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袁煦 方泽曦 孔易安
（苏州科技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0）
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反文化”有其存在的独特的文化价值。其中诸种过激反传统文化行为的背后，蕴含着一定的文化解放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至今还挥之不去的消极影响[1]。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一书中，作者索尔·贝娄以赛姆勒先生为传声筒，表达了对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多重态度和思考。而目前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仍旧有一些急待丰富的空间，基于此，本项目组通过研读《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以及大量的相关权威资料、研究索尔·贝娄本人和他的其他作品，最终得出系列理论成果。
一、社会失范与信仰瓦解的“反文化”
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在美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20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黑人平权运动高涨，在20世纪五十年代消亡的个人主义重新膨胀[2]。愤世嫉俗的青年人，以其独特的方式，或激进、或曲折地，向社会表达他们的不满与希求。这股疯狂的“反文化”浪潮席卷当时整个美国社会，为当时的世界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和主张，同时也冲击着传统价值体系，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失范与信仰瓦解问题。在这场“反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群乖僻的嬉皮士，他们将消极颓废的批判指向整个传统社会。嬉皮士们试图以“感官满足、人性回归和无政府生活方式”等极端方式反抗主流价值观，实现自我解放和个性自由[3]。嬉皮士们所倡导的“性解放”运动在整个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与之相伴而来的，还有毒品泛滥与物质享乐。过度的自由瓦解了人们的道德底线，暴力犯罪变得司空见惯，法律制度在这场“暴风雨”中苟延残喘。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正是以此为背景，通过叙述主人公阿特·赛姆勒在三天之内经历的光怪陆离的事件，体现了这位波兰籍犹太人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洞察与哲思。经历二战大屠杀、痛失爱妻、从洞穴和死人堆里侥幸逃生，这位独眼老人突然掉落到一个崇尚“自由、博爱、平等、通奸”的“原始世界”。老赛姆勒被隔离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之外，试图以正常的理智重建崩坏的信念，寻找修复这颗星球的可能。全书以赛姆勒先生目睹黑人扒手行窃为开端，开篇便呈现出纽约市一副“腐化堕落”“野蛮粗鄙”的危机画面。而后赛姆勒更是经历了一系列疯狂病态的秩序瓦解：遭到黑人扒手展露生殖器的威胁；参加演讲时受到青年学生讽刺攻击；女儿苏拉偷走博士手稿；侄子格鲁纳病逝。老赛姆勒既是疯狂事件的目击者，也是这些疯狂因子的容器，怪癖的人类不避讳向赛姆勒袒露自己的疯狂行径：唠叨的老头布鲁克迷恋上了女人臂膀，哭诉自己的癖好；侄孙华莱斯为了挖掘其父亲所谓的财产，致使水管破裂、房屋被淹，又向赛姆勒坦言自己“闯出爸爸为他安排好的未来”的“革命想法”[4]。除了记录当下困境和悲剧，赛姆勒深刻关切着人类的命运，对历史与未来怀有独到的见解，同时也强烈呼唤道德秩序的回归。
尽管在赛姆勒先生和索尔·贝娄身上都可以看到共有的犹太性与战争经历，但将两者简单地画上等号是不负责任的，同样，也不能忽略隐含书籍作者与作家索尔·贝娄之间的差异。不过事实上，作家和隐含作者很难剥离开来。文论家申丹提出，“隐含作者”是相对的概念，来自于文本，读者在作品表达本身中建构作者形象[5]。一定程度上，赛姆勒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即叙述者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判断与隐含作者相差无几。因此，贝娄笔下的赛姆勒先生暂且可以视作是其观点的传声筒。作为“反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与旁观者，贝娄多重而独特的态度，具有深刻的探究意义与启发性。
