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学武
5月17日下午和晚上，一向消息灵通的德国《商报》连续发表两篇报道，披露总理朔尔茨计划近期召开一个德国政府内部的“华为峰会”，专门讨论是否和如何限制华为参与德国5G网络建设的问题。
按照《商报》获取的内部消息，这将是一个“袖珍峰会”，参会者只有5人： 总理朔尔茨、经济部长哈贝克、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内政部长南希·费泽和数字与交通部长佛尔克·维辛。
这是典型的德国多党联合政府处理棘手问题的模式。朔尔茨和费泽来自“红色”的社会民主党，哈贝克和贝尔伯克代表绿党，维辛是自由民主党人士，代表“黄党”单刀赴会。
看来总理朔尔茨为了凝聚三党共识，准备再次开启“交通灯联合政府”内的大佬磋商机制，以缓解来自欧盟委员会、反对党、舆论界和运营商的压力。
三派之争
自2019年遭到美国封杀以来，华为在欧洲也卷入了地缘政治的漩涡。作为美国的盟友，欧洲的许多政治家、意见领袖和舆论人士都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华盛顿关于华为的叙事，开始把华为视为“不可信赖的，带有安全隐患的供应商”。
然而，西方并不是铁板一块，德国内部也是如此。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在对待华为的态度上，当下的德国政府内部是分裂的，内阁成员之间，即使来自同一个党，也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以对华为接受或容忍的程度为标准，政府成员们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彻底封杀派”“强力限制派”和“依法使用派”。前者激进，中者谨慎，后者务实，各有特色。
来自绿党的经济部长哈贝克和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就属于前者。他们认为把华为留在5G网络里面无异于“养虎为患”，给德国的网络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主张将华为设备彻底清除出去。
“强力限制派”的代表人物是费泽。费泽领导的内政部主管网络安全事务，按照德国新《电信法》，她是网络安全事务的牵头人。所谓牵头就是拿出方案，协调各部门的意见后报总理主持的内阁会议批准。
去年3月，费泽启动了对华为风险的“审核”。她手下的内务部官员们要求德国电信市场上的三大运营商德意志电信、沃达丰和西班牙电信将华为在德国5G基础设施中的存在降到最低限度。
6个月后，也就是2023年9月，内政部的审核结果曝光，华为被定义为“高风险”的供货商。对华为实施大幅度的限制成为内政部建议的基调，而且这个基调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公开的信息表明，“强力限制”的核心有三个要点： 1. 5G核心网内华为设备“归零”； 2. 华为在无线接入网（RAN）和传输网设备中的份额限定在25%以下； 3. 首都地区柏林，原首都地区波恩，德国经济重镇如汉堡、鲁尔区和慕尼黑以及其他军事敏感地区华为设备“归零”。
按照内政部的设想，这两个“归零”和一个“25%”的政策要在2026年1月1日起生效。如果这个方案被内阁会议接受并通过，则意味着华为在德国市场和欧洲的地位遭受重创。
但德国政府内还有一个第三派，这就是以维辛为代表的务实派，主张德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大胆继续使用华为的设备，确保德国移动通信从4G到5G顺利转型升级。
维辛领导的“联邦数字与交通部”，全权负责5G通信基础设施的建造和推出，属于专业主管部门。德国的5G如何建设，如何运营，如何覆盖，以什幺速度向前推进，这些都是维辛的管辖范围。
维辛的新闻发言人曾毫不掩饰地批评“两个归零”和限额25%政策多余，认为德国和欧盟现存的信息安全工具足以保证德国5G网络的安全。
维辛的新闻发言人曾毫不掩饰地批评“两个归零”和限额25%政策多余，认为德国和欧盟现存的信息安全工具足以保证德国5G网络的安全。
虽然维辛的自由民主党一向对所谓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持批评态度，但不反对华为参与德国的5G建设，担心如果强力要求运营商将华为设备移出自己的网络系统或禁止他们升级使用新的华为设备，德国5G服务的全面推出将不可避免地被推迟。
平衡压力
作为总理，朔尔茨现在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这三派观点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到目前为止他一直顶住各方的压力，试图用拖延战术，以时间换空间，让运营商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拿出解决方案，避免政府“强制干预”的印象。
