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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清代学术之所以能蓬勃发展是与其时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分不开的。通观《清代学术概论》全书，梁启超十分推崇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人的学者精神，即求真务实的精神、善疑的精神以及创新精神，认为后世应加以继承和发扬。时隔百年，今天再读这部名着时，更应深刻体会清代学者科学的研究精神的内涵。
【关键词】 梁启超;学者精神;求真务实;创新;善疑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8-0053-02
梁启超将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比附，并借助佛教教义中关于一切流转相生、住、异、灭发展过程的思想，把清代学术的发展阶段划为四个阶段，即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阶段。从顾炎武对后期理学发展中阳明心学的反动为开始，以梁启超对晚清学术的破坏而结束。书中一方面评析了清代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论述，其中对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尤为推崇。
一、清代乾嘉学派中的皖派与吴派
清代乾嘉学派中的皖派与吴派是清代中期考据之学方面最重要两个代表学派，其中吴派主要以惠栋、王鸣盛等为代表，皖派主要以戴震、段玉裁等为代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认为戴震之学超过惠栋之学，二者主要的不同在于研究方法与学风的区别。
元和惠栋，其祖父周惕与父亲士奇皆有着作流传，惠栋受其家学，加以弘扬发展。惠氏之学强调门生要大量背诵古文经典，谨遵圣贤教导，恪守师门传承，在此治学原则之下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博闻强记”。惠栋认为圣贤的训导不可以更改，而历代德高望重的经师之言更不可以偏废，故惠氏之学专以古今为是非之标准。
梁启超在书中指出，惠氏一门学问的研究方法根本在于“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八个字，即特别推崇汉代儒者的学说，只需加以传承、加以阐述，无须质疑其真伪，因此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是名副其实的“汉学”。
戴震之学与惠栋之学在研究方法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戴震在治学方法与治学态度上特别强调要做到求真务实。梁启超认为，“语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精神。研究精神不谬者，则施诸此种类而可成就，施诸他种类而亦可以成就也。”[1]梁启超指出清代学术思潮之所以不同于前代诸学术思潮，在于清代皖派学者求真务实的科学研究精神，推动了清代学术的蓬勃发展。这一科学的研究精神就是清代皖派学者精神，具体可分为求真务实、创新以及善疑三个方面。
二、皖派学者精神
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者精神最突出的特征是其求真务实的精神。求真务实亦即实事求是，梁启超认为：“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归着于此点。”[2]梁启超特别推崇戴震，认为戴震无愧为清学之集大成者。清代的学者也公认戴震是治学严谨的朴学大师，其中戴震的治学精神在清人凌廷堪看来亦在于不随波逐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坚持。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处处可见梁启超对于戴震的赞美之词，究其原因即在于戴震的治学精神即为求真务实的精神，而求真务实的精神即为清代学术的精神，也是造成清代学术繁荣昌盛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求真务实的精神体现在治学方式上就是：第一，从书上求实，此即为不刊之论;第二，从事上求实，此即为实事求是。由此可以看出，清代学者在治学方式上贯彻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清代学风亦为之 一振。而皖派学者求真务实的治学方式，是推动有清一代学术走向辉煌灿烂的坚实基础，在当下亦有极重要的教育意义。“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几千年来，无论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没有一家没有，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3]我们应继承发扬清学大家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在治学上舍此途径，别无他途。
其次是创新的精神。顾炎武与清代皖派学者有着直接的学术渊源，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梁启超对顾炎武也是非常推崇。梁启超概括顾炎武的研究精神为“贵创、博证、致用”。顾炎武对自己治学要求异常严格，他说：“余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4]读书能有所得实已不易，而之后发现前人对此已有相同解释时，能承认前人已有所言而不装作是自己所先言，更是需要莫大的勇气，非纯粹学者所不能为也。顾炎武的这段话，在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实当为我辈治学楷模。
