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冯友兰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问题进行了艰难探索，陈来《冯友兰的伦理思想》一书对冯友兰的伦理道德思想展开了富有洞见的考察，并有所推进。其一是探究了冯友兰早期的“伦理概念”说及其对陈寅恪的影响;其二是全面阐释了冯友兰“新理学”体系中的伦理道德思想;其三是在冯友兰四种境界伦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三层九境”形态的境界伦理学;其四是结合西方诠释学的理论视野，提出在中国传统道德遗产的继承问题上，要实现继承方法的转变，即从“批判的继承”到“创造的继承”。
【关键词】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冯友兰;创造性转化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1-0047-03
冯友兰（1895—1990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着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之一，以其构思严谨、规模宏大的“新理学”体系及中国哲学史研究而享誉海内外。陈来先生曾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担任过冯友兰的助手，对冯友兰的为人与为学都有近距离的体察，他的《冯友兰的伦理思想》一书是目前国内研究冯友兰伦理道德思想的重要着作。
冯友兰自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做博士论文开始，就开始关注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人生哲学问题，归国后他又建构了以“新理学”体系为骨架的新理学的道德价值论，20世纪40年代完成境界伦理学的建构，20世纪50年代则提出了引起广泛争议的道德遗产的“抽象继承”问题。陈来先生基本上依据冯友兰伦理道德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及背后的逻辑脉络，对冯友兰的伦理道德思想展开了富有洞见的考察。在当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时代机遇下，陈来对冯友兰伦理道德思想的分析与反思，对人们继续推进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探究了冯友兰早期的“伦理概念”说及其对
陈寅恪的影响
以冯友兰之见，哲学乃是理智反思的产物，可以分为三大部分：探究世界之道理的宇宙论;探究人生之道理的人生论;探究知识之道理的知识论。伦理道德问题与人的实际生活经验相关，处理的是人与他者、人与社会如何达致和谐有序的问题，故而，伦理道德问题属于人生论或人生哲学的范畴。
冯友兰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问题进行了艰难探索，其中透显出的深邃洞见，既体现了一代哲人的理论深度，又反映出现代儒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陈来先生认为冯友兰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运用概念分析的方法研究伦理道德问题，在《人生哲学》《一种人生观》等着作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伦理的动机不在具体的个体对象而在于抽象的概念，所谓抽象的概念，即道德义务的一般性。就拿儒家的“忠孝”而言，所谓忠臣孝子并不是尽忠孝于具体的个人，而是尽忠孝于君父的理念，忠孝作为人的内在德性，是个人的绝对责任和义务，忠孝的本质不在具体世界而在理念世界。陈来先生通过梳理冯友兰、陈寅恪、王国维等清华教授的交往，进而推测陈寅恪写给王国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必定是受到了冯友兰影响。因为根据《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记载，王国维自杀前后，冯友兰与陈寅恪等人交往甚密，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而此时冯友兰研究柏拉图的文章《人生哲学》刚发表不久。恰好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序文是用柏拉图的理念论来解释中国士人的精神追求与人生信念，认为王国维之死，并非殉清，而是殉为其所化的那种中国文化精神。陈寅恪认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1]此种柏拉图式的伦理分析极有可能是受到了冯友兰的启发。
从这种概念分析法中，可以看到冯友兰20世纪50年代提出“抽象继承法”的理论渊源，以及他回应忠孝只是忠孝于某个人的新文化式批评的努力。但陈来先生同样指出了冯友兰“伦理概念”说的缺陷，从存在论上看，冯友兰区分了两个世界，即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抽象的君父理念必须附着在具体的君父个体上才能确保现实世界的存在，而现实世界里的君父总是不如理念上的君父完美，不能体现君父理念的完善性，但是现实世界的君父又代表着抽象的君父理念，所以臣子要对不完善的现实世界中的君父尽忠孝。在理论和实践上，冯友兰并没有真正解决忠孝的现代继承与转化问题。
二、全面阐释了冯友兰“新理学”体系中的伦理道德思想
冯友兰新理学时期的伦理道德思想主要表现在“贞元六书”中，反映了冯友兰在20世纪30—40年代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贞元六书”是抗战时期冯友兰所着《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书的合称。冯友兰在《新理学》一书中对道德行为做了最基本的定义，区分了道德行为、不道德行为和非道德行为。非道德行为的提出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而陈来先生则敏锐地指出正是在这种区别的基础上，冯友兰才在《新世训》中围绕非道德行为提出了一套行为规范体系，以谋求解决现代世俗化社会对伦理道德的需求。[2]
《新世训》的目的是为个人生活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法，冯友兰并没有对“生活方法”做过多的界定。陈来先生认为所谓“生活方法”，“是着重于人在生活中采取妥当适宜的‘行为’或德行，而不是集中在内心的修养。”[3]《新世训》论述的重点是现代世俗社会中的普通人所应具有的生活行为的基本规律，属于德行伦理的范畴，但又不同于先秦孔孟儒家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德行论，因为它所探讨的是非道德的德行论。陈来先生又着重分析了冯友兰在道德问题上的不变论与可变论，按照冯友兰的哲学理路，一个具体的社会既要遵循一般社会的道德，也要遵循这个具体的某种社会的道德。
冯友兰只是笼统地指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不变的道德概念，是应该加以继承的，忠孝是可变的道德概念，是应该加以转化的。但冯友兰为何要做出这种区分呢？陈来先生给出的答案是在冯友兰的伦理道德思想中，一方面是他的新实在论哲学有一种谋求普遍的、超越的、不变的道德的内在倾向;另一方面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决定了他倾向于从特定的社会经济生活上，以谋求可变的道德。这种认识也反映了冯友兰新理学时期伦理道德思想的总体特征，一方面要强调传统道德概念的超越性、普遍性意涵，另一方面也要注重社会转型期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创造性转化。伦理道德概念不仅体现于社会生活方式中，而且部分构成社会生活方式，诚如麦金泰尔所言：“我们将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与另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识别道德概念上的差异。”[4]作为伦理道德概念的仁、义、礼、智、信等德性既是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复古观念，也是一个不断被不同时代的哲学家赋予新的思想意涵的创造性观念。
三、从“四种境界”到“三层九境”形态的境界伦理学
