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婉笛
洪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党总支书记，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北京市百千万人才工程等。擅长动脉瘤、脑血管畸形、脊髓血管畸形的手术和介入治疗，尤其是复杂脑脊髓血管畸形的个体化治愈性治疗。曾获首都卫生健康十大“未来之星”、首都医科大学青年教学奖等荣誉。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医生洪韬的办公室，位于医院神经外科“大脑袋”建筑的第6层。在查房间隙，他和比自己年龄小不了多少的学生和进修医生站在一起。谈吐间，他既有青年医生的锐气，又透出超越年龄的成熟和笃定。
因为在血管畸形领域做出的突出成绩，还不到39岁的他，如今已是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分会青年副主委，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但他对自己的期望不止于此。他要做一个“临床创业者”，借助科研从实验室获取灵感，丰富自己的“工具箱”，用最适宜的技术帮病人拆除“脑中炸弹”。
做临床科研是一种必然选择
洪韬说他最怕接到病房同事的电话：“看到号码就一激灵，通常就是病人不好了。”
脑血管疾病，手术成功仅仅是故事的开始，病人后续病情如何发展，没人有底气做出预判——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
洪韬的手机相册里保存了几张丫丫（化名）的照片。照片上，丫丫笑得甜美。可就在几天前，她术后出现的意外症状，还让洪韬一次次跌进情绪的深渊。
因幼年误食过量保健品，9岁的丫丫被确诊患脑动脉瘤，洪韬一层层剥开了肿瘤形成的谜团——丫丫对保健品内抗原产生的过度免疫造成了血管炎，进而形成血管瘤。只有接受手术，才能预防脑动脉瘤进一步扩大。
脑动脉瘤的治疗方式相对成熟，通常是为病人进行支架辅助栓塞术。但基于对病因的理解，洪韬为丫丫选择了不放支架的手术。可风险是，动脉瘤在进行栓塞后会出现一过性增大，丫丫的状况也在几天内经历一波三折。术后第一天，丫丫还在盼着上学，第二天却怎幺也叫不醒了。一晚过后，丫丫又像没事人一样，还能背唐诗。但几天后，丫丫病情再次急转直下，她不会说话了。
洪韬赶紧为丫丫做检查、查找原因，陪着她一点点好转，直到病情稳定出院。但他脸上那一丝不确定的神色，仍能被周围人轻松捕捉到。病情会不会复发？他没法在丫丫和她妈妈面前打包票。
“脑血管疾病极其狡猾，我们干这行，挑战和压力都太大。”洪韬说，这类疾病一旦出现大的意外，结果往往是患者“非死即残”，医学在很多领域仍鞭长莫及。“你相信吗，血管畸形这种疾病目前还无药可医，有50%这类病人在医学上是没有办法的。”
洪韬清楚地记得这些年来，那些从自己手中溜走的生命。外科医生很少记得自己成功的病例，但失败和遗憾却一直历历在目。无助和焦虑折磨了洪韬很长一段时间。“这可能是青年医生成长的必经之路吧。”洪韬说。
在神经外科，血管畸形手术是让所有人都“头大”的名词。血管畸形处其实是一个大血包，数不清的动脉和静脉在这里盘根错节，纠缠成一个“毛线团”，神经外科医生需要小心翼翼地将畸形组织准确切除。
脑血管畸形在我国的发病率在1/10万左右，呈全年龄段分布，年轻人多发，给家庭和社会造成长期负担。迄今，洪韬经手最久的一台手术就是针对脑血管畸形。当时他做了21个小时，最后已经体力不支。而通常情况下，这类手术最少要耗时6个小时才能完成。
手术中，洪韬时常觉得自己像一个“拆弹专家”。血管畸形的大血包好比一个蓄水的炸弹，静脉是出口，动脉是入口，他务必每次都找准“炸弹”的引线。如果静脉、动脉顺序搞错了，大血包就得“爆”了。
脑血管畸形不只“难治”，还“不知道为什幺”。有的脑血管畸形病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出血，有的却因为不明原因而触发意外。血管畸形会不会遗传？什幺样的病人适合保守治疗？对于这些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全世界给出的答卷都是一片空白。
每次做完复杂的脑血管畸形手术，洪韬都“发誓”下次再也“不招惹了”。但当挑战再次到来，他还是义无反顾。生命就维系在手中刀刃下一根纤弱的血管之上，洪韬随时告诫自己，要以冷静和理智面对。然而，临床只给他列出了问题，洪韬要钻到临床的背后去解答“为什幺”，找到疾病的靶点，
手术中，洪韬时常觉得自己像一个“拆弹专家”。血管畸形的大血包好比一个蓄水的炸弹，静脉是出口，动脉是入口，他务必每次都找准“炸弹”的引线。进而研制新药。
洪韬说，做临床科研其实是一种必然的选择。2017年年底，他和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对血管畸形的相关研究文章在神经学科权威期刊“Brain”（《大脑》）杂志上发表。
