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鋆茜 鞍山市第八中学

史小军（2007）中晚明社会在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之下，士商关系呈现出交互融合和双向转化的特征及士对商的人文关怀。

侯雪娟（2010）从古代小说入手论述了明清时“士商渗透”现象与前代的士商关系的前后继承关系。又从士人限于生计而弃儒从商或亦儒亦商，及商人有了一定钱财，同时又受到官府的威胁、欺压时谋求政治地位，自卑心理和附庸风雅等方面使人们直观的感受明清之际的这个重大变化及其产生的一些主流之外的原因。

蒋文玲通过大量明清笔记与方志, 对此现象的状况、原因、背景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析。士人经商的原因包括士人因仕途艰难而谋求经济地位，仰事俯育的责任感等。商人业儒则包括个人精神追求，心理追求和名望考虑及羡慕士绅阶层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等。士商渗透既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社会风尚，营造儒商形象，又阻碍了商人阶层的独立成长。

张海英（2005）从先秦政府相关政策开始探讨明清时期出现“士商渗透”这一社会现象的制度环境因素。论述从明初至清朝的商业政策，及其对“士商渗透”这一现象产生的影响。

一、明清士商关系的形态

明中叶后，士、商界限开始模糊。部分士开始弃儒从商或亦儒亦商。同时一大批“儒商”也应用而生，商人业儒大致包括三类：一是经商同时兼习儒业，如金鼎和，“虽向贾鞠躬，精通经史，但也有儒家的风格。”①；二是经商致富后转习儒业，如危迪哲,“念老父，家无夙储，毅然服贾为养，来往南北，饶于货, 乃赴京考授县垂。”②；三是自身为商求财,而督促其子弟业儒仕进。如嘉靖年间曾官兵部左侍郎的汪道昆、康熙时官任工科给事中的许承宣、咸丰年间官至户部右侍郎的王茂荫等都是徽商子弟。[3]

明朝中后期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商人团体壮大，加以交通发展，经济利益刺激及士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传统士商关系交互融合和双向转化的特征。[1]

其具体形态一是明中后期及至清前期的普遍现象即士人重视并兼事贾业或径自弃学经商，由重儒轻商发展到儒商并崇, 甚至重商轻儒、弃儒从商。尽管士人在话语权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他们开始从现实、艺术和伦理三个方面对商人进行了人文关怀。[1]由王跃生所着的《清代科举人口研究》一文中谈到，“弃学经商” 或“分心贸易”的科举人口社会活动, 表明士人经商现象已很是常见。如明中叶的王阳明在给典型弃儒从商的方士麟所作的墓志铭中提到的 “四民异业而同道” 的命题, 既批判传统观念又充分肯定了工商业者的社会作用及其应有的社会地位。更有明中叶的李梦阳积极讴歌商人们的美好品德。到了清代士观念转变更为彻底, 儒贾常常相提并论。甚至有学者在 “四民”地位中把商贾提到农工之前,虽然还以儒为尊，但已变化之大，前所未有。当士对商人的地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时，选择从儒或经商，他们就更从实际出发。尽管习儒仍是许多人的首选目标，但是价值观念的变化使晚明时期的读书人在科场失利之后可能会选择弃儒从商。更有甚者,重商轻儒，把“治生” 当作人生头等大事，如“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③。同时在晚明盛行着以贫为耻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们乐于向商人转化。如上文所述除了像方士麟这样弃儒从商的士人以外，也有亦儒亦商的情况，如晚明出版业的巨头，常熟汲古阁主人毛晋。士向商的转化既使士可以供养自己，又使商整体的素质得到提高。

