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亭
澳大利亚记者马克·芬内尔（MarcFennell）在2020年开启了一个名为《英国盗窃史》（StuffthatBritishStole）的播客项目，钻石、珍宝、圣物、壁画、雕塑、植物甚至人和遗骸，芬内尔的节目无一不包。它试图提出问题：除了谴责英国人的掠夺，这件事情还有什幺好说的？
蒂普的老虎—盗窃物的历史
一个名为“蒂普的老虎”（Tippoo'sTiger）的半自动木雕乐器是第一季播客的故事起点。
这个实物尺寸的木雕老虎曾属于南印度迈索尔（Mysore）王国的统治者蒂普苏丹。蒂普苏丹被称为迈索尔之虎，曾积极抵抗东印度公司对其王国的侵略—木雕老虎正咬着一个身着东印度公司制服的英国佬人偶。老虎体内隐藏了一个旋转手柄和一套铰接翻盖的琴键。旋转手柄或者弹奏琴键，乐器会发出声响，人偶的手还会不停地抽动，似乎在发出临终前的呻吟。
值得一提的是，收藏“蒂普的老虎”的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V&A）博物馆的定位是一座设计博物馆，它判断设计品的收藏价值是基于其工艺和美学的体现。但在芬内尔的眼中，蒂普的老虎意味着更为强烈的情绪表达，“这不是一个乐器，这是一个‘去你妈的。”
东印度公司曾先后对迈索尔发动了3场战争，蒂普苏丹在1799年的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围困战中被杀。每一个参与过这最后一战的东印度公司士兵都被颁发了一枚奖章：一只象征英国的狮子扑倒了一只象征蒂普的老虎。而蒂普用来羞辱英国侵略者的这个木雕，最终还是落入了英国人之手。对于这个结果，播客嘉宾们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个为了体现苏丹对英国之怨恨所制的雕像最终落入了英国人之手，对他而言应该是极致的侮辱，苏丹应该会十分生气……
“蒂普是个很虚荣自负的人，每一个看到老虎雕像的人都会立马被故事吸引，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被他和他的老虎吸引，这种辐射范围是这座雕像若被保存在班加罗尔无法企及的，我想蒂普应该会挺开心的。”
如果你继续听，就会发现制作这个乐器所用的半自动机械来自英国多年的宿敌兼密友—法国；作为一个抗英英雄，蒂普苏丹本人竟是一个颇有争议以至于从教材中被抹去的人物……
对听众来说，这个从被盗物开始的故事变得有趣了。
“你要相信，会对这个未解之谜感兴趣的人，才会对这段历史产生兴趣。”芬内尔对《第一财经》杂志说。芬内尔本人有着毫不意外的混合背景：母亲是来自新加坡的印度裔，父亲是爱尔兰裔，他本人成长于澳大利亚的亚裔社区，拥有一群华裔混血堂兄弟。他对节目的价值排序十分清晰：先通过悬疑故事让你感兴趣，再通过行走各地让你感受旅游的乐趣，最后才让你恍然大悟，这竟是一个历史节目。
光之山钻石—应该归谁所有？
在两季播客成功放送的两年后，《英国盗窃史》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和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联合支持下制成了6集纪录片。按芬内尔的设想，这个类似反转版《夺宝奇兵》的故事由英国的电视公司制作才称得上是最合理的。但显然，英国人—至少BBC—对这块历史并无自知之明且毫无准备。
纪录片的第一集聚焦了伦敦塔里最珍贵的王冠珠宝—光之山钻石（Koh-i-Noor），英国人从锡克帝国末代大君达立普·辛格（DuleepSingh）的手中夺取后，送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手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切割钻石，光之山在1851年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上展出时吸引了近600万人前往，那届世博会的18.6万英镑净收入则支撑起了伦敦博物馆区的基础：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V&A博物馆、帝国理工大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和皇家音乐学院……在伦敦肯辛顿区走一圈，你能切实感受到从一个11岁的少年末代君主手上抢夺而来的珍宝所创造的价值遗产。
当事实全面展现的时候，谁才是真正应该拥有钻石的人呢？
原锡克帝国的领土横跨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都要求英国返还光之山；宝莱坞明星和印度裔百万富翁们都曾试图起诉英国女王；还有一大批锡克后裔坚持要求英国政府归还光之山，因为在殖民者到来之前，达立普·辛格是其最后一位合法的持有者。
