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霞 王新
【摘 要】 政府补贴存在挤入与挤出的双重效应，但并无一致性的结论。以深沪A股上市公司2008—2016年数据为样本，分析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检验了所有制和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效果的调节作用以及它们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相对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大;相比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政府补贴对非政治关联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大;所有制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依赖于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文章丰富了关于政府补贴效果的研究成果，对当下政府补贴实施与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政府补贴; 研发投入; 所有制; 政治关联; 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70;F2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14-0045-07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势在必行。为了鼓励企业创新，政府给予企业的补贴规模不断扩大，政府补贴的效果也引起了政策界与理论界的探讨。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挤出效应[ 1 ]，不利于企业研发创新;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补贴可以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风险，有效避免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知识泄露等问题，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挤入效应[ 2 ]。
已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是单方面的挤入效应或挤出效应，尽管近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影响政府补贴效果的情境因素，如政府补贴方式（周海涛、张振刚，2015）、企业规模（王晓珍，2017）、产权性质（邓若冰，2018）、金融发展（卢馨，2018）、政治关联（王德祥，2017）等，但也只是单独考察不同的情景因素对政府补贴作用效果的影响，没有考虑这些因素的调节作用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首先，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要素禀赋与管理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 3 ]，进而政府补贴影响企业研发的作用机制也有所不同。其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政府财政资源，但与政府建立关联的高额成本增加了企业负担，使得政府补贴无法有效用于企业研发[ 4 ]，而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建立政治关联的成本上与民营企业相比相对较小[ 5 ]。那幺，何种所有制企业的政府补贴更有助于企业研发？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是否更倾向于利用政府补贴进行研发活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效果的影响又有什幺不同？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主要进行以下工作：首先，从外部性与信号传递两个角度分析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其次，结合要素禀赋理论，剖析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不同所有制企业是如何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的;最后，从寻租视角进一步分析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有效性的调节作用以及二者的联合调节效应。本文的贡献在于：（1）除了考察所有制与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效果的调节效应外，还考察了二者的联合调节效应，丰富了现有政府补贴效应的研究，为政府补贴激励效应不足提供了新的解释;（2）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不利于政府补贴激励效应的发挥，特别是不利于民营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本研究有助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补贴政策的实施，对提高补贴效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外部性与信号传递
根据外部性理论，企业创新活动伴随着知识溢出[ 6 ]，企业研发创新成果不能独享，在转型经济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完善，企业创新成果面临被窃取的风险，再加上企业“搭便车”现象存在导致私人回报率低，严重打击了企业创新积极性。企业创新过程伴随着高成本、高风险，再加上研发的回报周期长与高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企业更愿意选择自己“商业帝国”的横向扩张，而不是进行高风险、高成本的研发创新活动，使得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与调整的过程中失灵。因此，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进行干预，政府部门逐渐参与到企业经营活动中去。为了鼓励企业创新，政府往往采取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补贴政策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政府对于企业资金支持行为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和风险，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 7 ]。
在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机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难以获得外界投资。一方面，为了自身研发情况不被其他企业过早获知，降低创新成果被窃取的风险，企业高管不愿意即时披露公司研发项目信息，外界私人投资者不能及时获取甚至无法获取企业经营状况信息，导致企业与外界投资者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企业难以获得外部投资者的创新资源[ 8 ];另一方面，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各种法制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尚不健全，资源配置效率不足，而政府补贴恰好扮演着信号传递的角色[ 9 ]，获取政府补贴被视为企业获得政府部门认可的信号，能有效降低外界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补贴作为一种利好投资的信号传递给私人投资者，意味着项目受政府关注符合政策导向，也是企业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信号，进而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外部融资以及创新资源，降低企业融资约束[ 10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1：政府补贴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
（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资源禀赋