二、索尔·贝娄的多重态度
以赛姆勒先生为传声筒，《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体现了索尔·贝娄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对命运出路的探索，而人们因此也从某种程度上得以窥见贝娄对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反文化”现象的多重态度，即深切关怀、疏远、不赞成和批判抨击以及仍怀希望。
（一）深切关怀
诚然，索尔·贝娄以严肃冷峻的笔调批判了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充斥着的暴力、物欲纵横、性疯狂和道德瓦解，他的内心深处仍抱有对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期冀与深沉的爱。贝娄在展示混乱不堪的美国图景的同时，通过主人公的所思所言表达了重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愿望以及不离不弃的深切人文关怀[6]。他笔下的赛姆勒冷眼旁观着这席卷西方世界的疯狂和“如今被视为是正当的懒散、愚蠢、浅薄、混乱、贪欲与无秩序”[7]，却并没有倒向虚无主义，也从未放弃对解决当下人类精神困境的出路的探索。贝娄对当时道德瓦解的混乱现象的抨击是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式的，寄痛惜与热忱于批判中。换而言之，批判的目的绝非批判本身，而是为了谋求修复地球与重建人类文明的可能。他对这个地球，对生存在这个行星上的人类并未绝望。逃离地球，飞往月球并不是他的选择[8]。在谈论人类命运现状与未来的时候，他坚定地相信人性的力量、文明的力量和传统价值的力量，而这也正是构成赛姆勒选择“留在地球上”的理由。贝娄对人类整体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关注以及对精神困境的探讨充分体现了他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对重塑西方文明的期冀。
（二）疏远、不赞成和批判抨击
1.疏远、不赞成
在主观方面，索尔·贝娄对于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反文化”的不赞成主要因为他的传统道德认知与当时社会现状相去甚远。在赛姆勒先生的视角下，他对社会传统道德长期以来的认识与认可导致他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反文化”对其思想的“入侵”。由于其态度定式，赛姆勒先生对于新事物、新思想的出现，持惯有的闭锁与排斥心理。而他所秉持的一些传统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与20世纪六十年代在青年群体中所流行的开放观念并不协调同步，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而这种差异与相悖也引起了他对于“反文化”态度的发展变化。
在客观事实中，不赞成的态度主要是因为传统文化与“反文化”之间差异之大与变化之迅猛令贝娄始料不及，也只有青年群体能够跟得上这次“反文化”席卷而来的浪潮并成为引领浪潮的主力军。而以赛姆勒先生为传声筒的贝娄本人，既无法及时对新出现的文化作出及时的了解与反应，同时，他的固有认知与传统价值观念也让他对于这场浪潮的到来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容易从了解之初就产生先入为主的排斥心理。
综上所述主客观两方面原因，赛姆勒先生的个人经历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变化之快、之大都对其多重态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2.批判抨击
贝娄对于伴随着“反文化”一齐到来的一些其他社会现象抱有批判的态度，甚至对其进行猛烈抨击。具体表现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一书中的三个方面，分别是泛滥的暴力、物质贪欲与性解放运动。
