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煜
（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 300000）
一、引言
汤亭亭（英文名：Maxine Hong Kingston）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一位华裔女作家，在美国文坛具有一定影响力。她的父母早年移居到美国，艰苦的移民生活在她的小说中多有体现。《女勇士》是她的第一部作品，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名气，小说由五个部分组成，探讨了一个美籍华裔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作为女性、美国人、华裔的三重身份冲突，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它不仅包含了作者的真实生活经历，对家庭故事进行了的回忆和复述，同时也有对中国传说典故的想象和改写，构建了亚裔群体的集体创伤和创伤治疗。同时，汤亭亭巧妙运用戏仿、拼贴、互文、多重视角等后现代手法，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立足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文引入了创伤理论，通过分析作者现实与虚构结合的写作技巧，试图探究美国华裔群体的创伤记忆和创伤治疗，认为作者通过对现实的描写来揭示创伤，对传统民间故事的虚构和重塑来进行创伤治疗，展现了艺术作品的伟大治愈力量。
二、文献综述
（一）创伤理论与创伤叙事
“创伤”是一个医学术语，最初在希腊语中用来表示对身体造成的伤害。近代以来，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在精神病学和心理研究中使用“创伤”形容无形的、在头脑中反复闪现的精神损害，创伤的内涵被进一步扩大。1995年Cathy Carruth《创伤：探索记忆》对当代创伤理论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Carruth将“创伤”定义为对意外或暴力事件做出的反应，创伤主体对于创伤经历是刻骨铭心的，除了遭遇创伤的瞬间之外，对对象的伤害还在于该事件在随后的生活和记忆中的再现，以另一种形式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出现在他们的噩梦里，使遭受创伤的对象痛苦不堪。不可控性和复发性构成了创伤的主要特征。
根据创伤理论，治疗创伤最好的办法是直面现实，讲述创伤。因此，许多作家通过自传、回忆录和小说来描述各种创伤经历，汤亭亭的《女勇士》就是鲜明的例子。小说展现了中美文化冲突背景下华裔女性的生活状况，以现实、梦境、民俗传说等多种书写方式，揭露了封建父权社会和主流白人文化对亚裔女性的精神摧残。
（二）国内外《女勇士》研究综述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外权威期刊已经出现了关于汤亭亭作品的研究，近50年来，研究热潮只增不减。从主题上看，文化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已成为两大研究热点，包括文化冲突、身份认同和中国形象塑造等问题，国外学者对汤亭亭作品中的沉默问题也多有关注。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汤亭亭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后现代风格，这使得她的作品在体裁界定上充满了争议。不同于传统的自传，《女勇士》不仅反映了作者的真实生活经历，还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和对中国传统故事的改写。随着争论落定，汤亭亭在写作形式上的创新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肯定。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汤亭亭小说中的创伤问题，并试图用新兴的创伤理论重新审视她的作品，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国外学术界，Vanrheenen在《女勇士》的身份研究中首先提到了创伤问题，认为小说中“我”所遭受的创伤与幼年时母亲的忽视和控制有关，创伤被看作是一种哥特式的修辞，也是导致身份认同问题的根本原因。Anh Hua和Jennifer Griffiths的研究摆脱了用哥特文学来阐释创伤的局限，将创伤理论与小说分析更紧密地结合起来。Aparna Lanjewar Bose 2020年编辑出版的散文集中也收录了对《女勇士》的传记批评，认为其是汤亭亭在试图调和她作为华裔在融入外国文化时逐渐形成的自我意识与中国传统之间的矛盾。
