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其复杂的叙事结构以及成熟的叙事艺术使得应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分析《红楼梦》成为可能。以查特曼、里蒙·凯南为代表的西方叙事学家将隐含作者视作读者从文本推导出的建构物。本文从该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红楼梦》中不可靠叙述者石头对宝玉、刘姥姥、袭人的不可靠叙述以及对于宝玉与袭人、黛玉与宝钗不同的距离控制讨论《红楼梦》对隐含作者的建构。

【关键词】《红楼梦》;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距离控制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3-000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3.001

一、隐含作者

隐含作者最初由布斯在《小说修辞学》提出,被称为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既是真实作者在创作文本时隐含的“自我”变体,又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文本建构出来的作者形象。[1]80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内部就有张力,故在叙事学领域里逐渐演变出两个倾向[2]136-145:一是偏向从文本出发,认为隐含作者是读者根据文本推导出来的建构物,以查特曼、里蒙·凯南为代表:“必须将隐含作者看成读者从所有文本成分中收集和推导出来的建构物。的确,将隐含作者视为以文本为基础的建构物比把它想象为人格化的意识或‘第二自我要妥当得多。”[3]90由这个角度出发,研究隐含作者多依靠与叙述者、人物进行对比。二是偏向从作者出发,认为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创造出来的建构物,以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为代表:“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精简了的变体(a streamlined version),是真实作者的一小套实际或传说的能力、特点、态度、信念、价值和其他特征,这些特征在特定文本的建构中起积极作用。”由这个角度出发,研究隐含作者多依靠与真实作者进行对比。

红楼梦“集古代小说构思、叙事大成,与西方小说接轨,开现代小说构思和叙事先河”[4]94-100。本文在研究《红楼梦》的叙事艺术时采用第一种思路,即将隐含作者与叙述者进行对照,根据不可靠叙述效果反推出对《红楼梦》隐含作者的理解。这样是为了便于摆脱目前学界对曹雪芹本人的定见,更客观地从文本出发探究隐含作者的意图。在《红楼梦》第一回里,作者本人已将自己的身份限定在文本之中:“后因曹雪芹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5]4真实作者进入文本化身为“编辑者”,而不是故事的操控者,这说明隐含作者希望赋予隐含读者①解读文本的权力,无意把叙述者的声音作为隐含作者的声音。此外,《红楼梦》凡例提道:“此回中凡用梦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5]2,因此《红楼梦》作者的立意就是要进行不可靠叙述,隐含作者的判断必定与叙述者声音不完全相同。

因为《红楼梦》充满不可靠叙述,从文本出发比从作者本人出发探讨隐含作者更为可靠。本文采纳里蒙·凯南对隐含作者的解释:“隐含作者的概念必须去人格化,最好将其视为一组隐含规范,而不是说话者或声音(即主体)。因此,隐含作者不能按字面意思是叙事交流情境的参与者。”[3]91当叙述者唤起读者的价值判断与隐含作者不符时,该处叙述就不可靠。里蒙·凯南提出不可靠叙述的来源主要是叙述者的知识有局限,亲身参与事件以及价值体系有问题。[3]103-104找到不可靠叙述内容之后,可以反推出隐含作者的真实态度。不过,要判断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本身就有难度,对此里蒙认为位于超叙述层的异故事叙述者是可靠的。[3]106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里将故事层分为故事外层、故事或故事内事件、元故事事件。[6]158赵衡毅在热奈特基础上将叙述层分为超叙述层、主叙述层、次叙述层。其中的主叙述层是主要叙述者所在的故事层,超叙述层则是在主叙述层之外的故事层,主叙述者属于超叙述层里的一个被叙述对象。次叙述层位于主叙述层以下的叙述层,这一层次也叫元叙事,里面的叙述者多是主叙事层里的人物。[7]58