然而，现在看来朔尔茨是“拖”不下去了。无论是“封杀派”“限制派”还是“务实派”都希望政府有个明确的态度。
“封杀派”认为华为设备与技术在德国电信网络中多存在一天，德国的网络安全风险就多一分，应当立即清除，越快越好。
内政部则担心时间拖得越长，给运营商们移除华为设备的时间就越短，一旦运营商们就此把政府告上法庭的话，政府面临的赔偿风险和成本就会越高。
运营商们也希望政府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说法：到底是让他们与华为彻底分手，还是允许或支持他们继续与华为合作；如果彻底“分手”，给多少时间让他们完成“替代”；如果允许合作，能让他们走多远。
运营商们也有时间的压力。在通过竞标拿到政府分配的频谱时各家各户都做出过推出5G的时间承诺。用华为设备是一个时间表，用其他的替代设备则可能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他们也不愿承担再拖下去的风险和代价。
现在大家都看着朔尔茨。基于对过往多年朔尔茨表现的观察，他应该属于亲维辛立场的“务实派”。在即将举行的“华为峰会”上，朔尔茨极有可能劝阻“封杀派”，劝退“强限派”，劝和“务实派”，拿出一个“封杀派”觉得没丢面子，“强限派”觉得可接受，“务实派”觉得“过得去”的妥协方案。
作为总理，在处理华为的问题上，朔尔茨的政治视野可能要比他的红黄绿的部长们宽阔得多，战略考量的深度和广度也比他们要大得多。
绿党基于意识形态的“彻底封杀论”与朔尔茨坚持的对华务实外交路线格格不入。他不可能一边试图强化同中国的全方位合作，一边又将中国ICT产业的旗舰在德国市场上“斩尽杀绝”。
这位德国总理可能最为担心的是“封杀华为”给德国外交和经济带来的连锁反应。期待中国吞下全面“封杀华为”这颗苦果而不施以报复是天真的，这一点不用任何人点拨，经验丰富的朔尔茨都会想到。
不排除舒尔茨出于对中德关系恶化的担心而坚决拒绝“彻底封杀派”。对来自本党内政部长的“强限派”方案估计也会因为同样的考虑予以退回，要求费泽和她的助手们作出大幅度的修改。
朔尔茨应该比谁都知道，许多欧洲国家都在看着德国如何处理同华为的关系。中国也极为重视德国对中欧关系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引领作用”，这一期待，北京已经多次向柏林表明。
去年6月15日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大臣布雷登发出了“华为禁令”，要求各成员国跟上布鲁塞尔的步调，将华为设备清除出本国的移动通信网络设施。
然而，直到今天为止，按照欧盟自己的说法，只有10个成员国（布鲁塞尔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这10个国家的名单）采取了实际行动，对华为实施了某种程度的限制。
其实，真正决定全面禁止华为的欧盟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瑞典。然而，瑞典封杀华为这件事还没完。在抗议无效后，华为一纸诉状把瑞典政府告到了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中心 （ICSID）。
在大多数欧盟国家都拒绝认同欧委会华为风险分析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朔尔茨领导的德国会登高一呼，助布鲁塞尔一臂之力，把华为在欧洲推向深渊。
“引领”欧洲各国把华为在欧洲范围内置于死地，应该不是朔尔茨的风格。他既无这个冲动，也无这份闲心。倒是他去年11月份的北京之行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他可能在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留个后手。一旦特朗普再次虐待欧洲，北京是一个有力的制衡杠杆。
不像他的绿党执政伙伴和本党内政部长，总理朔尔茨是极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成为欧洲国家“封杀”和“强限”华为的棋手，这种令自己被动的事情他应该不会做。
安全自信
朔尔茨将如何劝阻“封杀派”？作为“务实派”，他可能会用数据说话。华为在德国网络运营商关键部位的设备都必须定期接受联邦信息安全总署（BSI） 的严格检查，到目前为止，BSI 从未对华为技术和设备可靠性提出过异议。单就这一点，朔尔茨就可以让“封杀派”哑口无言。
朔尔茨5月13日在斯德哥尔摩新闻发布会上的一番话已经表明，他不认同“封杀派”的逻辑，而是认为德国已经拥有最完备的安全规范来预防和阻止由外部供货商带来的安全风险。