印度裔作家和历史学家萨里尔·马萨尼（ZareerMasani）则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钻石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其所在，“我认为它属于整个世界，它被转手太多次了，不属于任何国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颗钻石的开采者或者所有者的直系后裔”。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光之山钻石在两三百年的时间里已遭遇过数次争夺、偷盗和转手。这是否意味着，阿富汗人也可以要求锡克人归还，伊朗人可以要求阿富汗人归还，蒙古人可以要求伊朗人归还，印度人可以要求蒙古人归还，直到找到这幺一位数世纪以来早已遗落的关联者？
“我感兴趣的是故事中的那些灰色地带。”芬内尔告诉《第一财经》杂志，而在这些灰色地带中，归还无疑是最受瞩目的讨论焦点。
和光之山钻石的情况类似，印巴分治所导致的政局变化，让现存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史上首次记录数字“0”的巴克沙利手稿（Bakhshalimanuscript）归还无门：这份被印度视为国宝的手稿于1881年在如今的巴勒斯坦境内被发掘出土。政权更迭和国际形势变化导致的主权变化，让确认归还主体变得难上加难。
播客第三季的开篇故事“图书馆中的头颅”（TheHeadintheLibrary）遭遇的是法律条文与世情的不适配。澳大利亚格拉夫顿高中（GraftonHighSchool）早在10年前就曾联系埃及使馆，试图归还木乃伊头颅，却遭多次拒绝，除了无法确认接收主体、机构资金短缺等问题，想要“物归原主”还有着令人意外的法律条文束缚。开罗博物馆的策展人赫巴·阿卜杜勒·加瓦德（HebaAbdElGawad）解释了现有的埃及法律，称人类遗骸入境需要提供确切的文件证实该遗骸是埃及人，且有着完整的出境记录。
一个在19世纪被非法抢夺、带出埃及的木乃伊头颅显然不能满足任何一项现行法律条款，也造成了即使经过放射性碳定年法的确认、所有证据指向这是来自于埃及的所有物，它却因不能自证身份而无法回到故土的可笑又可悲的境遇。
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道德困境
在归还文物一事上，大英博物馆经常因作风强硬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种强硬的背后是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保护法》（BritishMuseumAct）。该法令禁止大英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以任何形式处置其藏品，这意味着转卖、归还等博物馆优化和调整馆藏的常规行为皆属违法。
仅在2015年至2019年之间，大英博物馆就收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至少6项归还请求，但这一切在英国法律面前都不可能：违反法律的后果显然比出于道德义务的归还严重得多，任何政府和民间团体与大英博物馆商讨归还事宜毫无疑问都将以失败告终。
向博物馆宣泄恶意显然是不明智的，芬内尔对此有着十分警醒的观点：博物馆承载了这些讨论带来的巨大压力，但解决这项矛盾往往不是单一机构能够决定的。现阶段的博物馆管理团队不是始作俑者，却处于帝国主义遗产的受益者和世情道义的公共敌人的复杂身份危机之中。
要寻求真正的解决办法，可以探索遣返的可行性途径，推动完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法章程，让法律规程为去殖民化作出实际的贡献。但就现状而言，关系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处理办法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融资租赁公约》（UNIDROITConvention）截至2023年仅在54个被掠夺国得到批准，在前殖民国家大量缺席的情况下，这项公约尚未显现出其应有的实际意义。
与归还同期进入热议的，是随之而来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这也是帝国主义和国际权力关系变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些物品是过往冤屈的引雷针。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绵延了数百上千年的文化，你很难不把它和自己关联到一起。”芬内尔对此感同身受。
对于百年前欧洲国家掀起的木乃伊热（Mummymania），加瓦德在播客中谈及它对现代的影响时仍然感到挫败，“看到人们对古埃及文化的热忱我很受感动，但同时，本国文化散落全球各处让我十分苦恼和失望，现代埃及人在有关埃及的学术讨论和流行文化解读中被迫隐身，与这些古文化失去联系。包括我在内的现代埃及人完完全全被隐藏、被代表、被污名化、被刻板印象，让人心灰意冷。”
后殖民时代该如何处理“有问题的历史”及其遗留问题，重新审视历史进程中的不公，是被掠夺国和前殖民国家双方都要正视的问题。