二、不可靠叙述

作者不仅在《红楼梦》开篇明示不可靠叙述,也在故事正文中多处暗示。第一回就提到《红楼梦》有六个可能的“书写者”:“作者自云”,“石头”所记,“空空道人”抄录,“吴玉峰”题曰《红楼梦》,“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曹雪芹”披阅增删。这六个“书写者”里,石头是主叙述者,位于主叙述层。其他五个“书写者”都位于超叙述层,消解掉“石头”叙述声音的权威性。石头跟随神瑛使者下凡,用旁观者的视角全知或限知地叙述了《红楼梦》的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多处存在与隐含作者矛盾的地方。

本文考察的不可靠叙述者是石头,主要讨论其对宝玉、刘姥姥、袭人三人的不可靠叙述。这三个人物对《红楼梦》的叙事结构都起着重要作用。宝玉是石头(通灵宝玉)的携带者,很多重要事件都有宝玉参与。刘姥姥三进荣国府,作为外来人,见证了荣国府由盛转衰的过程。袭人是宝玉身边最重要的丫头,怡红院没落的重要内因是她。

(一)关于宝玉的不可靠叙述

《红楼梦》的叙述者谈及贾宝玉时表面上是揶揄的语气,以第三回宝玉在黛玉面前出场时的《西江月》二词最具代表性。[5]35这里侧重讥讽宝玉“痴傻”,然而这两首词对贾宝玉的评论,在文中又出现多处与其矛盾之处。例如在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称宝玉“天分高明,性情颖慧”,宁荣二公称其“聪明灵慧略可玉成”。在第十七回“贾宝玉机敏动诸宾”也可以看出宝玉其实也有作诗的才华。

另一个关于宝玉较具代表性的不可靠描述在对宝玉“淫”或“情”的价值判断。叙述者没有就这一点给出对宝玉明确的评价,而是在开头借冷子兴、贾雨村、警幻仙姑给出三种不一样的说法。冷子兴说贾宝玉将来“色鬼无疑”,贾雨村说他“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警幻仙姑称贾宝玉是“古今第一淫人”,其内在含意是“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文中多处也有叙述者石头对宝玉的否定描述。比如宝玉初见黛玉,摔玉,石头说:“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紫鹃试探宝玉说黛玉要离开贾府,惹得宝玉“急痛迷心”。黛玉幸喜“众人都知宝玉原有些呆气”。[5]610

从全文来看,对宝玉的否定评价(如“痴傻”“淫”)多于对宝玉的肯定评价(有“情”),否定评价的视角多来自荣国府外人,这类人捍卫封建传统。为数不多的肯定评价来自太虚幻境里警幻仙姑,这部分属于《红楼梦》“梦幻”的部分,而且警幻仙姑属于主叙述层里的异故事叙述者,可信度高。结合《红楼梦》的立意——梦幻,本文认为隐含作者对贾宝玉的态度更接近警幻仙姑的评语,即贾宝玉是聪慧、有情有义的。

(二)关于刘姥姥的不可靠叙述

刘姥姥刚出场时很容易被读者当成只是一个小人物。叙述者在引出刘姥姥时如此说道:“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倒还是头绪。”[5]64

但结合后文内容,读者便可发现刘姥姥对组织《红楼梦》的情节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在三个重要时间,以特殊身份接触贾府方方面面人物并目睹贾府兴衰:第六回进荣国府时,荣国府气势薰天;第三十九回进荣国府,荣国表面还是豪华享乐却已经入不敷出;第三次进荣国府,贾府败落,巧姐被狠舅奸兄卖进妓院,为刘姥姥所救,后跟板儿结婚,成为纺纱织布的农村妇女。所以作者安排刘姥姥出场并不是随意之举。

关于刘姥姥的信息,叙述者进行了“不充分解读”,这是因为叙述者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整个《红楼梦》文本的信息源。因为这部分的叙述内容是由石头回忆视角讲出的,它或许能在空间上全知,知道不在场的事情,但是不能预知未来②。这样写也有一个好处便是增加悬念,让隐含读者在读完小说后才能真正意识到刘姥姥的重要性。