朔尔茨极有可能劝阻“封杀派”，劝退“强限派”，劝和“务实派”，拿出一个“封杀派”觉得没丢面子，“强限派”觉得可接受，“务实派”觉得“过得去”的妥协方案。
那一天，他在瑞典总理的陪同下参观了华为的竞争对手爱立信。那一天也是他的经济部长哈贝克在柏林发表谈话，再次表达“驱逐”华为的立场。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使用中国技术。”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回应哈贝克的“封杀论”，朔尔茨在参观完爱立信的5G/6G技术后对记者说： “我们有非常严格、经常不断审核的安全和电信法。”
言下之意，无论来自何方的技术，德国都不应该事先加以排斥，因为“我们有严格审核机制保证安全”。他警告道，在5G建设中，欧盟绝不允许落在其它大陆的后面。
撇开不同的语意环境和声调，朔尔茨的观点和维辛的观点几乎是如出一辙。早在去年9月，维辛的发言人就说了下面一段话： “对于5G建设中有关核心组件的使用已经有行之有效的高标准和严要求，而且这种细化的（审查）方法非常管用。”
这句话看起来平平淡淡，但它是在“强力限制派”费泽推出她的“两个归零”和“一个25%”的方案的背景下发表的，实际上是对费泽“强限”华为的否定。这个表态发出的信息是： 因为现有的安全工具已经“非常管用”，就没有必要另起炉灶了。这个观点，维辛的数字信息部一直坚持到现在。
在阻击“封杀派”和软化“强限派”的博弈中，朔尔茨和维辛应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压力变动力
然而，维辛拒绝封杀华为、反对过度限制华为在德国5G移动通信网络的作用是有他自己的动机的。
他的动机来自他的压力。作为数字化建设和移动通信网络升级的主管部长，5G网络服务推出的速度和覆盖的质量是他最为核心的考量，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政绩并不那幺耀眼。
无巧不成书，也就是在传出朔尔茨要马上召开“华为峰会”的前一天，德国联邦网络总署于5月16日发布了德国《2023年电信年度报告》，报告以大量的数据描述了德国5G移动通信网络的发展进程和现状。
报告披露，截至2023年底，德国共有214677座移动通信网络基站，其中77201为2G（GSM），占36%；3G（UMST） 无；87905为4G（LTE），占41%；49571为5G，占23%。也就是说，德国移动通信网络基站的77%还停留在2G或4G的水平。
报告还显示，德国2023年通过5G传播输送的移动数据只占6%，91%的数据走的是4G通道，3G没有，还有3%通过2G传输，概而言之，5G移动数据的传输和应用在德国还只是刚刚起步。
只有看了这些数据，人们才会理解维辛的“艰辛”，才会理解他为何希望把华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5G设备供应商留在德国的移动通信网络中，更何况德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的战略是利用现存的正在运行中的4G设备升级5G，而这些4G设备的60%又都产自华为。
德国电信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他们对放弃与华为的合作来搞5G升级没有信心。早在2023年6月27日公开发表的一篇文件中，德电的发言人就写道：“基于现有技术，短期内决定拆除现有设备可能会在数年内阻碍移动网络的进一步扩展，因为设备转换需要投入所有的资源，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如何将非常昂贵。另外，替代制造商能否在短期内交付设备也值得怀疑。根据拆除可能出现的各种场景，移动通信的服务质量也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显着下降。”
到目前为止，BSI 从未对华为技术和设备可靠性提出过异议。单就这一点，朔尔茨就可以让“封杀派”哑口无言。
很明显，维辛已经完全被运营商说服—拆除华为，德国的5G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将严重受阻。这是这位主管部长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可能在“华为峰会”上为留住华为据理力争，主观上为确保德国加速推出5G保驾护航，客观上使华为免遭封杀之灾。
朔尔茨的宏观战略考量和维辛的政绩诉求如果在“华为峰会”上合流，会形成一股强大的说服力，削弱“封杀派”和“强限派”的逻辑，更何况运营商们也不遗余力地保证，他们有能力、有信心通过自己设计的软件系统排除任何供货商提供的设备所带来的潜在的安全风险。
德国政府的“华为峰会”在即，结果如何，就看理性是否能战胜非理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