泛滥的暴力首先集中表现在黑人扒手这一形象上。穿着高贵的黑人扒手在公车上偷窃，被赛姆勒先生发现之后将赛姆勒先生逼至角落，向他展示自己的生殖器，这对此时身残体弱且年岁已大的赛姆勒先生来说，无疑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炫耀甚至一种较为粗暴的挑衅与直接示威。黑人的一举一动均带有高出赛姆勒一等的权力感和优越于赛姆勒的阳性力量感，他在赛姆勒面前由被凝视到主动展示阳具的转变正如黑人由被歧视、被剥夺话语权，到打破种族隔离制、通过民权运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种沉默却令人窒息的示威之下，赛姆勒先生不仅受到了视觉上的刺激，伴随而来的更是一改往日形象的黑人扒手反凝视的抗争行为在观念层面上对赛姆勒先生产生的巨大冲击[9]。书中同时也有关于对街头暴力熟视无睹甚至推动矛盾激化的警察和对赛姆勒先生恶语相向的青年们的描写，他们以不同方式对赛姆勒先生施加了暴力，使赛姆勒先生对于“反文化”的态度逐渐变得明晰，其批判的立场逐渐变得坚定。
物质贪欲主要体现在赛姆勒先生的亲属身上。他的侄孙华莱士在与他的谈话中提出了对父亲格鲁纳的不满以及对得到父亲存款来发展事业的渴望，他甚至想通过打破水管来获得那笔钱；而他的女儿苏拉更是两次偷走了拉尔博士的论文手稿并将其藏匿起来。对他们行为的评价，用原文的话来形容，“这也是当代的特点——无法无天”。贪欲和庸俗被视为正当——把往日受到人们尊敬的东西翻了个个儿[10]。
至于性的解放，则可从青年一代的代表苏拉与华莱士平日的社交生活中窥见一斑。小说中，在谈到新一代女性的放荡不羁时，赛姆勒先生直言“在她们厌恶权威之际，她们对谁都不愿意尊敬，甚至连她们自己都不尊敬”[11]。在赛姆勒先生与华莱士父亲的交谈中，赛姆勒先生提到苏拉“看到一个女人以过多的方式与过多的男人胡搞……她的双眼全显得房事过度”，华莱士更是在家中支持的事务所上班时玩弄速记员的乳房。
在面对充斥着暴力、贪欲与性的时代环境中，贝娄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了身边人的这些行为的冲击，他对“反文化”的认知与情感在不断更新，逐渐蒙上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
（三）仍怀希望
那是一个“你打开一扇嵌着宝石的大门，出去就置身在腐化堕落之中，从高度文明的拜占庭的奢侈豪华，一下子就落尽了未开化的状态，落进了从地底下喷发出来的光怪陆离的蛮夷世界”[12]，当时社会面临精神堕落和人道主义危机，印度科学家拉尔博士已经对这个人类仅有的家园失去了信心，“厌恶透了地球”，将希望寄托于月球，主张“向外出发，乘坐人类的飞行器向月球方面驶去”；而赛姆勒先生虽然对这充满暴力、混乱、腐败的世界进行批评讽刺，但是他并没有对此怀有消极态度，他认为人类还有挽救的余地，地球还有修复的可能。索尔·贝娄借助赛姆勒表达了对重建人类文明的希冀、对拯救失范社会的希望[13]。
赛姆勒先生对拉尔博士所说的“人类正在把自己吃掉”的“实际情况”提出质疑，认为“人有一种本能，不愿跳进死的王国里去”，人类拥有更多的还是生的欲望而不是死，并且“除非采取一种普遍的自我毁灭的行动，人类是不能了结自己的”。由此可见，贝娄对地球上的人类还是抱有希望的，认为他们本着“一种生存意志的道德观念”不会等待接受“死的王国”的“最后一次爆炸”，深信他们不会摧毁自己；并且即使处失范和狂热之中，仍有那幺一群人，“他们乘坐公共汽车到工厂去；他们开设店铺；他们打扫；他们包扎；他们洗涤；他们安装；他们照料；他们计算；他们操作着计算机。每一天、每一晚都是这样。而且，不论内心多幺激动反抗，多幺惊恐绝望或是疲惫不堪，他们总前去工作，乘电梯上上下下，在办公桌前面坐定，坐在方向盘后面，操作机器”[14]。在混乱中，他们出来寻找工作，他们承担责任，他们尊重秩序，他们是重建人类文明的希望所在。人类还有救，我们这个星球还有修复的可能[15]。
这或许也是赛姆勒先生不愿意逃离地球、去往月球的原因，制约人类发展的不是星球，而是人类本身，他只是在等一个时机，“当我们有了一个住满了圣人的地球，而我们又一心想着月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登上航天机器，飞上天去了……”[16]他在等地球上“住满了圣人”，这意味着当人类不再疯狂、不再极端，当社会的“天花板”重建时，“月球计划”便可实施了。这也是贝娄的希望，他希望狂热愚蠢的人类可以醒悟，希望混乱失范的社会可以被拯救。
三、结语
本文以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作品《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为典型文本，通过文本中呈现的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特征与社会特征，研究索尔·贝娄对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反文化”的多重态度，并结合《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对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作出客观、创新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