文章揭示，血管畸形是一组先天性病变，大部分为非遗传病。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洪韬和团队研究了一系列的“老药新用法”，用较低的成本解决了一些病人眼前的难题。“我们不干抄老外作业的事，要做就一定做一个世界领先水平的研究。”洪韬说。
在手术台上，被“师父们看着长大”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洪韬接受了临床医学八年制的培养。“以治好病人为荣，以误诊误治为耻，本本分分做个医生。”洪韬说，协和的基础教育不仅教授了他做医生的技能，而且让他具备了良好的职业素养。“学校的老师教育我们，要做好的专科医生，必须先做好的全科医生。”
2010年，洪韬来到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没多久，洪韬就听科主任凌锋教授说起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的培训理念：“为了培养青年医生，前辈专家可以在一台手术中先后刷手10次。”
洪韬解释，外科是一门实践的艺术，青年医生要想成长，就必须“上手”。但如果专家前辈完全放手，那就可能会危及病人的生命安全。宣武医院有个传统，“放手不放眼”。一名年轻医生在前面做手术，他的老师会在手术室内随时待命。
洪韬也是这样被“看着长大”的。在“师父们”不遗余力的倾囊相助下，他和很多青年医生很快成长起来。
洪韬觉得自己很幸运，人生中能有两所这样的“好学校”。在价值观逐渐形成的那几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强大的场所文化深深浸润着他。“在这样的磁场下，在手术台上无谓‘炫技’的那些人就待不下去。大家都在一门心思地想，怎幺用最简单、最经济的办法解除病人的痛苦。”洪韬说。
宣武医院是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形成了丰富的病例数据库。身在其中，洪韬觉得自己应该承担更多。他和同事必须在治疗好病人的同时，拿出精力，去应对目前治疗方法还不完善的疾病，去攻克一个个世界性的难题。“这是我们的使命。”洪韬说。
2019年，洪韬和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张鸿祺教授团队在“Brain”上发表封面文章，在全世界首次全面阐述了脊髓动静脉畸形这一疾病的自然病史。
脊髓动静脉畸形是目前神经外科最富有挑战的疾病之一。研究发现，这类疾病好发于青壮年人群，易发生误诊、误治。一旦发病，病人脊髓功能整体年加重风险、逐渐年加重风险及突发年加重风险分别高达30%、17.7%和9.9%，且治疗并发症发生率高达25%。
然而，脊髓动静脉畸形病人在经过介入或纤维手术干预后，其脊髓功能障碍年加重风险可整体下降至8.4%。对于改善脊髓动静脉畸形病人的整体预后，这项临床研究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截至2021年，洪韬及团队已经在“Brain”杂志连续发表4篇关于血管畸形的研究文章，实现了他“用中国数据解决世界难题”的愿望。
“拿得住手术刀，养得好老鼠”
洪韬的办公桌上放着一篇文章，文章讲述了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药物的过程。这让洪韬看到，自己临床科研的道路还很长。即使实验室内的工作取得成果，自己还需要掌握很多技能，才能最终将成果推向临床，让病人受益。
洪韬希望自己是一个“跨界者”。比如，他是国内少有的掌握了外科开刀和介入治疗技术后，又去学习了伽马刀技术的神经外科医生。“因为血管畸形治疗主要就靠这3项技术。”洪韬说，一名医生“工具箱”里的东西越多，就越能以最快速度找到最适合病人的技术路径，“最好的MDT（多学科会诊）莫过于把MDT集于一身”。
比如，他希望自己“管得好病人，养得好老鼠”。他带着临床问题从零开始，推进血管畸形的机制研究。“科研思维和临床思维完全不同。”刚开始时，洪韬很不习惯科研领域的思考方式。在临床工作中，医生要严格遵循临床路径行事，不能随意创新，因为只有经过验证的方法，才能用在病人身上。但科研却不同，“它就是靠创新存在的”。
比如，洪韬还希望做个“好导演”。身为科室党总支书记，他策划和推动科室宣传团队打造的微信公众号和短视频平台，在短时间内就收获了几十万粉丝。他们不只传播科普，还做医学文化的输出。“我们希望能做‘有温度的最强大脑’，这是我们在面向公众时提出的口号。”洪韬说，这不仅是一种对外的宣传方式，也是一种对内的文化凝聚，让大家慢慢形成一种自觉。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在现代通讯、交通等技术迅猛发展的情境下，后辈完全有能力为前辈和全人类反哺一个更有生命力的未来。在洪韬看来，青年医生可以更自信、不设边界，成为一个“典型”又“非典型”的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