对于任何一门新学术的建立、任何一股新思潮的兴起而言，建设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在新的研究方法的开创方面，清代学术明显区别于其他历代学术的一个显着标志就是实证的归纳法的建立与完善。梁启超对清代学者治学采用的归纳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将这一归纳法细致地拆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清代学者治学，不仅留心朝堂大事、微言大义，也颇注意观察身边事物以及书中细节，点滴皆不放过，于大事小情中琢磨出旁人易忽略、不深挖的题目，发现这一题目的价值;第二步，对这一新发现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只要是则与此一问题属于同一类型或者相关联的材料，都挑选出来以进行对比研究;第三步，在对各种相关材料进行分析比较之后，会得出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此时根据研究成果，针对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第四步，根据提出的解决办法，多方求证以取得支持这一解决办法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结论的正确性，如果证据不足，或遇到无法解决的反证则摈弃这一结论，重新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再次求证。清代学者对于归纳法的运用以及完善，集中体现了清代学术所具有的科学的研究精神，推动了清代学术的蓬勃发展。
最后是善疑的精神。朱熹有言曰：“学贵在疑，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这对于治学者来说是一个严格的考验。清代学者善疑的治学精神是造成清学宏大灿烂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善疑，意即对于圣贤之言、传世之作不盲听盲从，而是持怀疑的态度，刨根问底、孜孜以求。《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认为，清代学者善疑的治学精神集中体现为清代学术史的“复古”运动：
第一步，对于阳明心学提出质疑，从而上溯到对两宋学术的重新发掘，此即所谓“复宋之古”;第二步，进一步提出对程朱理学的质疑，从而上溯到对汉唐之际学术的重新整理，此即所谓“复汉唐之古”;第三步，再进一步对许慎、郑玄提出质疑，从而上溯到对两汉之学的重新考证，此即所谓“复西汉之古”;第四步，对一切传世传记、注疏提出质疑，进而上溯到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重新审视。在善疑治学精神的指导下，有清一代学者孜孜以求，层层追溯，无怪乎清学能如此灿烂辉煌。
梁启超在书中特举清代学者阎若璩对《尚书古文疏证》进行重新考证的事例，以说明善疑精神于治学而言的重要性。《尚书》作为儒家经典着作之一，是中国历代儒生必须研习的核心书籍，自从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国人对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着作，只能进行注疏以及引用，而禁止对其做批评研究。
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的学子对于儒家经典人人心怀敬畏，苦心钻研直至出口能诵，若是有人在研习过程中对于经文里哪怕一句话、一个字心生疑虑，此时无待他人大张挞伐，自己便心生惶恐，自觉陷入“非圣无法”的歧路，更不要侈谈能对僵化教条的经文大胆质疑，重新审视了。而清代学者阎若璩竟对《尚书古文疏证》公开提出质疑，“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5]这无疑触动了传统儒家经文神圣权威的根基，在当时极大地开阔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从而促进了清代学术发展的鼎盛、繁荣。
善疑的治学精神不仅体现在对古人之言、经典之作的质疑上，也表现在治学过程中学者对自身的勤加反思上。戴震在总结自己的治学理念时曾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蔽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6]这句话说明，在研究学问的过程中，当接触到新知识的时候，不要无条件地相信书中所言，而要多方求证，以证其真伪;也不要自己想当然地轻率下结论，哗众取宠得不偿失，而是要耐心考证，一步一步求索真相。戴震“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一语，可谓是对善疑精神的最好概括。
三、皖派学者精神的传承
皖派经学，其先驱者为黄生，奠基者为江永，集大成者为戴震，继后有段玉裁、王念孙等大师将皖派经学的学术研究推向鼎盛，阮元成为后期的殿军人物。自乾隆十七年江永及其弟子戴震、程瑶田、金榜等教学于歙县不疏园，到道光二十九年阮元逝世，皖派经学号称百年辉煌。由此可见，皖派经学植根融汇于中华传统国学文化体系，给学术界提供了严谨求索的治学理念和方法，体现了皖派经学顽强的生命力。
最后，在对清代皖派学者再一次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时，我辈当承先贤之余烈，弘扬此种科学的研究精神，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2][5][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
[4]顾炎武.日知录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