二是商向士的靠拢及对仕途的追求。商人渴望完成从商人阶层到士绅阶层的转变。中晚明的商界更是呈现出儒商混杂的局面, 如徽商郑元勋, 广邀四方名士，在其“影园”饮酒赋诗，以文会友，“一时传为盛事”④。这种交往既是对风雅的追求，又是来自经济方面的考虑。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就认为这是“非惟文人有利, 而富者亦分名焉”⑤的美事。中晚明以前，士人们一般都耻于与贾交，特别对巨商普遍的缺乏好感，而此时士人乐意与商人交往。[1]有些商人还促进了当地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的普及，对城镇建设和社区文化的发展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些也都促使士人对他们的看法较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如明清两代的徽商积累了巨额财富之后，往往在家乡投资教育, 兴办学校，使后代务必以儒为先，以图光耀门庭。有些甚至世代簪缨，文人辈出。同时也在他们集中居住的扬州、淮安等地筑路修桥, 兴建楼堂馆舍[5]。

二、明清士商关系转变原因

这里关于士商关系转变原因主要论述价值观念的转变，科举考试的不易，政治制度的影响等方面。

明清时期传统程学受到心学冲击，士人开始追求享受人生，由元代学者许衡首先提出的以“治生”为急的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明清学者的广泛注意和支持。晚明时期，以贫为耻风气盛行，宋代李靓、陈亮、叶适等进步思想家首先提出反对贵义贱利的思想教条。封建异端思想家李蛰在“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基础上, 激烈批判董仲舒的超功利主义观点,认为如果不计功谋利,正义明道便毫无意义: “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已矣。吾道苟明, 则吾之功毕矣。”⑥，清代思想家颜元则更鲜明地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 明其道以计其功”⑦的着名论点，构造了他的功利论思想体系。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和功利主义思想的确立并受到重视，为突破传统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传统仕途难度与成本提高。“士而成功者十之一，贾而成功者十之九”⑧。明清时期人口激增，每年入仕不过几百名,这与全国的50多万学子相比实是过少了。成千上万的学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科举之路上度过，但最终大多数人难以实现他们长久以来的愿望。多少声名在外之人多次乡试、会试不中，如着名画家文征明乡试10次，屡屡不中。更有甚者，过了花甲才成功，如早已成名后的沈德符历经三十余次科举考试，直到68岁方成进士，度过了数十年困顿的岁月。而在考试成本上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成本不断上升，使得“业儒成本”不断提高。[4]明末缪昌期就曾因赶考而“家日益落”⑨。富有家庭的王世贞的记录更加引人注目：“初岁费将三百金，同年中有费不能百金者。今遂过六七百金，无不取贷于人。”⑩。在短短几十年内，补考的费用翻了一倍有余。及至清代，各项费用更是猛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经济支持，士就很难真正入仕。因此，为了生存和致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弃儒从商。

从政治制度来看，自先秦起的抑商政策重在控制从商人数及商人地位，并从中获利。而非实质性地限制商品流通。还有作为一种调节与其他产业矛盾的手段的功效[6]。明清时期的捐纳制度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士商渗透。捐纳即通俗意义上的买官。在如上所述的仕途艰难的情况下，用钱卖官无疑成了士人的另一条出路。与当今的弃政从商相比。两者的共同点之一在于对经济的追求。古代士子有因家贫而弃儒从商。现如今如马云所述的原因大致一是钱没给够，二是心里受了委屈。而两者的不同点在于现在的入仕从官有着严格的选拔制度，与我上述的捐纳制度有着本质区别，这也使当今社会显得更加公平正义。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士商渗透问题。它促进了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注释：

①康熙《休宁县志》卷6“人物·笃行”.

②同治《南昌府志》卷48“人物·孝友”.

③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

④抱阳子《甲申朝事小记》初编卷十二,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⑤钟惺《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 《隐秀轩集》卷三十五.

⑥李蛰: 《藏书》卷32“德业儒臣后论” , 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⑦清· 阮元: 《四书正误》卷1.

⑧《丰南志》第5 册《百岁翁状》.

⑨中国历史研究会主编：《木溪谷碧雪路东林先生的自我记录》.上海书店，1982年.

⑩王世贞：《文元阁四库全书》，台商报，1983年版，第10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