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广宇
2013年10月27日，魏明伦于成都。图/视觉中国
2024年5月28日早晨，着名剧作家魏明伦因病在成都去世，享年83岁。一年多以前，他的好友、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去世时，他曾接受过《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那时，他还曾感叹：“我也已经82岁了，比她还大几岁呢。”即便到了晚年，已经年过八十，人缘颇佳的他还是经常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看起来身体依然硬朗。
身为一位长居川渝地区的艺术家，魏明伦这个名字的影响力远远不止于川渝。20世纪80年代，他创作的川剧剧本《易胆大》《潘金莲》等，以大胆新颖的剧情引发了舆论和观众的关注。这些剧目获得了艺术和票房的双丰收，甚至走出国门排演。他的川剧剧本《变脸》更是被节选、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让很多没进过剧场的年轻人也对他的作品印象深刻。
实际上，魏明伦的一生和川剧艺术紧紧相连。他9岁就成为川剧“头牌”演员，此后开始跟随剧团演出，自学戏剧创作、导演。他才华横溢，一直被戏剧圈称道。用曾经与魏明伦合作过的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副院长、国家一级编剧罗大军的话说，从四川一个县班子走出来的魏明伦，“演而写，写而成，成而大，在戏曲剧作家中，至今也无人可以与之媲美”。
难得的是，在高低起伏的人生中，魏明伦一直保持着创作者的纯真性格，他的剧作与他的真实人格高度吻合：随性开朗，嬉笑怒骂，不为任何人、事、物妥协。在20世纪80年代戏剧复兴的年代里，他创作的那些带有前卫思想，运用先锋艺术手法的川剧，带给了观众心灵上的震撼，这种震撼的余波到现在还未散去。
突出而耀眼的才华
谈到魏明伦，不少与他熟识的人都将他与“才华”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即使过了多年，这个印象也未曾改变。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副院长、国家一级编剧罗大军就是其中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罗大军曾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即现在的国家话剧院前身）担任戏剧编辑。那时，他邀请魏明伦为话剧院改编一部话剧剧本，名叫《烛影摇红》，由魏明伦和四川的另一位作者共同创作。当时，魏明伦已经靠着《易胆大》《潘金莲》等川剧剧本蜚声全国，但他还没有创作过话剧剧本。第一次和魏明伦合作的罗大军，对此也隐约有些担心，那时的他在考虑：魏明伦一向都是写作传统戏曲，会不会不太熟悉话剧的要求？
不过，当罗大军看到魏明伦他们改编的剧本后，这个顾虑就基本上打消了，魏明伦对戏剧冲突的高明处理让他非常佩服、赞赏。这是一个关于金钱与文化之间矛盾冲突的故事：一位极富能力的老师被富人高价聘请买断，请他贴身辅导自己的孩子。这位老师本是一位清高的教育工作者，因为生活困窘才接下了这一单“买卖”。而为了对得起这份工资，他在辅导富人孩子的过程中拼尽了全力，却也忽略了家人和自己的身体。最终，极端的冲突在最后一幕全部爆发：在孩子的升学宴上，富人侮辱性地撕掉了自家孩子的录取通知书，而老师也将收到的报酬全部洒向天空，一切在极端的愤怒和混乱中结束。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烛影摇红》没能如期排演，双方的合作也暂时中止。但罗大军一直看好这个剧本。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还能清楚地复述出这个剧本中的细节，并称赞魏明伦有着极为高超的编剧能力。除此之外，罗大军觉得，魏明伦编写的戏文本身也富有特色，十分触动人心。“他过去的戏（川剧）我都看过，词儿都写得非常好。”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不只是罗大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不少人，都记得魏明伦当年光芒绽放的时刻。