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的缔造》
〔美〕马里乌斯·詹森 着
莫嘉靖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4年5月
20世纪头30年里，日本的领导人一直坚称日本人口在膨胀、需要向外安置，利用这一说法为扩张找借口。2000年，日本诸岛的居住人口已经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两倍，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东京都一带就容纳了35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明治年代初的日本总人口。
“二战”后，日本的人口再一次大幅度膨胀。除了几百万从远方战场应召回国的军人，数以万计的平民从亚洲各地被遣返回日本。这波流入人口，进一步加重了已经极度紧张的住房问题，这块土地的人口本来就高度密集，如今还要容纳新来的和回国的人。和战后的其他社会一样，日本的出生率有所上升。投降以前日本政府一直反对采取节育措施，这时改变政策，放宽堕胎禁令，允许妇女出于医学、优生、经济或伦理方面的原因进行堕胎，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政府才放开避孕药的获取渠道。随着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出生率开始平缓，接着出现下降。日本也开始走上其他工业化社会的道路。
这样一来，战后的人口膨胀也逐渐缓慢下来，最后在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陷入停滞。作为补充劳动力的移民人口对日本也没有产生影响，日本的人口水平呈平稳状态，维持在1.25亿左右，在世界上排名第八。
在这一切作用下，日本的人口结构不同于其他工业化社会，老龄人口逐步上升，而年轻世代的人口规模却小得多。女性婚龄越来越晚，所生孩子也越来越少。
此外，日本人不仅更加健康，还愈加长寿，日本成了世界上长寿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劳动人口通过税收和工资扣除的方式，缴纳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和社会保险，但这部分的支出不断增长。据估算，日本在“银发族”数量上成为发达经济体之最。接下来的日子里，日本在国内社会政策和国际竞争力方面都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工业增长驱使上千万人口涌入城市。日本的城市化程度向来比较高，但20世纪下半叶发展尤其迅猛。这在两大都市体现得最为明显。城市周边的郊区一带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农村面貌，此时完全发展起来，随着公共交通进一步改善，城里的打工人可以选择住在更远的地方。部分人希望，更好、更快的交通方式可以将中心所聚集的力量分散到其他地方，新兴的居住区和工业区会减少大城市的压力。时任内阁总理田中角荣在其出版的某本书里提出全面开发日本列岛的口号，并以此为理据主张扩建高铁网络。这些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被付诸实践，九州成为高科技产业的中心，太平洋沿岸即昔日东海道兴起一批小型供应商。日产将自己的第一大厂从东京附近搬到九州。
不过，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新兴的交通网络将集中化趋势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越来越多公司觉得有必要在东京一带设立总部。“工薪族”可以从更远的地方赶来上班。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将政府部门、中央省部迁移或至少分散到外部地区的声音持续不断，岐阜被提议设为新政府的所在地。然而，很多人不希望这样做，他们不愿意看到东京或大阪在国家大事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被削弱。集中化的加强一定程度上正在令本地及地区行政陷入瘫痪，面对这一现象，人们常常会怀念起早年地方自治的日子。
为了迎接1964年的奥运会，东京当局打造了一个由高速公路和立交桥构成的巨大交通网络，令前往市中心的道路更加顺畅。随着这些设施一步步落成，旧日的邻里街道要不被拆除，要不终日被立交桥遮挡，在大城市的闹市区，老式家族小店成片聚集的景象越来越少见。
城市环境拥挤不堪，于是，到没那幺拥挤的外地旅游，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也更加重要。人们感觉到日本某种旧日浪漫而今正在消逝，在这种氛围下，国家铁路局资助了一系列“发现日本”之旅。
城市生活多种多样，在东京和大阪，既有静谧尊贵的上流住宅，也有零工居住的肮脏拥挤的旅店，不过从物质层面上看，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过上比之前更好的日子。实际上，日本兴起的城市社会显示出一种惊人的一致性。
