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江南巡盐道任伯安的弟弟任季安犯了死罪，行刑那天康熙皇帝突然出现在法场，亲手撕去“死囚”的假胡须，发现此人只有二十多岁，而任季安已经四十多岁了。康熙皇帝盛怒，下旨严查。原来，顶凶的这个人名叫张五哥，是刘八女花钱并通过哄骗方式找来顶罪的，任伯安是刘八女的姐夫。这桩刑部顶凶大案涉及刑部尚书、刑部侍郎等朝廷官员以及众多地方官员，最后都被革职。真正的任季安被斩首，任伯安丢掉了官位，刘八女被判终身监禁。
犯罪后花钱买人冒名顶替自己以逃脱法律的制裁，这种贿买顶凶行为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且愈演愈烈，最终发展成为流行于清代社会的“宰白鸭”现象。
清代“宰白鸭”案件频出，有的还轰动朝野，其产生和难以治理的原因有些复杂。在这些古代“顶包”案件的背后，往往有着达官显贵影影绰绰的身影。
贿买顶凶现象由来已久
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轮番专权，导致政治黑暗。在地方上，官吏贪赃枉法，贿赂成风，民怨沸腾。汉桓帝刘桓在位的延熹末年，有一个名叫刘瑜的人被举荐为贤良方正，取得做官的资格，拜为议郎。《后汉书·刘瑜传》记载，刘瑜是当时少有的有责任感的士人之一，他上疏皇帝，直陈时弊。在这份上疏里，刘瑜列举了种种治政之失以及存在于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其中有一句话：“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意思是：贫困的人，有的甚至出卖自己的人头，去向官府领取悬赏，父亲和兄长互相替代杀身，妻子和儿女眼看着亲人死去。
这里说的是一种司法腐败现象，即冒他人之名顶凶。出于各种原因，有人愿意承担别人的罪名，甚至被杀头也在所不惜，而真正的犯罪者却可以逍遥法外。当时，某些大案发生后官府迫于压力时常悬赏捉拿凶犯，有人为了让亲属得到赏金，故意让亲属“揭发”自己，这就是“卖其首级”；家里有人犯了罪，亲人间互相代替去“自首”，这就是“相代残身”。刘瑜将这些写在针砭时弊的奏疏中，说明这些现象在当时十分普遍。
曹操出生于东汉末年，祖籍沛国谯县。年轻时，曹操生活在家乡，与谯县夏侯氏家族出身的夏侯惇、夏侯渊等情谊深厚，情同手足。《三国志·夏侯渊传》记载：“夏侯渊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县官事，渊代引重罪，太祖营救之，得免。”曹操不知犯了什幺事，县里要追究他，夏侯渊替他“认罪”，之后曹操又设法将夏侯渊救了出来。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件违法的事，但史书却将这件事写在当事者的传记里，强调的并不是这件事情的法律性质，也无批评之意，而是强调当事者如何“仗义”。曹操出生于汉桓帝时，可以视为刘瑜同时代的人，这则记载印证了刘瑜奏疏中所讲的事实。
贿买顶凶现象在各朝代都有，尤其涉及命案时，真正的凶犯为了活命，不惜重金“买凶”，顶替自己入刑，而在严重贫富差距下，即便要被杀头，也有人愿意去“顶包”。《元史·许楫传》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武冈县（今湖南省武冈市）有个富豪打死了一名士卒，为活命，偷偷用一半家财买通家中的一名佃农为自己顶罪。许楫刚好被擢升为岭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觉得此案有异，于是细审，“审得其情，释佃者，系富民，人服其明”。
找人“顶包”的官吏
流传至今，由官吏犯下的古代“顶包”案件有史可查的不多。但从那些遗存于历史缝隙里的故事，已能让人一窥彼时恶劣的司法环境。
清代咸丰年间，户部因军务吃紧，经费支绌，奏准试行宝钞。恭亲王奕訢于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奏称已邀集当行、钱银及粮食等行数百家，自愿措资垫发钞本。清政府批准所请，遂设立宇升、宇恒、宇谦、宇丰、宇泰五家官钱铺，却最终演变为一场官商勾结、营私谋利的重大贪腐案件。
该案涉及王公贵族、在京官员、富商大贾，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又夹杂着清廷内部的派系政治斗争。肃顺被调任为户部尚书后严查此案，在他手下，户部五宇钞票案复审以五宇官号商人所有财产皆没收，户部办稿司员及胥吏数十人革职，查抄家产，原户部尚书、侍郎交吏部议处而告结束。原本肃顺已查到政敌恭亲王奕訢头上，但碍于皇家情面，最终让恭王府的首领太监为其主人顶罪。
连一些小吏也险些在违法犯罪后找人“顶包”成功。
明代成化年间任职大理寺卿的王槩，在《王恭毅公驳稿》中记载了一个下属杀害上司、凶手的弟弟献出儿子顶罪的案子。北京某卫所基层官吏周英因对上司马良不满，将其当街殴打致死。周英理应被判处死罪，他的弟弟周祥觉得自己有三个儿子，但只有一个哥哥，于是想出来用自己的儿子周洪为周英顶罪的念头。经过一番上下操作，居然办成了。案子层层上报，最终到了大理寺卿王槩处。王槩经过对相关人员口供的仔细分析，看出了其中的破绽，最终还原了真相，救了周洪一命。