1985年夏天，魏明伦创作的《潘金莲——一个女人的沉沦史》火遍了全国。当时，这部被称为“荒诞川剧”的剧作，让观众和媒体都感到惊奇。在那个还没有穿越剧的年代里，编剧魏明伦让潘金莲、贾宝玉、七品芝麻官、安娜·卡列尼娜、女记者、女检察官等角色跨越时空，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进行对话。这些角色探讨着“潘金莲”这样一个为传统文化所不容的女性的命运，不停寻找着她悲剧人生的根源。剧本中大胆地提出，潘金莲的一些行为并非真的该被唾弃和践踏，而那些陈旧思维和封建思想，才是她沉沦的源头。
这部大胆、前卫的作品，让魏明伦收获了掌声，也立刻迎来了争议。从五四时期走来的、当时还在世的着名作家巴金、吴祖光和萧乾等人，都对《潘金莲——一个女人的沉沦史》表示肯定与支持。作家陈忠实在多年后这样称赞这部剧：“剧坛大家独一声，敢为金莲重塑身。随笔杂谈任挥洒，鬼才鬼话却威雄。”但在当时，也有一些职业作家对魏明伦的风格表示反感，《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就指责魏明伦的戏剧风格是“胡闹台”，风格杂糅混乱。
但魏明伦勇敢地应对了一切争议。当时他就投稿到姚雪垠发文的《文汇月刊》，与之笔战。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出头，算不上初出茅庐，但才凭借几部剧本在全国闻名的他，面对姚雪垠等人时依然是晚辈。不过，那时的魏明伦毫不在乎自己的年纪、地位，他自称“胆子大不怕争议”，勇敢地发声，为自己辩驳。况且，他写评论与不同意见的作家探讨不是为了冲撞谁，只是想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对艺术的观点。
此后，学界关于《潘金莲——一个女人的沉沦史》的争议依然存在，但观众给了魏明伦肯定的答案，这部剧从四川自贡“火”到了全国，上演多场，场场爆满。甚至，时至今日，互联网上还有年轻人在剧目的视频资料底下留言称赞它的前卫，还有人询问：这部剧还会不会复排？
此后，带着这种叛逆之气上路的魏明伦，创作生涯也不断攀上高峰。1995年，他的川剧剧本《变脸》被导演吴天明拍成电影，在国内外屡获大奖，剧本也入选小学语文课本。1998年，他将歌剧《图兰朵》改编为川剧剧本《中国公主杜兰朵》，这种融合东西方元素的创作方式，在当时也是开先河之举。而除了剧本创作之外，他还以文风酣畅淋漓的杂文在文坛备受瞩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艺术圈，他以“鬼才”的名号被人熟知，时至今日，这个名号依然响亮。
嬉笑怒骂，性格认真
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张庆宁是魏明伦相识多年的好友、晚辈，她曾帮助魏明伦进行《魏明伦剧本集》等书籍的出版工作。在魏明伦身体逐渐衰弱的日子里，张庆宁经常去医院探望。在她眼中，病中的魏明伦有时候像个纯真的小孩，朋友们去医院时会给他带一束花，哄他开心，他的脸上马上就会浮现出快乐的表情。
在她心里，魏明伦多年来一直是一个相当认真的合作者，甚至连晚年的疾病都没有改变这一点。去世前的这段时间，即使身体已经很不好，他依然惦记着还未出版的书稿，坚持要找时间再核对，可惜这最后一遍的书稿，他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看完。“他9岁就辍学演出，但是他的学问并不差，书稿中很少有错字，对历史典籍也是如数家珍。真的了不起！”张庆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终其一生，魏明伦一向对人有话直说，痛快酣畅，对文章、剧本的态度又是极端严肃、求真。他的真实人生状态，始终与他的艺术人格保持一致。剧本和文章对他而言，不是刻意为之的写作，而是创新的思想与内心真挚情感的结合。晚年时，他曾对媒体说，人如果能归真返璞，戏剧将随之复兴。这句话也说明了他对戏剧的真实看法。
