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末，以“和谐”为核心思想的生态女性主义传入中国。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审视新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可以发现，以迟子建、孙惠芬为代表的作家针对女性与自然、女性与男性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进而产生了具有共性的创作主题，拓宽了女性文学写作领域。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出发，分析迟子建、孙惠芬新世纪以来的部分作品，探究其创作主题中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并讨论生态女性主义对新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女性文学；新世纪；迟子建；孙惠芬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12-005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2.017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作为女性思想与生态思想交叠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提出要将女性与自然从父权制文化中解脱出来，主张打破二元对立，构建男女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格局。20世纪末，伴随着生态女性主义传入中国，“温情写作”开始复苏，90年代二元对立的极端局面得以扭转，极大地影响了新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使其创作主题呈现出新的思想内涵和共同点。来自漠河极地的迟子建与来自辽南的孙惠芬这两位备受瞩目的东北女作家在其创作中尤为突出地表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一、女性与自然：“本源同构”向“压迫同构”的转变
原始社会中，面对自然和女性的神秘力量——包括孕育生命并掌控群体的繁荣，男性将自然集中到女性身上。伴随着男性活动逐渐战胜复杂的生命力量，自然和女性被男性奴役。角色和地位的共性使生态女性主义将自然视作女性的同盟，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即“本源同构”。
伴随着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学者针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过分强调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会造成更严重的二元化分离。真正使女性与自然结伴的动因实际上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对抗，“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赋予第一项优越性，从而迫使第二项从属于第一项，父权制文化的发展使这种对立更加极端，并以“男权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分别表现在女性主义批评和生态批评中。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下，女性和自然走向了联合，即“压迫同构”。
这一转变同样体现在迟子建与孙惠芬的文学创作中。
（一）女性与自然事物
毕淑敏1999年在《女人、清水、纸张和垃圾》中指出由于角色身份的定位，“水是女人天生和谐的盟友” ①，十分可贵地捕捉到了女性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但后续主题的阐发止步于女性要加强环保意识，认为女性爱护自然是在“赎罪”，没能触及生态女性主义的内核。尽管如此，这篇于世纪之交出世的散文预示了新世纪我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方向。
新世纪以来，迟子建在2000年创作了《女人的手》，文中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女性对水的喜爱：“女人大都爱水，米浆、洗衣水的每一次浸泡都使得手获得一次极好的滋润。” ②女人的手能接触到花卉植物的灵气，男性则不能。那幺为何男人们获取不到这种气韵呢？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父权制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女性由于社会分工，在家务劳作中与自然有了更亲密的接触，不再仅强调女性和自然的天然内在联系，转而进一步去探寻其背后的成因。
《月白色的路障》中喜欢平原风景的王雪棋，最后化作“月白色的路障”并死在了车轮下，“就像垂向人间一缕凝固了的月光”，没有留下一丝血迹。然而当张基础刚想捧起一把河水喝上几口时，却“忽然听到河面有哗哗的声音传来，起身一望，见于彪正坐在驾驶室里往外撒尿”。月光如水，王雪棋是凝固的月光，也是清澈的河水，在王张庄人们对金钱的渴求、对欲望的发泄中被玷污，因而当她面对豁亮的平原时，会生发出宛若小舟般随波荡漾的情愫。
《门镜外的楼道》中，最后一次出现的，裸露着青皮，甚至有了裂纹的鸡蛋何尝不是老梁内心世界的写照呢？父权制社会中掌握话语权的人制定了规则和道德评判标准，女性中又有部分异化为施压者，最终导致老梁的前半生被同为女性的姑姑埋葬，后半生的一点温情被世人的成见摧毁。身为知识分子的“我”透过“六个鸡蛋”窥到了另一种女性的生命状态，见证了生命的复苏，又见证了她在父权制社会中的消亡。
