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烨
我国曾是疟疾流行非常严重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后，每年至少有3000万疟疾病例，病死率约为1%，人们谈“疟”色变。时光荏苒，到2017年时，我国已经做到无本地原发疟疾病例报告。连续4年无本地病例后，2020年，我国向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消除疟疾的认证申请，自豪地向世界表明实现无疟疾是一个可行的目标。
鉴于中国抗疟的重大成果，2021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闻公报，称中国正式获得消除疟疾认证。公报称，中国疟疾感染病例由20世纪40年代时的每年3000万减少到零，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早在革命之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保障，提出卫生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此后，中央相继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等部门，地方也纷纷建立起医药卫生的行政管理机构。
新中国成立前后，每年至少有3000万疟疾病例，病死率约为1%，疟疾严重影响生产和生活。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首次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提出通过加强政治领导、提高专业技术和动员群众参加实际工作，尽一切可能控制传染病。同时，通过了《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各级人民政府有步骤地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
到1950年年底，全国81.4%的县都建立了卫生院、卫生所。到1951年9月，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绩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明确了我国卫生工作的定位，为党和政府领导卫生工作奠定了基本思想。
由于确立了预防为主的防疫方针，为改善人民生活环境，20世纪50年代初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重点清理环境、消除垃圾，为杀灭蚊虫、防治疟疾起到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后铺开的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模式等，也为各类疾病防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疟疾防治工作面广量大，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疟疾防治工作离不开党的领导和专业技术队伍的指导，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配合。
在控制大暴发流行阶段，生产队、合作社等社区共同参与全面休止期根治和全面预防服药等抗疟活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全民动员、全面参与的局面。乡村（厂矿、企业、学生）医生、农村（车间）不脱产卫生员、接生员、卫生积极分子都被组织起来接受培养和训练，战斗在抗疟工作的一线。他们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不仅要做到发药到人、看服到肚，还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甚至有一些人在送药途中遭遇不测而殉职。自1974年苏鲁豫皖鄂5省开始的疟疾联防联控，10年中先后进行了14822万人次的疟疾传播休止期治疗工作，21275万人次的预防服药和1217万人次的疟疾现症病人治疗工作。
此外，各地根据自身地理水土条件，动员广大群众疏通沟渠、治理积涝、引流灌溉，采取稻田湿润灌溉、稻田养鱼等疟疾防治与生产相结合的措施，既有效控制了稻田中蚊虫孽生的条件，又节约了水源、达到粮食增产的目的。据不完全统计，在1957年冬到1958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发动并依靠各地人民群众疏通整治沟渠的长度达到160多万公里，填平洼地的面积达到6.5亿平方米。可以说，疟疾防治工作真正做到了广泛的群众参与，广大群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疟疾有感染周期短、传播速度快的特点，这就导致了在合适的条件下疟疾的发展和蔓延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根据疟疾的流行态势、防治工作的进展阶段以及不同地区间的社会经济情况，在国务院的直接指导和卫生部的组织下，不同形式的区域性联防开展起来。
在黄淮、江汉平原，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湖北5省进行了跨省联防。在西南地区，有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毗邻县间的联防。在中南地区，也有湖南、江西和江西、福建两省部分毗邻县间的联防等。区域性联防对疟疾防治工作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并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以苏鲁豫皖鄂5省区域联防为例，1974年，5省开始同步实施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到1979年，5省发病人数由1973年的1372.94万骤降至191.41万，减少了86.06%。1980年后，江苏、河南和安徽3省交界毗邻地区，又共同采取DDT滞留喷洒和菊酯类杀虫剂浸泡蚊帐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经过10年多时间，3省相继实现了消除恶性疟疾的目标，其他两省也将疟疾的发病率控制在历史最低水平。
区域联防，使联防成员各党委共享联防区内的流动人口疟疾感染信息，在提高流动人口管理效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降低了流动人口疟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建立健全基层防疟网是我国疟疾防治工作及其他健康卫生工作的重要经验之一。随着疟疾防治进入关键阶段，除了跨地区联防联控，相关部门也不断联合。