清代名臣张船山在任莱州知府时，处理过一起胥吏贪赃枉法，事后打算让差役来顶罪的案子。当时莱州府下属的昌邑县有一名叫唐如松的胥吏，贪污受贿成性。一天，当地举人陶尔昌把家里的仆人蒋成押送到县衙，说蒋成偷盗他家大批财物。当天值班的是唐如松，经过一番审问，他发现陶尔昌是欲与蒋成的妻子邢氏私通，并将其纳为小妾。蒋成不同意，陶尔昌就诬陷他偷窃。
唐如松审明案情，正要处理。陶尔昌暗中塞给唐如松二百两银子，请他下重手把蒋成处理掉，以让他如愿纳邢氏为妾。唐如松立即推翻了之前的判断，下令叫差役周发发将蒋成鞭背100下，并暗示周发发可以下重手，结果蒋成皮开肉绽，刚走出县衙大门就倒地而死。事情传出舆论哗然。邢氏看到丈夫死状惨烈，与陶尔昌翻脸，到县衙击鼓告状。
按清朝法律，除知县外，其他人不能用刑，唐如松下令用刑显然是违法的，而且还闹出了人命。唐如松却把责任推给周发发，说是周发发用刑过猛，属于意外失手。县令暗中审讯周发发，得知唐如松收受陶尔昌贿赂的真相后，连夜向莱州府和省府报告此案。巡抚得报，下令把唐如松撤职，发交莱州府看押审问。张船山得知后，将人犯提来审问。唐如松最初还百般抵赖，张船山不得已动用大刑，唐如松才招供。
清代流行“宰白鸭”
到了清朝，相比达官显贵“顶包”顶罪的秘不可说，民间贿买顶凶现象更为泛滥难禁。
大学士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中指出：“甚哉，治狱之难也！而命案尤难。有顶凶者，甘为人代死。”王先谦在《东华续录·道光五》中也记载，道光二年（1822年）闰三月，刑部收到广东报送的一批人命案，其中潮州府就有贿买顶凶案37件。贿买顶凶案越来越多，人们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宰白鸭”，它出自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三》：“福建漳、泉二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出多金给贫者，代之抵死，虽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谓‘宰白鸭也。”
陈其元在清朝咸丰年间曾任詹事府主簿，后升任泉州知州等职，对地方上的司法状况较为了解。陈其元的父亲陈鳌曾任职于谳局，专门负责审理案件，在此期间经办过一件斗杀案，“凶手”只有16岁。陈鳌发现案情存在重大疑点，被害人尸体上有几十处伤口，“非一人所能为”，但被认定为凶手的这名少年很稚弱，“似亦非力所能为”。在陈鳌提审过程中，新的疑点又出现了，这名少年招供时跟事先背诵过一遍那样，“供口滔滔汩汩，与详文无丝忽差。再令覆述，一字不误，盖读之熟矣”。陈鳌明白了大概，经过反复劝导，少年说出了实情，他流着泪说自己就是所谓的“白鸭”，是别人花钱雇来顶罪的。
陈鳌于是将该案驳回县里重审。然而，等县官再审时少年再次反转，仍坚称自己杀了人。县官问：“尔年纪甚轻，安能下此毒手？”少年回答：“恨极耳。”陈鳌又见到该少年，问他为何这样做。少年流泪答道：“极感公解网恩，然发回之后，县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来骂曰：‘卖尔之钱已用尽，尔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狱，必处尔死！我思进退皆死，无宁顺父母而死耳。”原来，少年回去后遭到县官酷刑相加，就连父母都过来逼自己认罪，原因是收他人的钱已经花光了，除了去替死没有其他选择。陈鳌闻听，一方面十分悲愤，另一方面也无可奈何，“遂辞谳局差”。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述了这件事，同时感叹：“噫！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数十起，如此类者良亦不少，为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
收买他人顶罪的往往涉命案，顶罪者通常会被判处死刑，收买所用的这笔钱被称为“香灯钱”。清人黄安涛在《诗娱室诗集》解释：“顶凶类多孤孑，所得身价，彼谓之香灯钱，以死后旁人为之接嗣，继续香火也。”清代道光年间，郭光启在潮州为官，他也讲述了“宰白鸭”现象。《清诗纪事·道光朝卷》收录郭光启之语：“潮俗，杀人真犯辄匿不出，而被诬者又恇怯不自申理，率买无业愚民，送官顶替，贪利者罹法网焉，名曰‘宰白鸭，是可悯也。”晚清学者周寿昌在《思益堂日札》中也写道：“今时广东、福建顶凶之弊，惟械斗案最多，恶习相沿，殊不易破。”
清代的“宰白鸭”现象十分普遍，曾接连爆出过许多影响很大的案件。其中影响最大的“宰白鸭”事件是发生于光绪七年（1881年）的王树汶案，清末民初人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对这起发生在河南省南阳县的案件有详细记述。胡体安是一名胥吏，也是一名“盗魁”。一次，胡体安指使手下抢劫了一家富户，后被该富户侦知，上控司院。巡抚涂宗瀛下令缉拿，胡体安与手下商量，“以其家童王树汶者，伪为己，俾役执之去”。王树汶只有15岁，又弱又小，根本不像江洋大盗，但县令马翥不管这些，草草定案。将行刑时，王树汶大呼：“我邓州民王树汶也，安有所谓胡体安者？若辈许我不死，今乃食言而戮我乎？”涂宗瀛闻报大惊，命人复审。
