚守,更来自他对这种坚持的清醒:“他屡次告诉自己,你是殉道者,你要承受这些折磨,这些折磨就是理想的代价,必须全部承受,直到死。”

《潜伏》无疑是国产谍战剧的巅峰之作。它从社会主义文学、影视创作中吸取养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剧范本。那一年,它的播出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振奋:它几乎成了神剧的一个代名词。

神剧会老,而对于信仰与人性的讨论,是不会止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