另一个能体现对刘姥姥进行不可靠叙述的地方在第三十九回刘姥姥讲故事。刘姥姥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雪下抽柴”的故事;第二个是“观音送子”的故事。叙述者说这些故事都是刘姥姥现编的,表面上看似只是普通故事,可是这“雪下抽柴”的故事让隐含读者隐约觉得有隐含作者的深意在。这里有几个证据:1.刚说到“抽柴”,贾府就着火了,让隐含读者联想“雪下抽柴”说的是贾府的真事。2.“雪”与“薛”音同,“柴”是木头,而且这位抽柴的小姐叫若玉,含“玉”字,因此“雪下抽柴”场景与“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有类似之处。这也很容易让隐含读者联想到钗黛的命运。隐含作者在此借一个“小人物”提示主要人物的悲惨命运,能够调节叙事气氛,让看似平静的场面蕴含着紧张的情绪,而这情绪由宝玉的反应直接表现出来。宝玉听了故事后默默地找刘姥姥打听故事中女孩的下落,很关切她后面的命运。[5]420“雪下抽柴”的表面含意与内在深意成功形成张力,增加了阐释文本的不确定性。

结合这部分内容来看,隐含作者安排刘姥姥出场是为了提示贾府及里面主人公的命运。

(三)关于袭人的不可靠叙述

袭人也是一个复杂的次要人物,关于她的叙述也充满不可靠之处。第五回对袭人的判词是“温柔和顺”“似桂如兰”。隐含读者在阅读的最初阶段很容易对袭人产生好感,因为袭人表面上很符合这样的判断,比如说黛玉初见宝玉后,宝玉摔玉,大闹了一场,袭人晚上还特意安慰黛玉,可见袭人待黛玉不错。可随着叙事进程逐渐推进,袭人言行不一致的一面渐渐暴露出来。比如在第三十二回,袭人就在史湘云和贾宝玉面前说褒宝钗贬黛玉:

“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的怎幺样,哭的怎幺样呢……”[5]345

随后,宝玉对黛玉表白的话被袭人听见了,袭人更加对宝玉跟黛玉的关系心生警惕,也就为她后面向王夫人打小报告埋下伏笔。[5]348

第三十四回,袭人主动向王夫人请求让贾宝玉早日搬出大观园,获得王夫人赏识,自此成了王夫人心腹。石头没有叙述袭人打小报告的具体场面,但是读者可由宝玉对袭人的防备之心越来越重推出袭人是大观园败落的重要内因。最早可见端倪的地方也是在第三十四回,宝玉被打后,“心下记挂着黛玉,满心里要打发人去,只是怕袭人疑心,便设一法儿,先使袭人往宝钗那里借书去”。而在第七十七回,晴雯、四儿、芳官被逐,宝玉对袭人的疑心到了顶点:“怎幺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单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纹来?”“袭人细揣此话,好似宝玉有疑他之意。”读者这时候才惊觉,原来袭人内心是这等心狠手辣,与“温柔和顺”的判词相差甚远。在这里,叙述者有意隐瞒了袭人做坏事的事实,误导读者相信袭人是个心地纯良的女子。这里可见隐含作者对于袭人的态度很复杂,既有喜爱、怜悯,也有恐惧、厌恶。

三、距离控制

隐含读者对人物的态度受距离影响。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对叙述中的距离类型进行了细致的分类:第一,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地离开隐含作者;第二,叙述者也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他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第三,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读者自己的准则;第四,隐含作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读者;第五,隐含作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其他人物。[1]175-179本文在讨论不可靠叙述的时候属于第一类距离,即“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地离开隐含作者”。这一部分讨论移情或反讽效果采用第二种距离类型,即“叙述者也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他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里蒙·凯南已经指出,叙述者与人物有距离时可能反讽,也可能产生移情效果。[3]117本文将参照布斯于《小说修辞学》中分析“《爱玛》中的同情与判断”一文,对比分析宝玉与袭人、黛玉与宝钗两组叙述距离。