在冯友兰新理学时期的伦理道德思想中，最富有创见的是他在《新原人》中提出的“四种境界”说。冯友兰所谓境界是指人的精神境界，他常说：“哲学不能给人积极的知识，但是能提高人的境界。”[5]四种境界从低到高依次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陈来先生将冯友兰的境界论称之为“境界伦理学”，他认为这种境界论形态的伦理学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突出之点是它主要探讨的对象是心灵和精神，而不是对行为的道德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境界伦理学完全与西方伦理学没有关联，其中的功利境界便与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相对照，道德境界则是以康德的义务论或道义论伦理学为标尺，唯有其中的天地境界和自然境界是中国哲学的固有特质，天地境界有神秘主义色彩，在西方属于宗教学研究的范畴，自然境界则脱胎于本土的道家哲学。陈来先生高度肯定了冯友兰境界伦理学的价值，尤其是其中的道德境界与超道德境界是人性的内在要求，是人这种追求意义与价值的存在者不可或缺的东西。与启蒙运动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理论学相比，冯友兰的境界伦理学在精神气质上更类似于古代伦理学，因为人生意义、人生境界问题被现代道德哲学完全排除在议题之外。
陈来先生在对四种境界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这种特殊形态的伦理学提出了一些改良和修改的想法。其一，取消“自然境界”，而以功利境界为最低境界，功利境界又可分为三层：利己害人;利己心强而不害人;有利己心而不强。其二，以无功利境界为次级境界，无功利境界又可分为三层：儒家的道德境界;道家的道德境界;佛教的无相境界。其三，以终极关怀境界为最高境界，终极关怀境界又可分为三层：社会理想境界;万物一体境界;东西方古今宗教境界。经过改良，陈来先生在冯友兰四种境界伦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三层九境”形态的境界伦理学，这是对冯友兰境界伦理学的一个重构和突破。
四、从“批判的继承”到“创造的继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冯友兰为了守护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提出了引起巨大争议的“抽象继承法”。如孔子的“爱人”观念有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从具体意义看，孔子所谓“爱人”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差等之爱，有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但从抽象意义看，“爱人”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对人的爱并无差异，没有阶级性，这是可以继承的。
陈来先生在论着中指出了“抽象继承法”的意义在于解决了传统道德继承上的困境，因为当时的理论界普遍用阶级分析法去诠释道德遗产问题，认为古代的封建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既然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就没有继承的必要了，道德遗产继承的合理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就是为了应对这一困境而提出来的。陈来先生并没有局限于只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去探究传统文化与道德遗产的继承问题，他援引了西方哲学中的诠释学理论去深刻剖析了应该“怎样继承”的问题。
按照西方诠释学的传统，有两种类型的诠释学，一种是文本探究型诠释学，它的主要任务是还原文本的原始意义，一种是文本应用型诠释学，它的主要任务是把自明性的经典意义应用到我们需要解决的具体而现实的问题上[6]。冯友兰所讲的传统文化与道德遗产继承问题，究其实质而言，就是文本应用型诠释学的问题。陈来先生进而指出文化传承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应当注重以下三个问题：其一，要重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继续弘扬传统文化。其二，要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甄别，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三，要重视古典文本的开放性，提高解释者的创造性。结合西方诠释学的理论视野，在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上，实现继承方法的转变，即从“批判的继承”到“创造的继承”。
在如何“创造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上，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做出了积极的示范。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毛泽东本人的理论学说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如《实践论》与《矛盾论》两篇哲学文献，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在这两篇文献中，毛泽东用“实事求是”“相反相成”“知行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来诠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多次讲话中，也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近年来党和政府在文化层面提出的重要方针政策。早在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7]。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的讲话中也高度评价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对中国和全人类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肯定了它在当代社会的积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去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深入发掘本土文化资源，发现其中的优秀部分并加以继承发扬光大，进一步增强文化上的自觉意识，挺立文化主体性，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和谐共生的条件下，创造出一种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能彰显传统文化特质的新文化。
五、结语
陈来先生是冯友兰的得力助手，也是当今中国哲学界的执牛耳者，这部新着集中梳理了冯友兰伦理道德思想的历史展开及其理论思考，人们从这部新着中得以窥见冯友兰伦理道德思想的全貌，以及对陈来先生的全面解读和深刻理解。就学术论着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言，他对冯友兰伦理道德思想的研究可谓是无人能出其右。诚如陈来先生所言，他想把冯友兰的伦理道德思想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现代转化过程的一个具体个案来加以研究，应该说这项研究有其典范意义。新文化运动已经百年有余，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否定。当下我们迎来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机遇，应该怎样继承和发展传统伦理道德是人们需要认真正视的问题，读完陈来先生这部研究冯友兰伦理道德思想的着作，能带给人们很多有益的启示，为我们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理论指导的前提下，继续推进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陈寅恪诗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10.
[2]陈来.圣人之后的人生追求——冯友兰《新世训》的伦理学意义[J].哲学研究，2006，（02）：37.
[3]陈来.冯友兰的伦理思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79.
[4]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3-24.
[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051.
[6]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21.
[7]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杨晓慧，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哲学。
2993501705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