转型经济背景下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本文主要关注的对象。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利用政府补贴效果上存在差异。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其在资源禀赋上具有明显优势。一方面，国有企业往往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监督管理，当企业面临亏损时，政府往往通过直接补贴、税收减免其他优惠方式给予企业资助，造成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 3 ];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特殊的政府主导方式，自身就容易获取银行贷款和其他外界创新资源，相比于民营企业，将政府补贴当成一种信号来提升外部融资这一过程显得不是那幺重要，政府通过资源补贴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变得不显着。此外，国有企业本身丰富的资源容易造成资源冗余，在获得政府补贴后，这种资源冗余问题加剧，资源冗余会进一步削弱国有企业接受创新风险的意愿，他们更愿意选择规避风险以保持优势[ 11 ]。
相比之下，对于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劣势的民营企业，政府通过补贴的方式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显得更为重要。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创新面临更多融资障碍，企业外部融资渠道窄，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 12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预算约束严格，政府补贴往往显示出企业经营状态良好的信号，这一信号可以减少外界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获得更多外部融资和创新资源，激发企业研发热情，民营企业在获得外部资源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进行创新活动。政府补贴特别是科研专项补助，可以直接增加民营企业研发资金，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此外，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组织管理水平上更具优势，也很少面临政策性负担较高的情况，在实施创新决策时拥有更多的自主决策权，这种自主权也使得民营企业决策效率更高[ 3 ]，有利于公司战略的实施。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无助于企业的研发投入。
（三）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影响：寻租成本
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主动与政府部门或者政治官员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已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策略。与政府部门建立联系，可以为企业带来额外收益。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与政府部门沟通的渠道多，企业申请政府补贴更为便利。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与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目前中国政府补贴的发放没有明确标准，政府官员对政府“给谁补贴”和“补贴多少”具有自由裁量权[ 13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寻租提供了空间。
对企业而言，政府补贴是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企业为了获取政府补贴，不惜花费高昂费用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导致企业在寻租中获得政府资源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负担，使政府补贴无法有效用于企业的研发[ 4 ]。如果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是为了与政府增加交流，使政府更加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和研究项目，降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幺企业通过寻租活动获取的政府资源有利于创新活动的进行。如果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被作为一种“盈余管理”策略，企业获取资源不是为了生产，而是获取非生产性利润，将导致资源配置错位[ 14 ]，不利于经济发展。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3：政府补贴对非政治关联企业的研发投入促进作用更大。
（四）政治关联与所有制的联合调节效应
为了继续探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企业研发创新方面的差异，本文进一步考察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就所有制对政府补贴效果的不同反应。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成本不同。国有企业多是由地方或中央政府控制经营的，构建政治关联的基础和优势远大于民营企业，相应付出的精力和成本要小一些[ 5 ]。另外，由于国有企业特殊的所有制结构，本身就更容易获得政府直接资助、税收减免等优惠，通过政治关联的方式来获得政府资源的动机不强。
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寻租活动与政府建立联系。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额外收益，为了获取政府资源，他们将通过聘用有政治职务的高管或者通过已有管理层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等方式与政府之间构成联系。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建立政治关联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与高额成本[ 15 ]，且建立的政治关系相比于国有企业来说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获取的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将明显减弱[ 16 ]。因此民营企业必须充分利用政治关联带来的资源，而对于投资风险大、不确定性高且回报周期较长的研发活动构建较少。对于民营企业来讲，虽然政府补贴可以获得更多额外资源，但是由于与政府建立联系的寻租过程需要耗费大量成本，不利于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4：所有制对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企业不存在政治关联时，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企业存在政治关联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政府补贴激励反应的差异减小。
综上所述，构建本文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以国泰安数据库中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原始研究样本。样本筛选原则如下：（1）剔除保险类和金融类上市公司;（2）删除ST和*ST公司;（3）删除政府补贴和研发费用等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非平衡面板）10 201个观测样本。为了控制极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企业政治关联情况根据CSMAR数据库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在“基本信息”栏中查找“董事长名称”和“总经理名称”项目，手工整理其政府官员经历、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经历。