在国内，关于《女勇士》的创伤叙事研究也有一定的发展。例如，2013年胡小玲指出《女勇士》对中国女性的“经典”形象进行了颠覆和重塑，以隐喻的方式讲述不可叙述之事，再现了亚裔女性群体的创伤。2021年邵娟萍和熊婧从自传体小说的角度解读了汤亭亭、谭恩美等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书写的创伤经历。然而，从虚实角度去探索汤亭亭的创伤写作目的的研究还比较少，存在研究空白。
因此，本文在创伤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试图从现实和虚构的角度来描述美国亚裔女性的悲惨命运，探究她们的创伤成因以及她们如何治疗创伤、克服创伤，进而成为“女勇士”的。
三、创伤在“现实”中得以展现
（一）无名的姑姑
故事“无名女人”是以中国旧社会为背景展开的，小说中妈妈告诉“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姑姑是全家的禁忌，千万别对别人讲起，就当她从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这是因为她触犯了封建制度的“威严”。丈夫跟随淘金大队去了美国，两年后她却被发现怀了孩子，村里人掐着日子，赶在生产当天跑来抄了他们的家，糟蹋水田、砍死牲畜，姑姑像个瘟神被众人唾弃。
在古代，女性必须遵守封建儒家的“三从四德”，女人应该忠于自己的丈夫，通奸是永远无法原谅的罪过。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冷酷无情的，最让她伤心的是自己家人的态度。全家人咒骂她：“你害了我们，你这鬼，死鬼，鬼啊！”她甚至被逐出家门，从家谱上抹去名字，被当成是全家人的耻辱。出于无奈和绝望，她跑去猪圈里分娩，她的身体揪缩成一团，“他们伤我太狠了”“这太受罪了，这会要我的命的”。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最终她选择带着刚出生的孩子投井自尽。
饥荒、战争、贫穷降低了人们对欲望放纵的容忍度，通奸在人们安居乐业的年月里也许只算过错，可当村里人遭遇天灾人祸、连肚子都填不饱时，他们便认为那是犯罪。不管她是自愿的还是被人强迫，没人在乎也无人去细查，对她的惩罚成了人们发泄愤怒的方式。“无名女人”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对女性的束缚和迫害，父权思想给无法发声的女性带来的难以磨灭的创伤。
（二）发疯的月兰
小说的第四章转换成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讲述了姨妈月兰到美国寻亲的故事。和第一章无名女人的悲惨结局相比，在美国淘金的男人们所为实在令人唏嘘。留在村子的女人们要恪守三从四德，从一而终，情感和欲望被视为无法原谅的滔天大罪，发现通奸甚至要被抄家、被逼得走上绝路。而到了美国的男人们，通过和外国“鬼”打交道发了大财，他们寻欢作乐，在这里不顾法律约束另外又娶妻生子，过上美好新生活。
在姐姐英兰的支持下，月兰终于鼓起勇气来到美国，寻回她的丈夫和本该属于她的一切。她怯懦胆小，觉得来美国是给他添麻烦，缩成一团逃避拖延；她软弱依赖，丈夫每月寄来的钱确实够她过一些舒适日子，但也逐渐让她丧失了独立自理的能力；她脆弱多疑，丈夫不接受她的现实和无边的恐惧最终击垮了她。
她疯掉了，鬼魂的可怕形象每天在她的脑海中萦绕。“正常人讲故事是会变花样的，而疯子讲的故事总是千篇一律，重复来重复去”。突发的创伤事件让她伤心绝望，出现焦虑、无助和恐惧的症状，而她反反复复的讲述正是创伤给她带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表现，造成了她最终的悲剧。
她是中国传统女性遭受身心创伤的代表，一味地接受顺从别人的安排，忍受着一切不公平的对待，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而活。
（三）沉默的“我”
作为一个移民家庭的女孩，“我”心里积蓄着多重矛盾和压抑，既有来自美国主流社会对亚裔移民的歧视，也有封建中国对女孩的束缚和压迫。创伤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沉默，“我”不敢在课堂上发言，不敢和任何人讲话，时常担心着自己会被遣返，曾在幼儿园被判定为不及格的“智障”。只有在中文学校里，“我”才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我”发现别的中国孩子也不说话，华人的身份让她们不得不选择沉默来掩饰自己。
“我”尝试过反抗。在“我”掌握说话的能力之后，“我”把另一个女孩堵在废弃的卫生间逼她说话。“我”讨厌她，因为她和“我”很像，都是不被人看好的中国式女孩，“我”讨厌那个软弱沉默的自己。
旧社会重男轻女、奴役女孩、迫害女婴的现实也被披露出来，三叔公在饭桌上的生气地辱骂她们，报纸上刊登广告想把她们嫁出去。“我”开始装傻装瘸来躲过一次次的相亲，喉咙阵阵剧痛，心里憋着三百件事想讲给妈妈听。疯女人的传说让“我”恐惧，创伤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我”的噩梦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更加复杂的自卑和敏感的情绪，体现了华裔女孩缺乏安全感的生活状态。