为了缓和国际关系，以加拿大国家美术馆为代表的西方博物馆已经开始了去殖民化的行动：废弃有殖民争议的展厅，从藏品发源地邀请策展人和研究者来重新梳理叙事历史，以非殖民的角度重新撰写展品标签。还有一些博物馆提议以长期租借（longtermloan）的形式归还展品，比如今年1月，大英博物馆和V&A博物馆就以长期租借的名义“归还”了19世纪军事行动中掠夺的黄金王冠等共32件黄金珍宝。
但长期租借有一个前提，租借国需要承认大英博物馆出借这些物品的权利。
负责洽谈归还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的希腊高级部长拒绝承认英国机构合法拥有这些雕塑，也不承认对方因此有权将它们借出。这些古老的石雕被英国的埃尔金勋爵从雅典帕特农神庙上带走，并于1816年被大英博物馆买下。对待被掠夺走的物品，应该如何从归属权上理解并接受以租借代替归还？
金鸡纳树—揭露复杂
在当下以短平快吸睛的注意力市场，无论剧集还是播客，用足够体面的篇幅讲述一段没有非黑即白答案的复杂故事，《英国盗窃史》堪称反潮流之作。芬内尔称他90%的精力都集中在如何找到正确的门钥匙：让观众接受并感兴趣，是让这些不公正的故事走到台前的重要前提。
“这个项目始于一个笑话。”芬内尔是在跟朋友喝酒聊天时突然福至心灵的：大英博物馆里到底有多少偷来的展品？
“蒂普的老虎”显然是被东印度公司的士兵们带到了英国，但展品标签没有详述过程。开头第一句话用被动语态写道“1799年东印度公司袭击塞林伽巴丹时，蒂普苏丹被杀”，这种防御和借口式的语调弱化了蒂普之死与东印度公司的直接联系。
“（《英国盗窃史》）是对那些不够好的博物馆展品标签的一个回应。”芬内尔对盗窃来的展品的粉饰太平嗤之以鼻，“过于礼貌、‘人畜无害的展品标签常常不过百字，说明了展品的材质、工艺、重要意义和目前所代表的权利，对它们不是那幺礼貌的来处、真相、权利争夺则避而不谈。”
在播客第三季“名字起得最好的狗”（BestNamedDogEver）那一集中，芬内尔通过北京狮子狗讲述了圆明园被抢掠的故事。这种从圆明园废墟中逃出来的清廷贵妇宠物犬被带回到了欧洲，却被维多利亚女王起名为Looty（loot在英文中就是抢夺的含义）。在那场中国人都熟知的杀烧抢掠之中，一只狗的命运何其渺小，但这种戏剧性的关联和如此厚颜无耻的起名，让人听过就难忘。
揭穿一些刻板印象也是芬内尔十分在意的：“爱尔兰的圣杯”（CupRunneth）明明是被当作礼物送给英格兰，也在口口相传中变成了被偷过去的东西。深究其中的原因，是数个世纪以来爱尔兰族群在联合王国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长期弱势下的应激反应。
无论是马克·芬内尔，还是各种文化背景的受访者，有关“混乱与复杂”（messyandcomplicity）的感叹始终贯穿《英国盗窃史》的故事。对于我们设想过的大多数问题，芬内尔都在节目中直接提问：被盗物品如果不是被收藏进了博物馆，在原地是否会遭遇损毁？被盗物品保存良好、创造了好的影响是否就能化解抢掠之罪？多位专家大度地表示这些人类文明的珍宝应归属全人类，可收藏机构会因为拥有某些藏品持续获得资源倾斜，这是否可以视作某种殖民主义的后续影响？
而在所有的偷盗故事中，生物剽窃（Biopiracy）的混乱与复杂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在“狩猎发烧树”（TheFeverTreeHunt）一集中，芬内尔讲述了金鸡纳树的故事。
疟疾听上去离我们十分遥远。然而从史前至今，死于疟疾的人数超过500亿，接近历史人类总数的半数之多。对于在鼎盛时期统治着全球1/4的人口和土地的大英帝国，传播疟疾的蚊子是几乎让大英帝国屈服的致命威胁，而奎宁的发现改变了全球历史进程。英国人想尽办法把只生长在秘鲁云林深处的金鸡纳树偷到了伦敦邱园，却又在阴差阳错间让荷兰人占尽了便宜，成功在爪哇岛大批量种植含奎宁最多、最有利可图的金鸡纳树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荷兰人已经垄断了奎宁贸易；也因为奎宁，英国人实现了日不落帝国的殖民扩张。
“这绝对是盗窃，毫无疑问，这棵树的利润很丰厚，”医学历史学家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Honigsbaum）话锋一转：“但这也确实是一项人道主义努力。你可能会说这个驱动力是利己的，但参与其中的许多植物藏家真的出于己任付出了忘我的努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新的遗传学发现表明，因为对高含量奎宁生物碱的金鸡纳树的过度需求，野生金鸡纳树的DNA已经变化，其中的生物碱含量骤减。而对于大多现代人而言，奎宁的意义已退化成一杯鸡尾酒饮料。
《英国盗窃史》从一个自娱自乐的小节目长成了占据芬内尔整个生活的大制作。“如果我的这个系列有任何值得被称为成功的目标的话，我希望是能让博物馆和收藏机构更诚实地面对那些不太光彩的历史，而不是过度粉饰。拥有诚然是一种权利，它们也有了叙事的权利，但这份权利绝不该成为独享，没有任何一方有权或应该成为叙事的独裁者。”
为了纪录片第二季和播客第四季芬内尔跑了11个国家，节目马上就要面世。在采访的结尾，芬内尔许诺会在未来的故事中郑重讲述中国茶叶被英国偷窃的故事，“中国、印度、英国，这是帝国最重要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