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皓然
1 从香农信息到结构信息
在传播学的早期创制过程中，信息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威尔伯·施拉姆在写道：“当我们从事传播的时候，也就是试图与其他人共享信息——某个观点或某个态度……传播至少有三个要素：信源、信息和信宿。”[1]通过“信息”这一概念将意义和符号两相结合，才寻找到传播实践中有迹可循的实体。但事实上，信息论是用纯逻辑和数学形式阐释信息的发生及传递的基本方式和原理。将信息从一个心理概念转化为一个纯技术词汇，以信息的准确性取代对信息的意义探讨。换言之，香农的信息论本身是不讨论“意义”的，是纯粹对技术系统的效果评估，而与语义毫无关涉。
香农定义中的“信息”其实只适用于狭义的电子信号系统，他说，“系统的设计必须是为了一切可能的选择运行，而不是为了实际选中的某一选择运行，因为起初设计时，这个特定的选择尚不为人所知。”[2]故而信息表示的是可能性的状态而非某种确定含义。但意义则不同，它是由各种不确定性变量所共同组成的复杂系统，其可能性难以被评估和把控。
在跨越早期的“决定论”后，传播学研究便早早认识到了行为和效果在微观层面上的预测难度。这就涉及到了以麦凯和格雷格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为代表的第二种信息观：在这里，贝特森将信息定义为“生异之异”[3]（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其存在的目的是通过制造差异以区别常态。不同于“香农信息”，贝特森谈论的信息代表语境化了的、不可数且充满不确定变量的无穷可能性，因而被洛根归类为“结构信息”或“生物信息”。在早年与Kauffman 等人合着的论文《组织繁衍初探》（Propagating Organization：An Enquiry）中，洛根就表示了对这种信息观念的推崇，相比于将之想象成随机数的可能性条件，后者的观测有赖于具体的语境框架和呈现形式。
2 有机体隐喻和突现论
洛根通过对“生物信息”的讨论来比照“香农信息”，实际上就是用“有机体隐喻”替代在传播研究中已经存在半个多世纪的“信号系统隐喻”。我们耳熟能详的“香农-韦弗模型”便是后者的集中体现，它将传播过程想象为一个因果循环的控制系统，并代入“熵”来解释它的运行机制。但涉足意义的传播行为，要远比一个信号冲程来得复杂的多，这个复杂系统在洛根看来就有如一个生物有机体一样，不可能对其将来的演化做绝对限定性的预判，本质上是开放且多义的系统。
在洛根的信息观念体系中，理解其他信息系统都需借喻于这样一个自我组织、自我催化的“生物有机体”，它代表了远超香农模型的复杂性。洛根用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模型”来描述这一系统的行为模式，在总体上表现为“突现”现象（Emergence），即它在较宏观层级上表现出了高度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是微观层面的要素所不能解释的，与早在上三个世纪就被应用于文学修辞研究的耗散论大致相同。
3 从生物到语言，洛根的信息“演化链”
洛根的野心，是从借喻于生命有机体开始的。通过一系列定义，洛根将生物有机体的生命活动方式，转化为一个以信息活动为其组织方式的“生物域”，以信息重新建构了其活动、组织和繁衍的认识范式。
在更早前出版的《心灵的延伸》中，洛根从“媒介是人的延伸”出发，推导出“心灵延伸模型”，认为语言使人脑延伸为心灵。通过早期人类口语的发生条件研究，洛根认为原始人类生活当中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及现象，致使情境日益复杂化并产生信息过载，作为应对，纯感知基础上便产生观念和口语。因此，洛根得出了语言=信息+交流的等式[4]。将语言理解作信息作为交流形式的延伸。
从之于生物的信息，到之于语言的信息，洛根从系统复杂性、存在依附性两个方面分别介绍了信息的特征。首先，（结构）信息不同于香农（选择）信息，它作为组织方式存在于复杂系统当中，从宏观现象上突现出来的系统特征，是不可能用微观要素来进行测量的。其次，信息是具有依附性的，它必然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承载系统中，生物体、语言、技术或科学，不同的复杂系统当中存在着不同的信息形式。
4 生物域、符号域、技术域和经济域
“符号域”是人类语言和文化的非物质离体组织，就像生物行为是基于生物信息一样，人类行为的符号性和观念性等特征构成了符号域，并具有和生物类似的自我组织和繁衍特征。在此基础上，洛根还借用热力学概念探讨了符号性所具有的组织特征，比如邻接可能性、多样性极大化等。
在符号域之后，由于人类日常生活当中专门化和具体化的存在，洛根又界定了技术域和经济域。它们首先被视作“符号域的一个子集”，既属于“非物质概念现实”，又各有其独特的组织繁衍机制和演化机制，因此需要单独讨论。这里所谈的技术和经济并不包含被物质化了的技术实体，而仅仅是符号概念上的要素。
四个域在相互关系上并不平行，首先技术域、经济域是隶属于符号域，并具有其独立的组织繁衍方式，而符号域本质上又源于生物域、嵌入在生物域当中，并且表现为一种从中脱颖而出的突现现象[5]。日常生活中的这四个领域间，存在相互嵌套、相互显现的附着关系，但同时又作为彼此独立的系统，有着各自的组织繁衍范式。
当然，洛根的思想贡献不仅于此，在将大一统的“信息”拆解成具体的信息活动场域之后，他还尝试着下一个综合性定义、并且给每个不同场域进行“描边”。因而，在《什幺是信息》的后半部分，洛根用五个属性特征分别定义了四个领域中的信息内容特征、演化方式特征和其开放的程度（向哪些别的领域开敞）：生物域活动设计有机体于环境间来往的信息流，洛根认为“信息”即是一个耗散系统的约束条件，而在生物域当中这种约束条件就是生物信息；符号域涉及人的心、语言和文化间的相互关系。语词和语言生成符号域，文化是信息的符号形式，语言是表征和传输信息的载体，并向信息开放；技术域和经济域上文已有提及，它们作为符号域的子集，实际又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组织和繁衍形式。在整体上，洛根大篇幅引用了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观点，认为人类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开放系统。
5 结语
如洛根本人所说，“信息并非通项。它以不同存在形式流通于各自的域中。但各域之间有需要相互关系得以显现。”[6]他将公式化的信息流，重新组织为了分布在不同领域的、具有复杂系统特点的信息群像。信息不再被理解是静态事物，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虽然是从书名“什幺是信息出发”，打最终得出的，却是“信息在各领域的行动方式”这一信息活动的丰富画像。
谈到媒介环境学派，往往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便其重媒介而轻内容的认识论传统。但作为一定程度上继承有麦克卢汉衣钵的擎旗者，洛根的学术世界充分展现了媒介环境学派独特的灵气。不同于我们惯常理解的“媒介决定论”的狭隘认知，媒介环境学力图从技术、环境、媒介和文化几个大词中间寻找一个通项和最大公约数，寻找彼此间等值的空间。或许在一个媒介裹挟着传播不断冲击常识的革新时代中，洛根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的信息观，能让我们重新思考媒介，带来更多的跨学科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