（二）变量定义
企业研发投入（R&D）。参考李建军等[ 17 ]的研究，将企业研发投入定义为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政府补贴（GOV）。参考王红建等[ 18 ]的研究，将政府补贴用上市公司当期获得的政府补助数额占营业收入比值表示。本文上市公司当期政府补贴额来源于上市公司合并利润表中“营业外收入”项目中的政府补助本期发生额，具体包括财政补助、增值税返还、税收奖励及创新鼓励等其他政府补贴项目。
所有制（PERSON）。本研究主要考察政府补贴在国有企业与在民营企业中效果的差异，将所有制设置为虚拟变量，若企业为国有企业PERSON=0，若企业为民营企业PERSON=1。
政治关联（POL）。根据袁建国等[ 19 ]的研究，将政治关联设置为虚拟变量，定义为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曾经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具有政治关联，取值为1，反之取0。
另外，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将高管持股比例CR10、股权制衡CRB、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等作为控制变量。此外，对地区、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进行了控制。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等见表2。由表2可知，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的均值为0.044，政府补助占营业收入比重的均值为0.015，且二者均具有较大的差异。POL的均值为0.389，表明约38.9%的企业存在政治关联。PERSON的均值为0.681，说明民营企业比重为68.1%。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汇报了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GOV与R&D的相关系数为正，初步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PERSON与R&D正相关，说明相同的政府补贴，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更高。POL与R&D的相关系数为负，说明相同的政府补贴，非政治关联企业研发投入更高。政府补贴、所有制、政治关联与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设定比较合理。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4汇报了模型回归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着的正向激励，假设1得到支持。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所有制与政府补贴的交互项是显着为正，说明所有制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关系存在显着的正向调节，假设2得到验证。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与政府补贴的交互项是显着为负，说明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存在显着的负向调节，假设3得到验证。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补贴、所有制与政治关联三者的交互项是显着的。表明所有制对政府补贴效果的影响还会受到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的影响。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调节效应，分别绘制以所有制和政治关联作为调节变量的交互效应图，见图2和图3。如图2所示，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都是正向激励作用，但是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斜率更大，这就说明相比较于国有企业而言，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激励作用更明显。如图3所示，企业存在政治关联与否，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都是正向激励效应，但有政治关联企业的斜率明显小于无政治关联企业的斜率，这表明对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政府补贴对无政治关联的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更大。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所有制与政治关联的联合调节效应，绘制交互项示意图，见图4。图4可以看出，相比于其他3种组合，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的斜率最大，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效应更明显。具体而言，不存在政治关联时，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差异较大，民营企业的斜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的斜率，说明对民营企业而言，正向激励更显着;企业存在政治关联时，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激励差异缩小。因此，假设4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政府补贴的内生性问题，引入两个变量进行2SLS回归。借鉴Lewbel[ 20 ]的研究构建（企业研发投入-企业研发投入均值）×（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均值）作为第一个工具变量;采用Chava[ 21 ]的方法构建第二个工具变量，即滞后一期的政府补贴。表5汇报了2SLS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采用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与上文结论基本保持一致，说明结论的稳健性较高。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考察所有制和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效果的调节作用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二者的联合调节效应。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无助于企业研发投入;（2）相比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政府补贴对非政治关联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大;（3）所有制对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不存在政治关联时，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差异较大，而企业存在政治关联时，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激励差异缩小。
研究结果说明，相对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更大。此外，在制度环境仍不完善的经济转型背景下，政治关联虽然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补贴，但如果政府补贴得不到有效利用，转而投入到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中去，将不利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运用科学完整的评估体系，制定政府补贴实施的具体措施，政府补贴的提供应更具针对性与客观性，政府补贴应更倾向于真正需要并能充分利用的民营企业。（2）政策制定应该倾向于促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3）加强对政府补贴执行情况的外部监督，实时追踪政府补贴款，完善对寻租企业的约束与触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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