在话剧中，人们总是看到魏明伦叛逆的一面，那些东西文化杂糅，如梦境一般的穿越，以及先锋的形式，是魏明伦川剧中创新的外壳，而在内心深处，这位剧作家一直在为普通人发声，有着其柔和的一面。魏明伦那部着名的作品《变脸》，正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变脸大师辗转买来一个男孩狗娃，想要让这个“孙子”继承他的技艺，却发现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是个女孩，他一度放弃了狗娃，但在日后身陷囹圄的时候，狗娃最终拯救了他的命。
为何魏明伦会执着地讲述潘金莲、狗娃这一类人物的故事？或许，这可以追溯到魏明伦的童年。魏明伦生于戏剧之家，父亲是川剧鼓手，母亲是戏迷，他本人从小就登台唱戏，9岁一炮而红成为川剧演员，此后以此谋生。十来岁时，他在《潘金莲》剧中扮演一位通风报信的小哥，当时，懵懂的他就对剧情产生了怀疑：为什幺潘金莲单恋武松就是大逆不道？他跑去问父亲，却遭到一顿臭骂，这个疑问也长久地留在了心中。
这个从小就展露出戏剧天赋的孩子，也曾随着大时代的浪潮浮沉，失去演出和创作的机会，难得的是，他没有因为境遇而改变自己的性格。16岁时，魏明伦就曾写文章为诗人流沙河鸣冤，因为未成年，暂时逃过了更大的劫难，但也被下放农村。在那些特殊的年月里，他学到了顺应天时，暂时隐藏自己的锋芒，但也不屑于说假话。而心中的那些疑问，依然存在于他的脑海中。
坚持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魏明伦获得了舞台，就更加大胆地在剧本中讲述“潘金莲”和“狗娃”的命运，并将童年的这些疑问抛给了观众。用他自己的话说，《潘金莲》的火爆在当时切中了关于妇女境遇的敏感神经，“（大众）不仅是争论一个戏，也不只是一个文艺现象，而是已经形成社会共同关注的社会现象、社会热门话题”。而这，正是他写作剧本想要得到的效果，也是他一路求真的性格在艺术作品中最好的体现。
现代又传统的“鬼才”
因为从小学戏，家境也很一般，魏明伦没有读过太多书。他对这些境遇并不讳言，还曾开玩笑地说，他可能是中国作家中唯一拿不出小学毕业证的。因为从小演戏，魏明伦对传统文化十分熟悉，而常年跟着剧团巡演，他就在候场的间隙读书，从古典的诗词歌赋到现代作家的作品，渐渐都有所涉猎。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受过传统的文学教育，没有被任何框架限制过，魏明伦的创作风格才会如此鲜明，他才能如此“拿来主义”地将东西方的思潮汇聚在一起。
虽然在传统戏班里耳濡目染，但他是一个在创作中强调当代性的人，无论是《潘金莲》还是《变脸》，其实都触及了当代观众内心深处对社会问题的思索，也因此获得了观众的肯定。甚至到了晚年，他还饶有兴味地观察到了年轻人不看戏剧的原因，并表示理解。他说，时代巨变了，这一代青年观众，不是老戏迷了，他们要看戏的成本太高，麻烦太多。在他心中，在手机、电脑等娱乐形式早就普及的今天，戏剧可以保持“一隅稻香村”，就是成功了。
让业内人士感到可惜的是，拥有优越的文字功底、思想又前卫先锋的魏明伦过早地放弃了剧本创作。20世纪90年代，他的生活重心逐渐远离了他生长的自贡，转移到了成都。在省会，他的社会生活日益丰富起来，其他文章和书法作品越写越多，但距离戏剧工作却越来越远。常年从事编剧工作的罗大军对这种转变感到十分可惜，他觉得，魏明伦在自贡时创作的那些川剧作品他最喜欢，“生动又有分量”，至今让他念念不忘。
实际上，魏明伦生活重心的转移，和社会的变化是同步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舞台戏剧的热度渐渐消退，不再像上一个十年那样，以其在艺术上的前卫性和精神上的批判性受到全民追捧，而是回归成为一种普通的，甚至有些小众的文化演出形式。过去他所经历过的那些辉煌场面，恐怕再也难以上演。魏明伦其实对此早已看开。到了晚年，他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参加活动、会友、和猫狗玩耍，也会偶尔出席一些戏剧相关的活动，帮后辈们加油打气。看得出，年轻时嬉笑怒骂的他，其实也是个重感情、念旧、爱朋友的人。
突然失去这样一位极富个性和才华的剧作家，对剧迷来说是令人遗憾和惋惜的事情。魏明伦去世当天，帮忙操办后事的好友张庆宁在悲伤和忙碌之余，也发出感慨：“这几年，魏明伦送走了那幺多好友，给那幺多人写过挽联，这一次，会由谁来给他写挽联呢？”不过，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他毕竟留下了一出出鲜活真实、引人欢笑或落泪的好戏，可供人们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