而在《一匹马两个人》中，既有梦见“麦子里藏着珍珠”的爱做梦的老太婆，又有哭诉“我恨这些麦子”的印花。印花与母亲以“清白”为代价获得了麦子，与任人收割的麦子一样，都属于弱势的一方。
父权制文化背景下，女性与自然在无形中形成了紧密的关系，她们对待自然事物的情感也并不都是热爱，同样会有厌恶等复杂的情绪相伴。由此可见，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天生的，而是与自身的处境和经历息息相关。平淡舒缓的文字中流淌着迟子建对女性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透露出“本源同构”向“压迫同构”的转变趋势，进一步揭示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
（二）女性与生存空间
作家笔下关于女性与生存空间的思考，则真正揭示了“压迫同构”的内涵。
《蒲草灯》中迟子建站在男性的视角，以“我”的口吻讲述了杀人犯逃亡的故事。文中关于男性用强奸对女性进行报复、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和厌弃等与现实生活出现重影。比如“我”直言五舅家门前的街“就是一个老妓女的模样，又脏又臭，破旧而颓废”，将恶劣的生存环境与女性画上等号。然而恶劣的生存空间是人类一手造成的，妓女则是欲望催生的产物。相较于《月白色的路障》中月光与河流的隐喻，迟子建用简短的明喻和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将“压迫同构”的内涵揭示得更加透彻。
与女性和自然一样，乡村也是第二项，它落后于作为第一项的城市，且这种弱势随着父权制文化在乡村的根深蒂固以及城市的物欲横流而愈发明显。
同样来自东北的孙惠芬与迟子建一样，信奉温情的力量，她用平淡烦冗，长于抒情的文字描绘了歇马山庄的人生百态。从《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开始，孙惠芬便一直在剖析女性对乡村眷恋却又想逃离的复杂情绪，以及面对城市带来的伤害时依旧选择奔赴的症结所在。潘桃对城市的向往是农村居住环境以及丈夫的外出引起的：脏而旷的院子是白天的全部，丈夫为了额外的收入暂缓回家的脚步。潘桃只觉得自己是埋在土里的瓜秧，“爬到哪里，都觉得压抑，都感到是在挣扎”。在物质匮乏与精神枯寂双重因素的作用下，潘桃说出了李平被城市伤害了的过往，使这个从城市逃离，返归乡村的女性再次失去了容身之所，自己也彻底失去了在乡村里的那一丝慰藉。身处乡村的“燕子”老人终其一生再没能回到娘家的悲剧则源自扎根在乡村中的父权制文化：因为使父亲蒙羞，她成了史家沟的“败类”；因为让儿子孤独，她又成了歇马村的“败类”。传统的道德观念使她丧失了作为女儿、妹妹、妻子以及母亲的能力与天性，即使在广袤的乡村中也没有依存之处，最后在一片苞米地旁的小路上凄然离世（《燕子东南飞》）。
乡村被父权制文化占领又被物欲侵染，女性只能另寻出路。《天河洗浴》中，睡大炕的歇马山庄人“都要像城里人那样为女儿打一张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正如孙惠芬所言，乡村女孩的城市梦虽已破灭，灵魂却将永远躁动。因此即使吉佳知道自己需要减法，可是在看到“天河”二字后还是敏感地想到了自己的经历：“进了一趟城，歇马镇，家，什幺什幺都觉得陌生了。”而在众人的艳羡中站到了“天河”另一岸的吉美，获得的也只是“多几倍的包裹”和满身的伤痕。相较于吉美的哭诉，小青却寄希望于能以身体为代价获得在城市的容身之所，尽管她面对的只有一次次的背弃，在返回歇马山庄后她依旧选择再次奔向城市。村庄挤压她们青春的心，世俗的观念以及对物质的追逐又使她们奔赴城市，无数的“北妹”们被城市剥削，被男权戕害。
在父权制文化的影响下，乡村丧失了心灵栖息地乃至安身之处的功用，女性被迫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城市却再次给予她们痛击，使她们又眷恋起身后的故土。逃离与奔赴的循环展现了生存空间被破坏殆尽，女性从肉体到灵魂都无处归依的生存困境。
二、女性与男性：和谐共生
“压迫同构”淡化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关系，不再将男性排除在自然之外，进而使男性获得了与女性一起共建“和谐”的机会和能力，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永恒主题。在女性作家笔下则表现为原本苍白或不在场的男性逐渐回归，形象更为复杂丰富。
《狗皮袖筒》中，吉久从哥哥身上体会到久违的母爱的温暖，吉宽看见弟弟像女人一样做饭也没有脾气，男性一度扮演起了缺失的女性角色。吉宽对女性的敏感，则“是因为他在潜意识中拒绝着粗暴的赤裸裸的金钱与肉体交换所导致的男女低俗关系” ③，“总是让他骨肉分家”的寒冷背后隐藏着吉宽对性欲以外的渴求，解构了男女二元对立的思想。迟子建笔下，作为男性的罗郁崇尚“无性的婚姻”，将对子嗣的渴求寄托在布娃娃身上，不再从生理层面对女性进行掠夺（《鬼魅丹青》）。
与此同时，作家关注到，父权制文化架构起的社会结构和传统道德观念使男性与女性都成为其受害者。卓霞与罗郁因为“无性的婚姻”分手，之后沦为人们口中的谈资；齐向荣和刘良阖则靠母亲身体里的一颗肾脏，用道德和责任将二人深埋在婚姻的坟墓（《鬼魅丹青》）；灰黄色的乌塘镇上，为了能与儿子更好地生活，蒋百嫂将蒋百的尸体锁进了轰鸣的冰箱，后者无法入土为安，丧失了死者的尊严；前者灵魂枯萎，永远走不出漫漫长夜（《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燕子”老人惨痛的人生历程中，她的儿子燕老大也与孤独为伴，亲手摧毁了来之不易的婚姻，为着仅有的一个亲吻而病态地将自己和母亲捆绑在一起，成为歇马庄的“异类”，并在得知真相后自尽（《燕子东南飞》）。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作家们认识到在父权制文化的框架中男性与女性一同承受着苦难，甚至因自身的“优势”而背负更多。苦难拉近了男性与女性的距离，缓和了尖锐的性别对立。