四、创伤在“虚构”中得以治疗
（一）中国传统花木兰故事的改编
“白虎山学道”一章改编自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花木兰，作者从小听大人们讲故事，不愿意长大之后只能走传统女性的路子，嫁到别人家里当用人，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侠女剑客惩恶扬善，受人敬仰。女性现实的创伤经历被投射到木兰的形象中并加以转化，对传统故事的改编和想象，正是作者反抗现实、创伤治疗的情感寄托。
改编后的花木兰不再是替父从军、为国效命的忠孝之臣，而是一位想颠覆女性不平等处境、追求思想自由的“女勇士”。追随一只神奇的鸟儿，木兰来到白虎山，拜一对老人为师学艺，一切都充满神秘的传奇色彩。学成归来，她返回村庄，她披上盔甲，像男人一样骁勇杀敌为村民报仇。她的勇敢和力量征服了所有人，而她丈夫的出现，只是为了衬托她突破女性身体的局限。惩治土豪劣绅的情节更是体现了强烈的女权复仇意识，她宣称“我是来报仇的女人”，被她救出的女子组成强悍的“娘子军”继续替天行道，欺凌女性的男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通过背上刺字，作者将木兰与岳飞同化，“精忠报国”变成了报仇雪恨的誓言，时刻提醒她不要忘记华裔身份，要铭记历史，为自己的民族而战。
另一方面，汤亭亭在她的想象中强调了木兰的自主性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不管是替父亲从军出征，还是为女人报仇，木兰对自己的命运有着绝对的支配权，获得了建功立业的成就感。虽然胜利归来之后也是要嫁人生子，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她的故事被村民们代代相传。其勇敢、坚强、拼搏的精神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在惩罚权贵、实现个人价值的想象中，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冤屈和创伤得到了情感的宣泄和寄托。
（二）蔡琰经典形象的重塑
历史上的蔡琰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女子，《女勇士》中对她也增添了一些英勇的设定，“蔡琰对远处的战斗很漠然，但是一旦遭遇近身肉搏，她便发疯似的见人就杀”，一反柔弱的书生女子形象。同时，她的诗人身份被淡化，而是通过歌声来表达自己对中土和亲人的思念，通过歌声实现了与胡人的情感交流和精神共鸣。作者借对蔡琰形象的重塑，进一步表现出“我”对创伤处境的抗争，对华裔女性鼓起勇气、走出创伤困境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书中的“我”突破自己的困境，靠的就是蔡琰般的发声。当意识到父母只想着把女儿嫁出去，甚至把婚姻寄托在有钱却呆笨的男人身上时，“我”压抑已久的声音终于爆发了，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一股脑地全讲了出来。破碎的话语是创伤所导致的结果，而讲述创伤正是治愈的开始。那个大块头自此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不管是真实还是臆想出来的，发声为“我”争取到了权利和自由。
沉默匈奴多年的蔡琰开始歌唱，她的孩子和身边的胡人为之感动。歌声将家庭和民族联系起来，体现了怀特海德所说的“改变和发展的可能性”。作者在结局通过蔡琰故事的重构，也暗示了治愈创伤的积极、充满希望的前景。
五、结论
女性创伤一直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美籍华裔女性遭遇了由性别和文化差异造成的多重创伤。创伤记忆代代相传，萦绕在这些女性的心中。
治疗创伤首先需要讲述关于创伤的记忆。作品《女勇士》为美籍华裔女性提供了一个讲述她们创伤经历的机会，让大多数读者都能倾听她们的心声。汤亭亭以传记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家庭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了美国华裔女性遭受的事实，揭露了被掩盖和忽视的暴行，反映了华裔群体的创伤历史。此外，汤亭亭也寄希望于文学的想象重建自我，用虚构来进行创伤治疗。通过对中国传统故事花木兰的改编，以及她对蔡琰形象的重塑，汤亭亭找到了一种情感的宣泄和寄托，以及与不平等做斗争的勇气。
在汤亭亭看来，女性应该用自己的声音去反抗和维护自己。同时，种族主义环境正在改善，亲情和责任感得到加强，未来美籍华人创伤治愈是可以预见的。世界各地的人们将平等地生活，艺术的救赎力量通过汤婷婷关于创伤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