(一)移情或反讽

《小说修辞学》提到,“持续不断的内心活动将引导读者希望带他旅行的人物得到好运,而完全不管她所暴露的那些品质。”[3]275也就是说,隐含作者在何种程度上暴露人物的内心活动,以及如何暴露,将影响读者对人物的态度。《爱玛》的主人公其实是不容易让读者喜欢的人物,她过分自负,也很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的生活,既缺乏仁慈之心又缺乏自知之明。简·奥斯汀为了让读者保持对这个人物是否获得幸福产生兴趣,选择了借助于通过爱玛的眼睛来表现大部分故事。隐含作者确保读者跟着她留意故事进程,而不是站在她的对立面。这样读者就通过了解爱玛的内心世界,拉进了与爱玛的距离,从而发现其内心深处能够弥补她表面缺点的品质。本文将借助这一分析方式,分析隐含作者为什幺同情宝玉,嘲讽袭人。

与此同时,布斯提到,要想保持读者对爱玛的同情还需要控制对其他人物的内心观察。例如,作者有意控制了对简·费尔法克斯的心理描写。该人物是对爱玛最大的威胁,除了缺少主角光环,简在趣味、能力、理智、情感等许多方面要高于爱玛,稍不留神就会让读者更同情她,从而偏离隐含作者的意图。因此作者小心翼翼地克制展露简的内心,对她的反应都是轻描淡写。爱玛与简的关系颇似黛玉与宝钗,为了让读者更同情木石前盟,隐含作者对黛玉内心世界的展露要远多于对宝钗的展示,后文将进一步分析作者对这两人物内心世界的处理方式。

(二)宝玉与袭人

前文已经分析,《红楼梦》里对贾宝玉、袭人都进行了不可靠叙述,由此造成的反讽效果并不相同。对宝玉,叙述者明显讥讽大于赞扬,但是隐含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反倒对他产生了同情心理,这是因为叙述者对宝玉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很多描写,弥补了宝玉的外在缺陷。正如前文提到,外人关于宝玉的评价有“色”“淫”,而且宝玉的行为也并非完全恪守礼节,他与袭人发生过性关系,与金钏儿调情,也曾与碧浪一起洗澡弄湿席子。从这些事件来看,宝玉对待女婢与一般的纨绔子弟也没什幺不同,可是隐含作者安排的一些心理描写,让宝玉“痴情”人设成立,更加能获取读者同情。

比如在金钏儿跳井后几回,叙述者写到宝玉在王熙凤生日当天要处理一件私事,只带茗烟一人去荒凉的水仙庵祭拜一人。叙述者在这里没有说明宝玉祭拜何人,可是茗烟之口道出了真相。[5]460

通过茗烟,读者才推测出宝玉是在祭拜一个不久前去世的女子,回顾前几回才会发现宝玉心中还记挂着金钏儿。金钏儿之死已成为宝玉心中隐秘的伤痛,宝玉并没有对任何人包括黛玉明说他的行为,这使得读者与宝玉共享他的心事,拉进了读者与宝玉的情感距离,因此读者对宝玉更偏向移情而不是嘲讽。

可见隐含作者的实际意图是肯定宝玉,安排叙述者讥讽是为了让隐含读者移情于宝玉,同情宝玉不被世人理解的孤寂。与宝玉相反,《红楼梦》对袭人内心世界的披露并不多,她向王夫人打小报告的行为是读者通过宝玉的推测猜出来的。袭人的小动作与她表面的温和良善形成鲜明对比,一直是有目的地执行成为宝玉姨娘的计划,隐含作者并没有过多展示她内心的挣扎,因此这个人物很难让读者对她产生共情。

(三)黛玉与宝钗

关于隐含作者对黛钗的态度,影响深远的有黛钗合一说。俞平伯认为曹雪芹对黛玉与宝钗的评价是不偏不倚。[8]75+160-161

通过细分析《红楼梦》里对黛玉、宝钗的心理描写,本文认为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更倾向于同情黛玉,主要体现在对黛玉内心的披露多过对宝钗的。现以她两人跟宝玉相关的情节为对比,先说宝钗与宝玉,第二十回:

“宝玉笑道:‘要像只管这样闹,我还怕死呢。倒不如死了干净。林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这样闹,不如死了干净。宝玉道:‘我说我自己死了干净,别听错了话赖人。正说着,宝钗走来道:‘史妹妹等着你呢。说着,便推宝玉走了。这里林黛玉越发气闷,只向窗前流泪,没两盏茶的工夫,宝玉仍来了。”[5]215

在这里,宝钗充当了宝玉与黛玉之间解除误会的障碍。石头对宝钗的内心动机只字不提,反倒是对黛玉的心理进行详尽描写:“我是为我的心。”让读者见了难以不怜爱她。

跟黛玉的率真、毫无保留的爱相比,宝钗对宝玉的情感始终是非常内敛的,有时甚至让读者疑她并没有动心,比如在第二十八回:

“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同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5]312

这里看出,宝钗尚未对宝玉动情。宝钗对宝玉感情发生转折的地方在宝玉被贾政痛打以后,伤势严重的宝玉还不忘安慰宝钗,怕宝钗因薛蟠不自在。在这之后,就有了宝钗趁宝玉熟睡时替他绣肚兜。肚兜是人的贴身衣物,宝钗愿意替宝玉绣肚兜说明她的感情已经不简单,直到后面宝玉说梦话,该场景蕴含的情绪达到高潮:

“宝玉在梦里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幺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5]385

按理说,宝钗听到宝玉这样直白的宣言,正戳中她此前考虑的“与有玉的结为婚姻”,理应思绪万千,可即使是在这样的场合下,叙述者仍然只是简略带过宝钗的心理反应,比黛玉在同等情绪饱满的场合下心理描写少太多。

比如在第二十六回,黛玉见宝钗先进了怡红院,后又被晴雯关在门外,叙述者用直接引语引出了大段黛玉的独白:

“必定是宝玉恼我告他的原故……你今日不叫我进去,难道明日就不见面了?”[5]286

像这样用直接引语引出的黛玉独白还有很多,经常在黛玉与宝玉生误解拌嘴的时候出现。独白让读者贴近她的所思所想,比起同理宝钗,读者更容易同理她。仔细考虑,宝钗也是个让人同情的女子,她的才智、气质不亚于黛玉,且也丧父,再加上宝玉并不爱她。可是叙述者对宝钗的内心披露得极少,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塑造出她“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冷”美人形象,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为了平衡她与黛玉的地位。隐含作者为了保持宝玉、黛玉的爱情悲剧效果,必须让读者在黛玉与宝钗之间更加同情黛玉,也因而向读者展露出黛玉更多的脆弱心理。

四、结语

文本从隐含作者角度出发,选择两种方式探索《红楼梦》隐含作者的意图。在“不可靠叙述”部分分析叙述者“石头”的不可靠叙述,以及在“距离控制”部分分析叙述者对人物内心观察的控制。

结果发现,在关于宝玉的不可靠叙述里,叙述者与人物的声音出现矛盾之处,由此推断出隐含作者实际上认为宝玉不痴傻,赞扬他对女子的痴情。在关于刘姥姥的不可靠叙述里,叙述者的声音与事件实际走向出现矛盾,由此推断出刘姥姥不是一个无关小人物,被隐含作者设置成对《红楼梦》叙事结构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在关于袭人的不可靠叙述里,叙述者的声音与人物实际行为出现矛盾,由此推断出隐含作者对袭人持批判态度。此外,通过“距离控制”,隐含作者让读者同情宝玉,嘲讽袭人,且在黛玉与宝钗之间更同情黛玉。

注释:

①查特曼(Chatman)等叙事学家将隐含读者列出作为与隐含作者对应的读者。

②关于石头何以能在空间上全知的问题,有学者从它变成了“通灵宝玉”角度说起,见蔡义江《“石头”的职能与甄、贾宝玉》,载《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3期,第12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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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蔡义江.“石头”的职能与甄、贾宝玉[J].红楼梦学刊,1982,(3):123.

作者简介:

杨璐滢,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20级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