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
“百年峥嵘，初心如磐”系列报道
开栏语：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3位满腔热血的党员代表对未来的模样描绘了蓝图，开启了中国历史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如今，我们回望百年峥嵘之路，品味过去的风雨沧桑，是为了将来走得更远、走得更好。廉政了望特别策划开设专栏，梳理百年党史中令人热血沸腾、令人精神振奋、令人刻骨铭心的故事，献礼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而红色文化则是文化自信历史长河中最耀眼、最亮丽的“浪花”。从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最早入川，到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最后离川，短短的3年零9个月时间里，红一、二、四方面军足迹遍及当时全川近70个县。三大主力红军来到四川，给悠久绵远的古蜀文化厚植了一抹鲜艳的底色。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想信念
列宁指出，“革命运动需要坚定信念”。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是红军将士在川期间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动力之源、精神之根。
击退数倍于己的悍旅强敌靠的是理想信念。红军在川期间经历一场接着一场的大仗、恶仗和硬仗，无一不记录和述说着红军理想信念的坚定、坚毅。1933年11月，时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刘湘，纠集140个团约20万人马，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并叫嚣3个月内将红军消灭在川陕边境。当时参战的红四方面军，即使边打边补充也不过8万人。然而，经过前后10个月时间的艰苦作战，红四方面军最终不仅一举粉碎了围攻，还取得了歼敌8万余人的辉煌战绩。
征服恶劣险峻的雪山草地靠的是理想信念。红军以南方人居多，面对动辄零下几十度的大雪山，荒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他们没有望而却步，而是把敌人眼中的“绝路”变成了“生路”，这背后是因为有“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理想信念。在翻越4930米的夹金山时，毛泽东同志说：“蒋介石认为红军不能从雪山上爬过去，咱们今天就是要创造出个奇迹来！”？
战胜缺衣少食的困顿岁月靠的是理想信念。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找野菜找到一张烂马皮，切成小块，放在锅里煮，但煮不烂，也只得吃下去。老红军杜宏鉴说：“我是嚼着辣椒和一截皮带，翻过玉龙雪山的。”回顾这段岁月，红军将士在理想信念的支撑下，硬是凭借嚼草根、啃树皮、吃皮带度过每一天，最终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实现战略大转移。
克服人生路上的逆境低谷靠的是理想信念。长征开始后，邓小平同志在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的情况下，到“挑夫连”挑着沉重的担子开始长征，还克服压力，主编《红星报》，为战士们提供“精神食粮”。一路走来，邓小平同志没有因为受到党内不公正对待影响其理想信念的坚定。后人问晚年的邓小平同志：“长征那幺艰难凶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只是简短地回答了三个字：“跟着走！”
“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政治意识
红军在川期间的光辉历史充分证明，只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执行“四个服从”，一切行动听指挥，就能步调一致得胜利。
始终做到个人服从组织。这个“服从”解决的是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问题。张闻天同志的妻子刘英回忆，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凯丰反对毛泽东，蛊惑、煽动博古不交权，但是博古并没有听从凯丰的意见，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主动把权力交给张闻天，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维护了党中央的团结统一。
始终做到少数服从多数。这个“服从”解决的是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问题。长征途中召开会议很不容易，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举行了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会议20余次。会议中不乏冲突和激辩，但最终形成了统一意志，最根本一条，就是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在1935年6月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因“北上”发生分歧，当时的党内总负责人张闻天见一时争执不下，便宣布采取举手表决方式决策，结果5比1，仅张国焘反对，于是中央最终作出北上抗日的决断。
始终做到下级服从上级。这个“服从”是党内处理上、下级组织关系的基本原则。曾任上海警备区后勤部部长的老红军罗玉琪回忆：“1935年深秋，我们来自不同部队负伤掉队的29名战士围坐在一起，在红四方面军28团3连副连长李玉胜的建议下，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并推选他为党支部书记。在支部的统一组织下，经过3天3夜，最终才走出了草地，赶上了大部队，回到了党中央、毛主席身边。”
始终做到全党服从中央。这个“服从”是“四个服从”的核心和归宿，是处理党的各个组织、全体党员与党中央关系的最高准则，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根本条件。红军在川期间，无时无刻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特别是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群众纪律
陈云同志认为：“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支持”是长征取得胜利的三大原因之一。红军在川期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践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
严明的群众纪律体现在对群众利益的坚决维护上。长征途中，红军用了群众的粮食、蔬菜，会留下银元和字条;有时实在没钱了，就打个欠条。叙永县村民肖为勤回忆，1935年2月，召开“鸡鸣三省”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就住在他家。离开时，一个高个子红军为了表示感谢，把3个铜板留给爷爷肖有恩。解放后看到毛泽东同志挂像，他们才知道给铜板的高个子红军原来是毛泽东同志。
严明的群众纪律贯穿在对民族政策的严格执行里。在长征中，红军大部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是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接触最广泛、最频繁的时期。党和红军尊重少数民族，视他们为“一家人”，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也有了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的佳话。在安顺场，毛泽东问刘伯承：“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幺这幺短的时间就把小叶丹说服了呢？”刘伯承回答说：“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结果。”
严明的群众纪律彰显在对宗教习俗的充分尊重中。红军来到藏区后，严格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护宗教场所，积极团结藏区宗教界人士。这些政策逐步得到爱国宗教人士的理解、支持，反过来他们又积极主动帮助红军。1936年3月下旬，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进驻炉霍县时，康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寺院寿灵寺总管家相子·益西多吉被红军尊重宗教的行为所感动，主动与红军合作，协助宣传红军政策，动员逃离人员回来。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担当品格
敢于担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担当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红军在川期间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无不镌刻着斗争的烙印，彰显着担当的精神。
为了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担当。红军在川期间，面临着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险境，如果不善于和敌人周旋斗争，不能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就难以摆脱困境。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同志回忆，“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路上走得最为频繁的时候，天又接连下雨，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目的就是为了摆脱敌人”。
“轻伤不下火线”甘愿牺牲是担当。当年采访红军的美国作家海伦·斯诺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使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那使这支军队有独特性的两点：年轻和牺牲精神。”“轻伤不下火线”“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是长征路上红军将士一路走来的高贵品格。开国少将黎光在攻打苍溪战斗中，被敌人打中小腿，鲜血直流，疼痛难忍，但仍然咬紧牙关与敌人殊死搏斗，直到战斗胜利为止。
危急时刻迎难而上“保证完成任务”是担当。中革军委为彻底打破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幻想，作出了抢占泸定桥的战略决断。杨成武将军后来在回忆这一仗时说：“为坚决完成任务，在天下大雨、饥饿疲劳、摸黑赶路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战士心生怨言，没有一个战士掉队，饿了就嚼口生米，渴了就捧把雨水喝。”硬是凭着这种艰危时刻敢担当的精神，红四团官兵一昼夜急行军240里，最终于指定时间抢占了泸定桥。
铁的纪律、过硬作风，是成就党和红军的重要法宝，是保障红军成功实现战略转移的根本所在，这已为红军在川期间的光辉历史所充分证明。进入新时代，迈步新阶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们党要一以贯之严明纪律规矩，加强作风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确保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