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洪焱

近期，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密盒”继“不倒翁小姐姐”之后，又火爆出圈了。在密盒节目现场，身着大唐朱紫官服、仪表堂堂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和众多观众围绕各种中国文化历史地理知识，甚至小学生算术，展开了一次次充满惊喜和意外的欢乐碰撞，让游客体验到了美食和拍照之外的传统文化魅力。

据说，有人看了网上“盛唐密盒”的视频之后，甚至专门去复习了一遍各门类的传统文化知识点，再特意跑去和二位“大唐贤相”对话。不过，对照史书中对房玄龄和杜如晦的真实记载，以他二位不计私利、一心谋国的特性，也一定不会拒绝来街头和民众相会。

房杜二贤

房玄龄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聪慧，善诗能文，还写得一手好字，年轻时已在隋朝出任小官。隋末大乱后，李渊趁隋炀帝杨广远在江南，率兵攻入关中，开始争夺天下。房玄龄则在一番观察之后，于李世民带兵到达渭水北岸时，投奔到其帐下。从此后，房玄龄始终跟随李世民的脚步，在内则掌管机要，在外则随军出征，同时还替李世民网罗了大批人才，成为促成李世民贞观之治的肱股之臣。

杜如晦的祖上在北周和隋朝都做过高官，所以杜如晦年轻时就很受当时隋朝礼部官员的器重。大唐军队攻入关中以后，杜如晦被征入李世民府中为官，并与房玄龄相识。后来，大唐朝廷要外放杜如晦到陜州做长史时，房玄龄特别提醒李世民：“杜如晦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大王想经营天下，一定要有他才行。”经此提醒，李世民才断然把杜如晦留在身边。此后，无论是南征北讨削平群雄，还是玄武门之变的生死时刻，杜如晦都在李世民身边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贞观四年（630年）杜如晦病逝时，李世民为之大哭不止，废朝三日，一年以后，还经常跟人说，自己十分想念杜如晦，经常梦到他。

房玄龄和杜如晦在史书上以“房谋杜断”的典故着称于世。这个典故出自《旧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论》，原文是：“世传太宗尝与文昭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焉，竟从龄之策也。盖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意思是说，房玄龄是个熟悉典章制度和各种人物事件背景的能臣，每每遇到大事时，能够和李世民详细分析事件的背后原由，并能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而李世民在面对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时，也难免有难以决断的时候，这时候，李世民就会说，这等大事，非杜如晦来筹划决断不可，等到杜如晦来了以后，也往往能从房玄龄的各种谋划之中，选定最适合的办法来实施。

由此，可以看出房玄龄和杜如晦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房玄龄俨然是一个计谋深沉的智者，能够参透复杂事件背后的各种可能性；而杜如晦则好比是善于攻伐的将军，能够找准复杂事件的最佳突破口。他俩作为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始终是李世民文臣武将辅佐团中的重要成员。从秦王府时期，李世民所立文学馆的“十八学士”，贞观十七年（643年）李世民设立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房杜二人皆排名前列，就可以一窥端倪。

但是，房杜二人能获得李世民的肯定，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谋略深沉、才智卓越，而是他们在辅佐李世民时，不以私利为先，时刻把国家大事装在心里。

《新唐书》记载：“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无媢忌，闻人善，若己有之。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或以事被让，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简单来说，就是房玄龄工作的时候，不仅十分能干，还不嫉妒他人，也不苛求他人，不为自己谋取私人利益，活脱脱一个公忠体国的贤相形象。因此，唐代史学家柳芳评价他“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

至于杜如晦，李世民对他的评价是：“蔡国公杜如晦，识量清举，神彩凝映，德宣内外，声溢庙堂。或材推栋梁，谋猷经远，绸缪帷帐，经纶霸图；或学综经籍，德范光茂，隐犯同致，忠谠日闻。”这当中的字句，也没有一个字提到杜如晦曾经利用自己掌握的军政大权为自己或自己的家族谋取私利。

“上下交征利”

史实证明，身居高位者，若是存了严重的私心，往往会因小失大，丧师辱国。南朝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南朝宋军在宁朔将军王玄谟率领下，开始围攻北魏的滑台城（今河南滑县东南）。本来攻城宋军打算施放火箭攻击城中的北魏军，但是，王玄谟却认为火攻滑台，会损害城中财物，妨碍破城后他本人的收益，所以拒绝了火攻的建议。

除此以外，王玄谟还把大批前来投效的百姓拆散，分配给自己手下的各营将领，在给每家百姓发一匹布作为慰问品的同时，又要每家交出八百个大梨，以资军用，其实却是贩卖到后方，中饱了王玄谟自己的私囊，“由是众心失望”。

可以说，在私心的蒙蔽下，一向素有贤名，也是宋文帝北伐重要支持者的王玄谟根本无从发挥自己的才干。最终，王玄谟历时数月也没有拿下滑台城，反倒在北魏援军的攻击下，全军覆灭，“封狼居胥”的野心却“赢得仓皇北顾”。这一段经历成为王玄谟仕途上的污点，即便他后来在地方颇有政绩，用家产接济百姓，也只留下毁誉参半的名声。

清朝末年，爱新觉罗·奕劻以精明干练的办事能力，以及与皇室的亲密关系，受到了慈禧太后的重用，爵位一路从辅国将军、贝子、贝勒、庆郡王，直到庆亲王，成为大清最后一个铁帽子王。其官职也从御前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席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大臣，直到内阁总理大臣、弼德院总裁，始终受朝廷重用。

按说经历过八国联军侵华、甲午海战惨败、戊戌变法等事件的奕劻，应该是知道大清当时的状况的，可是身为宗室重臣的他，却在掌权之后，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搞起了卖官鬻爵的勾当，时人讥讽他们的官邸是“庆那公司”。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御史蒋式瑆奏劾奕劻在英商汇丰银行存入的120万两白银私产，是受贿所得，称他“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御史赵启霖奏劾奕劻受贿10万两白银，为段芝贵谋巡抚职，反因“奏劾不实”被革职查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奕劻七十寿诞，现场收到50万两白银，寿礼价值更是达到百万两白银之多。后来逼迫清帝退位的袁世凯，也是奕劻在收受了其大笔贿赂后，坚持起用的。可以说，奕劻的私欲成为了促使大清加速崩溃的燃料。

还好，历史上除了王玄谟和奕劻以外，还有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的事迹让我们明白，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如果任由私欲掺杂进公权力之中，那幺他的谋划方向和决断能力一定会走样变形，这种影响轻则失身，重则失国，不可不察。这也是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所包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