一方面，可以归根于持续多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乐观向上的氛围。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不过大多数人仍期望未来越来越好。在法律法规和保护措施的作用下，物价和服务业消费高昂，但由于工资也在上涨，大部分日本人接受这一现实，认为这是对社区小商店和老售货员的一种社会公平。政府法规打压“大商店”，除非这些商店得到社区一致同意（实际是官方批准），这进一步巩固了小商铺的垄断地位，同时加强了供货商对竞争产品尤其是进口货物的控制能力。随着日本和华盛顿的经济矛盾日渐激化，这几点都会成为被抨击、被要求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对象，而这类提议每一个都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进而掀起政坛波澜。消费者运动迟迟未来，而在此之前，现状的既得利益者自然拥有优先话语权。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经济持久低迷，失业率上升，这一局面开始有所突破，连续几届内阁都提倡行政改革，但这些例行公事般的呼吁基本没有落实到行动上。
一次次选举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对于老一辈来说，前些年的战败和贫困让他们清楚认识到这一点，而年轻一辈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经济繁荣对他们来说是事实、是企盼。这些期望，在战后半个世纪的头40年里没有被辜负，我们能感受到，电饭煲这些廉价家电的日渐普及如何减轻了传统的厨房苦差，从而给人带来满足。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走向更高端的消费层次，被简称为“3C”，即汽车（car）、彩电（color television）和冷风机（cooler）。80年代，薪资水平持续上涨，工作机会众多，进口品牌手袋和设计风格在年轻女性中大有市场。从此以后，个人消费似乎取代了国家实力，成为人们奋斗的目标。
另一方面，这种方式的工业发展造成环境的全方位恶化。日本人之前不是没有经历过环境污染，但与此前不一样的是，战后日本的环境问题影响到更多的日本人。20世纪70年代初，汽车、卡车、大巴废气无处不在，危害性极强。城里的河流渠道越来越多油污，堆满垃圾，形成一个个积水潭，熟悉的景色逐渐隐没在雾霾中。城郊居民陷入惊慌失措，对此政府官员迅速反应，总体上应对有效。
意识到民愤会迅速威胁到自身的统治地位，自民党终于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特别是站在公共卫生的立场。据1967年出台的某部法律，法律可以“平衡”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到1970年，污染已然是“公害国会”要处理的头号问题。
纵观日本历史，每当社会发展来到重要关口，某些老旧制度会在社会工程颇具戏剧性的壮举下焕发全新的面貌。明治年初便是这样，而在投降后的几年里，原有社会秩序的制度架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革。全盘变革令制度不仅与时俱进，很多时候还相当超前。明治期间，面对新政府的进步主张，农村的封建关系仍岿然不动，甚至比前者活得更长。日本投降后，盟总公布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宣言，表现为立法改革，然而，尽管他们描绘的目标非常美好，现实行动常常不尽如人意。
这在妇女权利上尤其如此。1947年日本宪法在某些条例上比美国还要先进。在美国，人们为争取平权已经进行了整整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二战”后的大环境下，妇女深受其益，而且立竿见影。修订过后的明治《民法典》，以及另增的有关平权的宪法条款，瓦解了专制的武士家族体系，而这套制度在明治时期被政府明令全体国民遵从。选举权、婚姻自由、教育机会平等，以及新的劳动机会，改变了年轻女性和女孩的命运。
和其他国家一样，战争期间的就业局面也令一部分人心怀希望，相信未来会更加公平。
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工业蓬勃发展，女性工人的贡献自然和男性工人一样不可或缺。新权利的有效行使，必然面临很多障碍。其一，很多来自传统家庭的妇女本身就不抱什幺雄心壮志，她们被灌输了一套以“家”和家族利益为先的价值观。其二是劳工官僚和产业领袖的家长作风，他们把很多工作种类划为男性领地，宣称这是为了保护妇女。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里，有不少法庭案件就涉及女性要求兑现当初被承诺的权利。
在其他方面，妇女的地位也发生巨大变化。随着经济繁荣、就业改善，城市街道上到处都是穿着时髦、充满自信的年轻女性。随着郊区人口越来越密集、距离市中心越来越远，男人们在城里工作的时候，女性便是郊区生活的主宰。到20世纪末，日本男性地位下降，而女性的地位有所上升。居住、学校教育、消费这些关键问题的决策都掌握在妻子手上，市面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杂志。
在很多人看来，日本之所以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陷入困境，一大因素是它迟迟没能让女性在关键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干。随着管理层的女性任职比例增大，昔日男性打造的网络迟早会被打破，而这个网络所巩固的政、商、官“铁三角”关系正是顽疾所在，难以通过放宽管制、行政优化等措施进行改革。这进一步要求某些关键领域的培养地招收更多的女性学生，例如东京大学法学院，大藏省、外务省等中央省部。有人提出，当前精英学校的女性比例需要再增加个四五倍才能达到平衡。
与此同时，尽管宪法承诺男女平等待遇，日本的政治领域依旧由男性把控着，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文摘自《现代日本的缔造》；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