生态女性主义重新审视两性关系，不再一味地强调性别差异，将关注点聚焦到父权制文化而非男性上，使男性成为女性的盟友，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打破二元对立。事实上，也只有“在承认性别差异、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寻求两性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才是建设性的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女性主义” ④。于是在寂静的林中，孟和哲治好了方雪贞的“病”，让她干涸的生命再次“荡起阵阵涟漪”（《微风入林》）；死亡之谜的背后，是蔡雪岚被子嗣圈禁的人生因罗郁而焕发生机，二人的相恋打破了男女之间性欲的羁绊（《鬼魅丹青》）；陈旧粗粝的镇上，蒋百嫂在陈绍纯哀婉的歌声中“依偎在水泥台阶前流泪”，而“我”则在悲凉的曲调里看到了去世的魔术师丈夫（《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陈青和马每文能在历经痛苦后共同经营着和谐的家庭（《第三地晚餐》）；来自乡村的林秀珊和王锐在城市生活的重压和红尘的诱惑中依旧相爱（《踏着月光的行板》）；金易江可以容下史带弟的命（《燕子东南飞》）；二妹子的身体也可以因为丈夫而流动着槐花的芳香（《一树槐香》）；哪怕是宣称“不要相信男人！一定不要”的看似被“女性意识”笼罩的女人们也“并没有真正丧失对男人的希望” ⑤（《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
和谐社会建设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迟子建与孙惠芬作品中的男性与女性不再纠结于性别的分野，而是“在保证彼此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建立起相互之间的延续” ⑥，能够在克服困难，反复磨合之后共同经营家庭，进而构建起和谐社会，迈向了生态女性主义所期待的“和谐”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趋势。
三、结语
从20世纪初性别复苏开始，经过80年代的强烈反叛后，中国女性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女性作家们通过欲望书写和身体书写进行“一个人的战争”，但最终造成了二元对立的极端局面，导致自身写作领域日益狭小、文艺创作缺乏活力的同时，甚至在无意中使“女性重新陷入男权文化的陷阱” ⑦，并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时逐渐归于沉寂。
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传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审美价值观念和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同时为中国女性文学界带来一缕新风。站在生态女性主义视域审视新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已然成为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重要途径。在全新的文学批评尺度下，新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整体呈现出“和谐”的创作趋势。和谐是保证社会稳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富足，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在此背景下，新世纪以来，女性作家用更沉稳冷静的目光剖析现代社会，思考女性与自然、女性与男性的关系，探究问题的根源所在，建构和谐共生的理想格局，字里行间流动着生态女性主义意识，与时代精神相契合，共同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也为中国女性文学开辟出更广阔的前景。
注释：
①毕淑敏：《女人与清水、纸张和垃圾》，载1998年《妇女·环境·使命——97妇女与环境研讨会文集》，第31-36页。
②迟子建：《女人的手》，明天出版社2000年版。
③赵阳：《社会化与个人化之间》，河北大学2008年学位论文。
④王艳芳：《从性别对抗到多元化书写——论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新走向》，载2006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论文集》，第62-67页。
⑤张赟、孙惠芬：《在城乡之间游动的心灵——孙惠芬访谈》，《小说评论》2007年第02期，第39-44页。
⑥金志烨：《生态女性主义及其当代价值》，南京师范大学2021年学位论文。
⑦戴锦华：《犹在镜中 戴锦华访谈录》，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格雷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主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迟子建.鬼魅丹青[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4]迟子建.迟子建作品精华本[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5]迟子建.一匹马两个人 迟子建短篇小说经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6]孙惠芬.燕子东南飞[M].大连：大连出版社，2014.
[7]孙惠芬.歇马山庄[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
万彤彤，女，江苏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