复审中，王树汶说自己不是胡体安，而是王树汶，父亲名叫王季福，在邓州务农。涂宗瀛于是命邓州知府朱光第拘传王季福到案。案情很快将水落石出，就在这时涂宗瀛升任两湖总督，河道总督李鹤年继任河南巡抚。负责王树汶案二审的陈许道员任恺与李鹤年关系密切，任恺为掩饰错案，阻止朱光第拘传王季福。好在朱光第不为所动，仍将王季福拘传。经过对质，证实王季福与王树汶确实是父子关系，王树汶不是胡体安。
王树汶洗脱了罪名，但李鹤年为袒护任恺，仍指使办案人员将王树汶定了个“强盗从犯”的罪名，这样一来审理过该案的有关官员可以免予承担责任。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在京的河南籍官员纷纷上书弹劾，朝廷于是命河道总督梅启照为钦差大臣，重审该案。然而，重审的结果仍然将王树汶定为“盗从”。这个结果仍难以服众，为平息舆论，朝廷再令刑部提审该案。刑部尚书潘祖荫指派郎中兼秋审处总办赵舒翘主审。赵舒翘经过几个月调查取证，终于还原了真相。最终，王树汶被无罪释放，马翥被判发配充军，李鹤年、梅启照等官员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离奇的是，与此案有关的众多官员被处理，而此案的始作俑者胡体安却隐姓埋名得以逃脱，一直逍遥于法外。
在这些贿买顶凶案中，最可怜的还是那些充当“白鸭”的人。王树汶是幸运的，最终获得了自由，但该案的审理耗时10年，这些年他在监狱里恐怕每天过的都是担惊受怕、生不如死的日子。郭光启写过一首《宰白鸭》诗，诗曰：“白刃如霜初出匣，市上争看宰白鸭。”
“顶包”背后沉默的真相
康熙年间，桐城派文学家方苞因文字狱先后收押于江宁县狱、京城刑部狱，前后达两年。方苞出狱后追述在监狱中的所见所闻，写下《狱中杂记》一文，用亲身经历记述了清代监狱中的残酷阴森，揭露了官吏与奸民勾结舞弊的种种罪恶行为。其中还记叙了另一种“宰白鸭”，且更为“高级”，可以直接在监狱里完成整个操作。
方苞在《狱中杂记》中写道，一些年老胥吏家中藏有伪造的官府印信，发往各省的公文也敢直接动手脚，“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当时法律规定：“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有兄弟二人因把持公仓入狱，依法应判立即处斩，判词都已拟好了。这时一位部员对他们说：“予我千金，吾生若。”二人不信，问他有什幺办法。该部员说：“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词无易，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意思是，只需另做一份奏本，判词都不用改，用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抽去真奏本，换上此奏本，就这幺简单。
问题是，这种事情可以瞒过外人，却瞒不过上司，难道不怕出事吗？就此，上述部员解释道：“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意思是，如果上司发现，真要严查起来，固然会败露，但上司也要承担相应责任，他不会用自己的官位去换两条人命的，所以即使发现了也不会追查。方苞后来在狱中果然又见到本来该处死的那兄弟二人，有人指着他们悄悄对方苞说：“是以某某易其首者。”
贿买顶凶行为在中国古代盛行，司法官员的贪赃枉法只是造成其现象的一个原因，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官员考核制度的单一性以及司法制度的漏洞等也都不容忽视。在社会层面，中国封建王朝始终无法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由此造成社会的贫富不均，在极端贫困之下才会有一些人不惜用性命去换钱。在官员考核制度方面，存在只看结果忽视过程的问题，这也是制造贿买顶凶现象的一个推手。
清末学者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某地多盗贼，各级官府严令捕盗，负责此项事的官吏为完成任务以便升迁，“即贿买贫民为顶凶以销案”。在司法制度方面，重视口供、不重视证据的问题在清代较为普遍，这也为贿买顶凶泛滥制造了机会。《大清律例·名例》规定：“鞫狱官详别讯问，务得输服供词。”《大清律例·断狱》规定：“凡狱囚，徒流死罪，各唤本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仍责取囚服辩文状。如不服者，听其自行辩理。”遇到贿买顶凶案，如果审案的官员缺乏良知和责任感，出钱者和顶罪者又达成了一致，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发现案件存在一些疑点，只要供词没有问题，也会速审速判。至于遇到黑心的官员，与凶犯勾结在一起，上下其手，那就更难还原真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