2005年12月2日，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于庆泰（右）代表中国政府把青蒿素类抗疟疾药物转交给坦桑尼亚卫生部部长阿布达拉（左）。当天，中国政府向坦桑尼亚捐赠了一批价值70万元人民币的青蒿素类抗疟疾药物。
2010年，卫生、教育、财政等13个部委联合印发《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提出建立多部门合作与信息交流机制。同年1月，国家统一的寄生虫病信息管理平台和数据中心“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正式上网运行，实现了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的全国统一管理。在此前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消除疟疾的“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策略和相关工作规范，在24个流行省建立省级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等，为2020年全国消除疟疾目标的最后冲刺做出全方位保障。
中国在防治疟疾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找加快消除疟疾的办法。根据疟疾的发展规律和实际情况，有一些防治方法跳出了固有思维模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以抗疟药物为例，我国抗疟药的研究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依靠中西医结合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式，经历了几代人多年的努力，取得了突出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时，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已经开始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产生抗药性，寻找疟疾防治药物的新突破已经迫在眉睫。1967年，由国家科委、总后勤部、卫生部等部门联合召开会议，启动了名为“523”的大规模科研攻关任务。其中以屠呦呦为组长的中草药专业研究小组，对民间防治疟疾的中草药验方进行了广泛调查、搜集、整理和研究。研究小组在经过190次失败之后，终于成功提取出了对鼠疟、猴疟的抑制率达到100%的青蒿乙醚提取物。这也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一步。此后，经过一次次反复试验，屠呦呦和她的团队从青蒿提取物中成功分离出三种结晶成分，并找到了一个对鼠疟抑制率高达100%的有效单体，定名青蒿Ⅱ号结晶。经过临床试验和观察，青蒿素被认定为抗疟特效药，完全能够治愈恶性疟疾，并且其安全无毒、治疗疟疾的速度都是氯喹等传统抗疟药难以企及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自2000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有2.4亿人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这一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可以说，屠呦呦及其团队对中国乃至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世界卫生组织在抗击疟疾时比较重视预防和综合防治方式，曾经建议推广使用以杀虫剂（如溴氰菊酯）浸泡过的药浸蚊帐来预防疟疾。实际上，早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推广使用这种蚊帐之前，我国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分发这种蚊帐，大大降低了使用地区的疟疾发病率。药浸蚊帐可以说是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重要防疟手段。因为蚊子是疟疾传播的主要媒介，灭蚊对预防疟疾来说至关重要。长效杀虫蚊帐价格便宜，且在三五年内都不需要重新浸药，配合室内滞留喷洒和药物疗法后，防治疟疾的效果尤佳。
另一个典型是“1-3-7”工作规范，其作为“中国经验”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写入疟疾防控的技术指南，在全球疟疾流行国家推广。“1-3-7”工作规范是在长期的抗疟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出来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江苏省曾有过两次疟疾大范围暴发流行。在疟疾防控过程中，为降低疟疾发病率，江苏省根据“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的原则，采取了“两全两复”“一防、三治、压高峰”等综合性防治措施。2010年消除疟疾行动计划启动，江苏省血防研究所疟疾团队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不断变化的防治形势，提出了确诊后1日内完成疫情报告、3日内完成流行病学个案调查、7日内完成疫点调查与处置的“1-3-7”工作规范，取得了显着成果。
疟疾的流行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即只要存在疟疾传播的条件，疟疾仍可能反复。我国地域辽阔，原有的疟区分布广泛，加上人口流动带来的输入型风险，疟疾仍然可能卷土重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黄淮海平原发生的两次疟疾大流行，就是疫情反复导致的。反复之后，往往需要若干年的艰苦工作才能重新控制疫情，因此也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
疟疾发病率降低，现在我国本土再无新病例，也许我们会逐渐淡忘疟疾曾经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失去对疟疾威胁的警惕。但与此同时，全球仍有2.41亿疟疾病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抗疟工作仍面临很大挑战。由于传播媒介按蚊并未完全消除，我们也不能不警惕因境外输入而引发本地继发疟疾传播的可能。
疟疾防控必须警钟长鸣。
（老照片源自《健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